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 年 5 月 7 日晚上,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以下简称「南联盟」)大使馆上空,照例响起了空袭警报。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的轰炸已经持续一个多月。
因为轰炸,大使馆又停电了。
所幸还有发电机。在大使馆的半地下室俱乐部里,20 余人正在休息、娱乐。
23 点 15 分,使馆人员完成了当天的工作。为了节省柴油,发电机被关闭,俱乐部陷入一片黑暗。
有人提议,周末了,让大家多玩一会儿。
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看了一下表,说:「一个多月来,大家因轰炸睡不好觉,白天工作又很紧张,都感到很累,今天索性早点休息,免得晨昏颠倒。」
众人一听,只好散去。
大约半个小时后,5 颗炸弹相继击中大使馆。其中,第四颗炸弹钻进俱乐部,大厅被炸得一片狼藉。
大部分人逃了出来,但邵云环、许杏虎、朱颖 3 人,不幸遇难。邵云环是新华社记者,而许杏虎和朱颖夫妇供职于《光明日报》,两人结婚才一年。
很快,震惊、悲痛与愤怒,就从南联盟的首都贝尔格莱德,蔓延到中国和全世界。
在北约的狂轰滥炸之下,南联盟人民过着怎样的生活?
自称奉行「人道主义」的美国,为何公然违反国际法,将战火烧到了中国大使馆?
在没有硝烟的外交战场上,中美双方又将如何交锋?
一、轰炸
1998 年 7 月,许杏虎与妻子朱颖,受《光明日报》委派,担任南联盟的常驻记者。
南联盟的不太平,由来已久。
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巴尔干地区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于 1992 年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定都贝尔格莱德。
南联盟境内的科索沃地区,纷争不断。自 1996 年以来,科索沃的独立运动愈演愈烈,武装暴力冲突逐渐升级,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1998 年底,以美国为首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以下简称「北约」),介入科索沃危机,并开始策划对南联盟展开「军事行动」。
然而,北约一直「师出无名」。
1999 年 1 月,塞尔维亚警察部队与科索沃武装分子,在拉查克等地发生冲突。除了双方人员伤亡外,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观察团还发现了 45 具尸体,包括儿童和妇女。
对此,欧洲舆论哗然不休,大肆谴责塞尔维亚警察对平民进行了「大屠杀」;南联盟总统则发表声明,指责他们在「散布谣言」。
无论如何,更大规模的战乱已经无法避免。
北约借「捍卫人权」之由,对南联盟进行施压,迫使双方开启多轮谈判。按照谈判方案,科索沃地区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独立。
毫无意外,南联盟拒绝签字。
3 月 19 日,北约向南联盟发出最后通牒后,主持和谈的主席宣布,谈判无限期休会。
地中海上,美英两国的多艘航空母舰开始集结;南联盟周围的北约军事基地上,1100 多架战斗机和数十万人的部队已经就绪;甚至在南联盟邻国,北约也取得了机场使用权和领空飞越权。
南联盟方面,也在几个月前开始了应对准备。但比起北约的军事力量,说是「螳臂当车」也毫不夸张。
在南联盟境内,人们的生活依然平静。多瑙河岸的草地上,孩子们在踢球,情侣们相互依偎;咖啡馆、酒吧和商店里,一切井然有序。
驻南联盟的各国大使馆,开始采取措施——北约国家在南联盟的使馆人员,大多开始撤离;其他国家的使馆人员,或回到自己国家,或到匈牙利、罗马尼亚等国暂避。
也有的选择留下,比如中国驻南联盟大使潘占林和他的同事们。
3 月 23 日,北约理事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对南联盟实施空袭。当天深夜,北约秘书长宣布,对南联盟进行大规模空中打击。
潘占林决定,将一些非急需人员,包括外交官家属、暂时可脱离工作的使馆人员、留学生和教师等,撤至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
3 月 24 日中午,他们乘车离开贝尔格莱德。
此外,使馆工作人员还购置了一些水、食物和汽油,检修了发电机,以备不时之需。
晚上 8 点左右,北约开始对南联盟进行第一轮空袭,科索沃战争正式爆发。据报道,当晚就有南联盟平民在轰炸中丧生。
15 分钟后,潘占林第一次听到空袭警报。他感到不安,下午护送撤离的工作人员尚未返回。
过了一会,他们安全回到使馆,潘占林才松了一口气。
许杏虎和朱颖正在黑山出差,住在一间旅馆里。轰炸开始前的 10 分钟,他与贝尔格莱德的通话被中断,现在,他明白了原因所在。
3 月 25 日下午,两人赶回贝尔格莱德。
回到租房后,许杏虎把木制的百叶窗关得严严实实,开始埋头写稿。
第二天,许杏虎一边忙着采访,一边采购生活物资。但商店不是关门,就是缺货,没有找到手电筒和应急灯,他只好买了些蜡烛。
他看到一个两万多平方米的飞机制造厂,被炸得七零八落:屋顶被掀翻,管道破裂,电线垂在地上,到处是弹坑和大火烧过的痕迹。
这天是工厂发工资的日子,一位母亲带着两个孩子,在工厂门口徘徊。没过多久,她的丈夫拿着几张纸币出来。
这天也是许杏虎的 31 岁生日。屋里停电了,他没舍得点蜡烛。半夜,在空袭警报和爆炸声中,许杏虎度过了这个特别的日子。
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大多数的南联盟人民,表现出了令人钦佩的冷静。
晚上,他们在各自家中或者防空洞里,躲避空袭。
白天,他们照常上班,商店照常营业,物价也没太大变动。
更令人动容的是,在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共和国广场上,几乎每天都聚集着成千上万人,参加「歌声鼓舞我们」的反战音乐会。有知名演员、歌唱家,也有学者、官员,大部分是普通市民,他们用歌声抗议战争,表达对祖国的感情。
3 月 27 日晚上,一架美国 F-117A 隐形战斗机,被南联盟军方击落,这更加鼓舞了南联盟人民的士气。第二天,有人在演讲时大喊:「对不起,我们不知道,F-117 是隐形的。」
在一些被北约定为轰炸目标的建筑前,比如公路、桥梁,他们聚在一起,身穿印有靶心的衣服,挥舞国旗、呼喊口号,用「人体盾牌」保卫着他们生活的这片土地。
在轰炸的 20 多天后,贝尔格莱德还举办了马拉松赛事,多国运动员和上万市民,在雨中奔跑。他们的白色 T 恤上,印着靶心的图案,和「世界转动起来,停止战争」之类的标语。
甚至,还有十几对新婚夫妻,还在市议会大楼前,贝尔格莱德市长的见证下,举办了婚礼。婚礼上,有新娘放飞了和平鸽。
而另一头,在中国大使馆里,潘占林和他的同事们,也变得格外忙碌。
二、撤侨
轰炸开始后不久,中国、俄罗斯等国公开声明,强烈指责北约的战争行径,要求北约立即停止对南联盟的军事干涉。
但北约一意孤行。轰炸不断转向贝尔格莱德市中心,被轰炸的目标从军事设施,扩大到工厂、学校、医院、道路、电视台等民用设施,大量住宅和平民受到攻击,当地华人也越来越不安。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很多华人在南联盟发现商机,纷纷前来经商。据南联盟的统计,截至 1999 年,这个国家共有两万多名华人,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则估计有七八千名。
战争开始之前,中国大使馆就开始为当地华人举行了吹风会。
那天来了很多华人。潘占林建议大家暂时离开南联盟,即便留下,也要做好防范措施。吹风会结束后,有些人选择了撤离,有些人选择观望。
此后,大使馆又举办了几次吹风会,但仍然有很多华人留了下来。
当时,南联盟对华人采取严格的居留登记制度,期限一般只有 3 个月,延长居留登记的手续又很复杂。如果此时离开,再回来又会非常麻烦。
况且,大多数人都认为,这场战争并不会持续很久。
在潘占林等人的沟通下,南联盟方面答应,为当地从事经营活动的华人,放宽登记期限,简化延长居留登记手续。
为了保障选择留下的华人的安全,使馆工作人员印发了大量南联盟相关法律及防空袭知识等材料,领事部还专门开设了一条服务热线,24 小时向当地华人提供咨询。
此外,大使馆还向当地华人提出了 6 点可行性建议,和准备撤离的具体计划,并向中国驻南联盟的邻国大使馆请求协助。
3 月 25 日,空袭的第二天,大使馆一开门,便有数百名华人涌了进来。他们迫切希望,大使馆能够帮助他们离开南联盟。
然而,南联盟的民用机场已经无法使用;西方国家的一些大使馆已经关闭,无法取得签证;中国大使馆的编外人员也已经撤离,此时领事部只有一人主持工作,人手非常短缺。
难道要让这些寻求帮助的同胞,转身回到战乱之中吗?
当然不能。
潘占林决定,先抽调研究室、办公室、文化处、武官处的一些人,到领事部帮忙协调工作;再重新联系周边国家的中国大使馆,为华人办理撤离手续。
当天,他们开具了 500 多份证明,有人连饭都没顾得上吃一口。
即便如此,谣言仍然四起,比如「国内要派飞机接使馆人员撤离,不管华人了」之类。潘占林公开表明态度:中国大使馆人员不会撤离,更不会丢下华人不管。
接下来几天,前来办理撤离的华人络绎不绝。
可是,离开南联盟的通道却十分有限。走周边的匈牙利、克罗地亚、阿尔巴尼亚和马其顿等国,要么十分危险,要么手续十分冗杂。
在与国内方面沟通之后,潘占林决定,开辟罗马尼亚通道,华人离开南联盟后,由中国驻罗马尼亚大使馆接应。他们可以在罗马尼亚暂避,也可以乘其他航班回国。
通道开辟后,使馆发出通知:愿意前往罗马尼亚避难或经此回国的华人,需尽快到使馆领事部登记。
消息一出,门庭若市。大使馆几乎动员全部人力,接待、审查证件、编号、输入、解答问题。几天下来,登记撤离的华人超过了 400 名。
初步工作完成后,撤侨还有一系列具体的困难。
首先是交通。
南联盟的民用机场已经关闭,要想将这些华人运送到罗马尼亚,只能靠车辆。显然,大使馆没有足够的车辆。
办公室主任刘锦荣想了一个办法。既然机场已经关闭,那么机场运送乘客的大巴车就闲置了,为什么不租用 10 辆呢?
但如此显眼的车队,又很可能会被北约当成轰炸目标,怎么办?
以防万一,潘占林等人又与比利时驻南联盟大使馆交涉,请他们通知北约;同时,他们也向国内汇报,请国内方面与北约联系,避免误伤中国撤离车队。
交通工具的问题解决了,接着是出境检查和外币携带。
按照南联盟的规定,中国公民出境,需要逐个接受检查。如此一来,400 多人的队伍,仅在通关检查上,就要耗费大量时间。
于是,大使馆与南联盟的有关部门进行了交涉。他们答应,为这批撤离华人提供便利,免检放行。
至于外币携带,南联盟的规定是,外国公民离境,只能携带 500 第纳尔(大约相当于当时的 50 美元)。这点钱,甚至不够一个人在罗马尼亚生活两天。
潘占林只好再次出面。他先找到了南联盟的财政部,未果;接着又去找了银行,同样没有解决问题。
最后,他找到南联盟的海关关长。关长与潘占林素未谋面,但他们都是总统米勒舍维奇的朋友。两人一见如故。
关长爽快答应,出境华人可随意携带自己的外汇,不限数额。
一切准备就绪。
4 月 3 日清晨,大使馆院内已经聚集了大量华人。最终决定离开的人数是 211 名。
这是他们出发去罗马尼亚的日子。
在使馆参赞、办公室主任、领事部负责人和副武官等人的陪同下,经过 2 个半小时的颠簸,4 辆大巴车安全开进罗马尼亚境内。
后来,这 211 名华人中,132 人乘坐航班回国。其他华人,由于在南联盟境内还有大量货物未处理,选择留在罗马尼亚境内观望,期待战争早日结束后,重返南联盟。
潘占林又松了一口气,尽管还有大量工作在等待着他们。
然而,等待他们的,除了工作,还有谁都不会想到、也不敢想象的灾难。
三、噩梦
许杏虎和朱颖,原本住在贝尔格莱德城郊相邻的地区,附近有坦克修理厂、安全研究所、警官学院和军事医学科学院,这些都是北约的重点轰炸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