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很多人不熟悉项英， 但项英是个非常复杂的人， 皖南事变也和他有极大的关系。 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项英， 封面图的前排左一就是他。 1
和大多数共产党员一样，1898年生于武昌的项英，也是个穷苦人。
他的父亲项文轩是武昌县钱粮柜的帐房先生，虽然管理全县的钱粮账务，薪水却没有多少。项英十岁的时候，项文轩去世，全家更是失去唯一的收入来源。
为了补贴家用，项英的母亲给人做些洗衣服、纺线刺绣的活，项英和妹妹则捡破烂卖钱，维持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活。
1913年，民国已经成立两年，但改朝换代没有改变项英的生活，他们家依然穷困。既然不能指望新政府的救济，16岁的项英便自力更生，到武昌的一家纺织厂做工人，月薪8、9块大洋。
想用这些钱养家糊口，显然是不够的，而且想挣到这些钱，还必须付出全部时间精力，项英后来回忆过：
“我每天工作时间在10个钟头以上，规定星期日休息，但休假就没有工资，所以一般工人谁也不争取休假。工厂的黑暗，工人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工作强度和工资收入的反差，比现在的996可狠多了。
不过话说回来，经过多年的纺织厂工作，项英有了浓厚的工人习气，虽然年纪很小，但已经知道了工人需要什么、说什么话能和工人产生共鸣。
这种“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能力，让项英在1920年代的工人运动中趁势崛起。
武汉三镇是九省通衢的地方，遍布水陆码头，贩夫走卒鱼龙混杂，正是发展工人运动的绝佳地区，所以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便把武汉三镇做为工人运动的重点突破口。
同年12月，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车行老板加租，发起大规模的同盟罢工。
这不是瞌睡就有人递枕头嘛，于是人力车夫刚举行罢工，武汉党组织便派林育南和施洋去领导罢工，一来可以发展党组织，二来可以扩大工人运动的影响力。
随着工人运动的进展，各项工作也越来越多，林育南和施洋逐渐忙不过来，就想着，要不找个能做事的工人来帮忙吧？
说来也巧，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工作的李书渠，和项英是小学同学，觉得项英常年在纺织厂工作，非常熟悉工人的想法和生活，应该吸收到组织里，参与工人运动。
于是呢，李书渠向武汉党组织推荐项英，经过一番考察，武汉党组织也觉得项英不错，便给项英分配任务，筹备京汉铁路江岸段工人俱乐部。
他们都没有看错项英。
项英接到任务以后，利用自己“老工人”的优势，在工人之间到处串联，再加上大大咧咧的性格，和工人说“咱们工人要团结”、“工人要斗倒资本家”之类的话，很快就和工人们打成一片，成为工人运动的领袖。
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成立，项英召集了900余人参加成立大会，武汉党组织、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都派人前来祝贺，同时大会选举杨德甫为主任干事，黄桂荣为副主任干事，项英是秘书干事。
短短2个月的时间，项英便从“老工人”进阶为工运领袖，在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一举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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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成为工运领袖的项英也是一腔热血，和后来那个瞻前顾后的项英，简直判若两人。
1923年1月，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在郑州召开，大家经过讨论一致决定，2月1日正式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
那时候，吴佩孚雄踞洛阳，拥兵数十万，影响力能辐射半个中国，有些洋人甚至说他是中国最强者，这样的人，自然不允许卧榻之侧有人酣睡。即将在郑州召开的京汉铁路总工会，也就触了吴佩孚的逆鳞。
1月28日，吴佩孚给郑州警察局长黄殿辰下令：禁止京汉铁路工人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
现在怎么办？
箭已在弦上，收回来是挫了工人运动的锐气，发出去便有生命危险。
于是有的人说，要照顾吴佩孚的面子，成立大会不要开了。有的人说，开还是要开的，不过要改期召开，然后再和吴佩孚谈谈。
对于这些言论，项英都不同意，他站出来实名反对以上所有意见：
“工人组织工会，求得解放，肯定是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如果工人成立工会都要得到吴佩孚的批准，那以后也要乖乖听他们的话，这怎么行？我们必须召开工会的成立大会，谁敢说一个不字，谁就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和他干。”
项英说话的时候，眼圈发红双手发抖，显然是激愤到一定程度了。
大家被项英的情绪感染，一致同意按照既定计划，于2月1日召开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
到了召开成立大会的日子，吴佩孚派出的军警布满街道，此外还有一千多荷枪实弹的军队列阵，要阻止工人们聚集开会。但是项英带着工人代表和纠察队，冲过军警到达会场，一点都不怕死。
如果让当时的人评价项英，谁敢说他不是英雄好汉？
大会召开之后，京汉铁路总罢工开始。
长达一千公里的铁路线上，两万多名工人同时罢工，一时间工人运动热闹非凡，而铁路沿线的军阀政府，也开始调集兵力镇压罢工。
湖北督军萧耀南命令军警进驻江岸车站，并且抓了两名火车司机，为了反击军阀政府的镇压，两千多名工人和纠察队员冲进车站，抢回被抓的两名司机，但在这次行动中，又有五名工人被捕。
经过这次冲突，工人和军警彻底对立起来。
负责此次行动的张厚生，担心事情闹大不好收场，便提出工会派出代表过来谈判。
到军警驻地谈判，岂是那么容易的？被扣押做人质算是轻的，闹不好就被直接枪毙了，那些工人领袖都不敢去。
但是项英说了，我是罢工委员会总干事，我去。
果然，项英刚到军警驻地准备谈判，便被武装扣押，张厚生告诉项英，要想活命的话，就下令工人复工。
项英也很硬气，说我不会背叛工人，杀了我吧。
张厚生和项英纠缠了几个小时，都没有得到满意的结果，特别无奈。而工人们害怕项英出事，开始连夜包围军警，让他们释放工人代表项英。于是在2月6日凌晨，张厚生被迫释放项英。
结果刚脱离虎口的项英，天亮之后便和林育南、施洋等人领导工人示威游行，沿途有数千人加入游行队伍，而项英和林育南、施洋始终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这么硬气的项英，是不是英雄好汉？
不过，批判的武器没有替代武器的批判，2月7日下午，张厚生派出军警武装镇压，杀害数百名工人，差不多的时间，京汉铁路全线的工人都遭到武装镇压。
项英在江边躲了一夜，才捡回一条命来，一个月以后服从组织安排，转移到长沙，和教员进行了一番长谈。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虽然京汉铁路罢工失败了，但工人运动没有止步，此后几年，项英风里来雨里去的领导工人运动，积累了偌大的名望，直到1927年的“五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到了1928年的“六大”，由于项英“工人出身”的资历，以及工人运动领袖的身份，符合共产国际关于“领导干部工人化”的要求，便被选举为政治局常委。
那年项英刚满30岁，这份成就有运气的成分，但更大程度是他自己用命挣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