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年，因为外部环境的扰动以及内部改革攻坚战带来的阵痛，舆论场有一种急躁的情绪。
面对这些急躁情绪，管理层多次强调要保持“战略定力”。中国这么大，解决任何问题都要循序渐进，要软着陆。
如果决策被急躁情绪所左右，希望“长痛不如短痛”而做出激进的决策是要付出惨痛代价的。
这就是管理层面对复杂问题时反复强调保持“战略定力”的意义所在。
今天给大家回顾改革开放历史上一段惨痛的挫折，这是在80年代经济转型过程中惊险的一跃——物价闯关的历史。
1 价格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8年，当时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直到1992年我国才正式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这个经济体制的转型时间长达整整14年。
为啥一个经济体制转型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
当时最主要的难点是什么？
是价格问题。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还不知道，在上个世纪90年代之前，商品的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而是由国家制定。
国家决定某项商品价格是多少就是多少，即便不合理全国也要执行。
国家要垄断商品价格制定的权利当然有深刻的原因。
建国之初，在一穷二白的情况下要搞工业化建设，就不得不通过垄断价格强行引导社会资源向工业领域集中。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毕竟作为一个后发国家，我们没法学习西方国家通过对外掠夺殖民地来获得工业化资本，只能让全国大部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来进行工业化建设——不同领域剪刀差价格体系，就是让全国大部分老百姓勒紧裤腰带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当然，到1978年我国已经初步完成一个工业体系的建设之后，就必须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把市场活力搞起来。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要做的就是解决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合理的价格体系问题。
2 价格扭曲
从市场经济的角度来看，1978年的商品价格极不合理。
首先是农业产品定价过低，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矛盾十分突出。
据国家物价总局测算，1977 年农产品价格低于价值29.4% ，工业品价格高于价值14.2%，工农产品价格显现 “剪刀差”。
农业生产因为农业产品定价过低而受到严重制约。
然后工业产品体系也存在定价不合理，造成生产不同产品的企业利润水平悬殊。
比如，1978年天津轧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 8559 元，而与其管理水平、技术水平相当的炼钢行业平均每个工人创造利润仅为 412.6 元 ，一个轧钢工人创造的利润超过了20个炼钢工人创造利润的总和 。
1979年，国营工业企业的平均资金利润率为12.3%，但不同行业差异极大：
手表61.1%，工业橡胶49.4% ，针织品41.3%，自行车39.8%，染料油漆38.4%，石油37.7%，油田34.1%，缝纫机33.1%，化学药品33.1%；
而煤炭只有2.1%，化肥1.4%，铁矿1.6%，化学矿3.2%，船舶2.8%，水泥4.4%，半机械化农具3.1%, 木材采选 4.8%，农机5.1%。
所以，当时工业产品定价比较严重的问题集中在，越是原材料产品工业定价越低，利润率也偏低，而越是靠近消费终端的产品定价偏高，利润率也较高。
比价不合理造成了一系列严重后果。
利润率高的企业 “一美遮百丑”，在“ 对国家贡献大” 的外衣隐蔽下，掩盖着惊人的浪费。
利润率低的企业根本没有努力生产的积极性，造成了工业内部比例失调。
比如，加工业的利润率高于原材料工业的利润率，是造成原材料工业落后于加工工业的主要原因。
总而言之，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价格体系已经严重扭曲了供应关系，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错配。价格不进行全面改革，所有经济体制改革就无从谈起。
3 调放结合
现在的问题是，怎么进行价格改革？
1979年6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 《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中国应当逐步建立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体制，以计划调节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所谓计划调节，就是在计划经济体制内，国家主动对不合理的价格进行调节；所谓市场调节，就是逐步将一些商品放到市场上流通，让市场对商品进行定价。
简而言之，计划内调节叫“调”，市场调节叫“放”。
所以价格改革的基本手段就是“调放结合”。在不同的时期，这个“调放结合”还是有不同的侧重点。
在1985年之前，“调放结合”是以“调”为主，在1985年之后则是以“放”为主。
由于过去价格长期被体制所扭曲，所以，一开始“调放结合”以“调”为主的价格改革取得比较明显的成效。
首先是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
1979年夏收以后，中国政府大幅度提高了粮食、油脂油料、蔑麻油、棉花、生猪、菜牛、菜羊、鲜蛋、水产品、甜菜、甘煎、大麻、芝麻、黄牛皮、桑蚕茧、南方木材、毛竹等18种主要农产品的收购价格，收购牌价平均提高22.1%。
1979-1981年的3年间，农副产品价格共提高38.5%，加上扩大议价范围，农民由此增收204亿元。
据统计，整个1980年农民增加的收入中60%来自价格调放，40%来自增产。
现在很多人以为，80年代中国老百姓突然能吃饱饭是因为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际上如果没有至关重要的价格改革——
特别是国家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农民就不会有搞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就不可能有1978—1984年中国粮食、棉花连续增产丰收。
但是价格调整属于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系统工程，粮食收购价提高了，销售价也必须跟着提高，销售价格提高了就会影响老百姓的生活。
于是1979年7月，国务院发布通知，将城镇职工每人每月的工资提高5元。
农产品价格链比较简单还容易在计划内调节，价格链比较复杂的工业产品的价格调节就非常麻烦。
1979年国家首先提高了煤炭的出厂价格，然后再陆续提高了铁矿石、焦炭、生铁、水泥等基础原料的出厂价格，降低了汽车、通用机械和配件、仪器仪表、量具、刃具等加工产品的价格，从而缩小了原材料工业产品同加工工业产品的不合理比价。
但是时间一长就发现这样在计划内调节工业产品的价格问题很大。
比如煤炭价格上涨，带来发电成本提高，同时也导致运输成本提高，这两者又要影响下游生产企业的成本。
国家压低消费端价格很快就导致消费端价格倒挂，消费端企业叫苦连天，没办法又不得不提高消费端产品的价格。
这样来回折腾几次，原来认为调得比较合理的比价 ，不出几年又回归至原来的状况 ，当时理论界将这种现象称之为“比价复归”。
比如，工农产品的比价指数 （ 反映“剪刀差”大小的一种数据），1979年比上年缩小了14.2，两年以后就又恢复到1978年的状态。
在工业产品体系内也出现了基础产品价格提高后，过了两年，加工工业产品的价格也跟着上来了，二者不合理的比价又回到原来的状态。
比价复归，是在更高价格水平上复归。改来改去，价格扭曲的问题没有解决，价格水平却提高了。
价格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的工资水平却没有跟上，所以老百姓的意见也很大。
价格问题解决不了，经济体制改革也就无从谈起。
举个例子。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以前国企的利润都是全部上交国家。
这个体制让企业根本没有改善经营的积极性，所以，改革开放之初，要求给企业放权让利的呼声很高。
1979年农村开始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股“承包风”也迅速吹到城市。
很多地方开始对国营企业做放权让利的尝试，当时有本小说《乔厂长上任记》（后来被评为改革开放最有影响力的小说之一）风靡一时，就是描述了这个给企业放权让利的过程。
但是这个阶段所有对企业放权让利的尝试后来基本都失败了。
为什么？
因为价格关系没有理顺！
价格没理顺，企业经营业绩就与企业的努力关系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对企业进行放权让利某种意义上就是将国家利益白白让渡给企业。
所以直到1983年，价格改革推进了4年之后，我国才对企业实施利改税——就是企业每年上交33%的企业所得税，剩余利润归企业支配，1986年才对企业搞厂长负责制。
4 价格闯关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 《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指出：“价格体系的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成败的关键 。”
为了尽快在价格体制改革上取得突破，从1985年开始，管理层对价格体制改革采用了另一条路径——也就是在“调放结合”的思路中，采取了以“放”为主的策略。
以“放”为主就是“放”更多的产品进入市场，让市场给产品定价，用市场价来拉动计划价，让二者趋于一致。
但是这个策略导致了在市场上形成两套价格体系——也就是价格双轨制。
1984年之前，虽然也有“市场调节”，但是价格调节还是以计划调节为主，市场调节的产品数量与品种都比较少，老百姓对价格双轨制感受不明显。
1984年之后，国家逐步下放价格管理权限，品种更多数量更大的产品被纳入市场调节，价格双轨制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价格体制改革形成双轨制的过程下面的表做了一个总结：
市场调节一放开，计划与市场的价格就迅速拉出极大的差距。
1986年据国家物价局政策研究室的工作人员调查，钢材计划内部分国家定价每吨700元左右，而计划外部分用户要支付1400元左右，双轨价差约1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