建国初期的禁毒战争，其实也是经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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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8年，林则徐给道光皇帝上书：
“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实是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
林则徐一语成谶。
由于清朝统治能力低下和国力贫弱，不仅没能彻底铲除鸦片，反而让鸦片传播的越来越广，到清朝灭亡的时候，鸦片几乎和中国融为一体了。
民国年间，虽然国府也颁布过“禁烟禁毒”的命令，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因为国府自己就和上海滩的杜月笙合作，贩运鸦片抽取利润，用来补贴财政和军费。
地方官员们上行下效，纷纷出台所谓的“特税”，并且扶持“特商”，用荼毒人民的鸦片收益来满足自己的野心。
例如主政贵州的谷正伦，便设立特税征稽处，每百两鸦片收10块银元的过境税，还派人和桂系搞关系，商量贵州鸦片运到广西销售的问题。
桂系也想赚钱，便同意谷正伦的要求，不到一年时间就合伙销售12.5万两鸦片。
至于某些县长们，更是强迫农民铲掉农作物，改种鸦片，有些县的鸦片种植面积，能达到耕地的一半以上。
让他们来禁烟禁毒，相当于从自己的身上割肉，怎么可能呢？
所以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时候，全国罂粟种植面积达到百万公顷，吸毒人口有2000多万，各省的大城市里烟馆林立，随处可见形容枯槁的人。
而这些吸食鸦片的人，为了筹措资金，不惜卖房卖地鬻妻典子，受鸦片毒害的人恐怕要过亿了。
九省通衢的武汉是鸦片运输买卖的重地，对鸦片危害的感受也比较深，所以武汉流传着一句话：
烟枪一杆，打的妻离子散，未闻枪声震天。
铜灯半盏，烧尽田地房廊，不见烟火冲天。
而且鸦片的感官体验和经济利益，已经渗透到新中国的某些地方干部之中，腐蚀着新中国健康的肌体。
刘青山和张子善自恃对革命有功，便贪污腐化吸食鸦片，陆续挪用150亿（旧币）公款。
吉林省蛟河县委书记殷子华、县团委书记崔晓光，利用职务之便和毒贩合伙贩毒谋利，甚至用巨额利益把公安局长、税务局长等领导干部拖下水，把整个县委班子变成贩毒集团。
南京法院秘书长丁辰琛收受贩毒集团的贿赂8700万元，然后让一名法院的部下脱离革命队伍，做为自己的白手套，和贩毒集团合伙谋利。
他们利用国家机关的文件和印章，欺骗铁路、航运、邮政系统的工作人员，为自己的贩毒罪行服务。
用国家的资源赚自己的钱，好家伙，犯罪都让他们玩明白了。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大量国家干部、各系统职工和贩毒集团们沆瀣一气，继续做着自清朝以来的犯罪勾当。
可以说，鸦片之毒已经深入中国骨髓，要是控制不住，短期来看肯定是复兴无望，长期来看中国真的要亡国灭种了。
彻底铲除毒品，已是势在必行。
2
自从晚清以来，鸦片毒品在中国存在百余年，早已形成种植、制作、运输、销售、购买的产业链，哪怕有相当部分的人不吸食毒品，也要在这条产业链上谋生，以便养家糊口。
禁毒战争，本质上是一场经济战争。
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各省就把禁毒和经济联系起来。
例如河南出台文件，禁止买卖和吸食毒品，并且按照低于市价的比例收购散落民间的毒品。天津命令毒贩限期上交毒品，政府按照不超过总价50%的价格，给与补偿。
不过毒品是贻害全国的东西，要想彻底消灭毒品，也必须是中央统一部署，在全国范围内统一行动，才有成功的可能。
这些各省的临时规定，有效果，但是不大。
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解放战争也进入尾声，中国基本上没有大规模军事行动，那么禁毒便成为新中国要面临的头等大事。
1950年2月24日，中央人民政府通过《关于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主要内容包括这么几项：
各级政府部门合作，设立禁烟禁毒委员会，其中政府和公安要负主要责任。
1950年起，没有战争的地方立即禁种罂粟等毒品作物。
自《通令》颁布起，全国范围内严厉打击毒品的贩运销售活动。
命令藏有毒品的人限期上交现存毒品，如果是官僚地主上交的，便无条件没收，如果是平民上交的，应该视为财产，酌情给与补偿。
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就此拉开帷幕。
这份通令一出来，各省迅速行动起来，成立了省市县级的禁烟禁毒委员会，开始查封烟馆、收缴毒品、捣毁贩卖毒品窝点等等，短时间内便取得巨大的战果。
以刚经过战火洗礼的新中国的执行力，这其实是顺理成章的事，我们不必多说。
但是从事后来看，新中国的禁毒战争，其实能分成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经济禁毒，也就是釜底抽薪，铲除各地种植的毒品作物，切断毒品的来源。
毕竟城市的禁毒工作再成功，如果农村依然源源不断的种出毒品来，那最后也会成为表面功夫，不可能真正铲除毒品。
革命的精髓是农村包围城市，禁毒也要从农村着手，最后再包围城市。
经济禁毒的任务，《通令》里已经说清楚了。
一方面是收缴毒品，并且给与平民经济补偿。
禁毒通令颁布以后，各级政府部门组成的禁烟禁毒委员会积极行动，和新中国成立前一样，对上交毒品的平民给与低于市价的补偿，相当于低价购买，让以种毒贩毒为生的平民，不至于受到重大经济损失。
对于以毒谋生而沾染毒品的平民，政府根据个人经济情况，给与免费或减价的戒毒药品。
在有些地方，政府为了收缴毒品，甚至允许平民用毒品抵扣公粮。
这几项开支，耗费的都是政府财政。
中央人民政府拨款100亿，用来收购毒品，以及救济贫困的吸毒人员，另外拨款290亿，做为研制戒毒药品的专项经费。
而在地方城市，仅西安就拨款3000万做为禁毒经费，再加上全国各城市的拨款，加起来其实不少于中央政府的拨款。
新中国刚成立的时候，政府财政非常紧张，花钱的地方又多，还能拨出这么多钱来禁毒，可见决心之大。
经济禁毒的另一方面，则是组织干部到农村铲除毒品作物，做为补偿，政府免费提供粮食和种子，或者给农民贷款。
例如在四川南部的雷波县，工作队铲除毒品作物以后，无偿借给农民93万斤稻谷，让他们趁春耕的时候种下去，不要耽误当年的收成。
云南红河州也是种植毒品作物的地方，政府给铲除毒品作物的农民发放12.5万斤粮食种子、耕牛贷款1.5万元、牛种贷款3250元、农具贷款5000元。
类似的事情，全国各地都在发生。
而在经济补偿以后，各地政府就没那么好说话了，谁要是再敢种植毒品作物，工作队可以无条件铲苗，哪怕农民折本也概不负责。
至于没有上交毒品私藏在家的，一旦被查出来，从重处罚。
先礼后兵，先经济后法律，但凡是有点脑子的农民，都不会私藏毒品，更不会继续种植了。
于是经过1950年的禁毒战争，全国焚烧鸦片数千万两，销毁烟具近百万件，全国种植毒品作物的土地减少大半，哪怕是最严重的西南地区，面积从1545万亩下降到600万亩。
这剩下的种植田地，都集中在偏远山区或者边疆地区，暂时没有办法。
可以说，新中国用一年时间，便扭转了鸦片荼毒中国百年的历史惯性，接下来就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了。
3
新中国禁毒战争的第二阶段是断网。
毒品从土地里种植出来，需要庞大复杂的贸易网，才能卖到吸毒者的手里。
据统计，1950年代初期，东北中长铁路沿线的55个县，分布着近一万名毒贩，要么把东北的毒品卖出去，要么把关内的毒品买进来。
山西、河北等华北地区也有毒贩近万人，江苏、安徽、上海等华东地区有毒贩三千人。
而做为九省通衢的武汉，更是全国毒品的集散地，以一座城市的规模匹敌华东地区，藏匿着四千多名毒贩。
这些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毒贩，点和点、面和面的联系起来，就是一张笼罩全国的毒品贸易网。
依靠这张毒品贸易网，毒贩王子骥在1950年1月到6月，先后5次从昆明、重庆购买毒品，然后用轮船和汽车运回武汉，销往广州、西安、兰州、上海等大城市，总量达到60万两。
西安的毒贩丹青，以开办奶牛场为掩护，做着贩卖毒品的生意，在北京、上海、洛阳、开封、兰州都有下线客户。
毒贩苗绍温更狠，组织了肛门队9人、阴户队11人，让队员们以出行为名义，给他在全国各地贩运毒品。
看名字就知道，这些人是怎么贩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