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1927年6月，上面这首诗里的“夏明翰“被中央安排到湖南任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长。
一个月后，汪精卫叛变革命，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
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毛泽东提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之后他到湖南，开始准备和领导秋收起义。
所以秋收起义的最初目标是打长沙，一共分了三路，第一路以安源工人及矿警队为主力，第二路是以平江农民及义勇队为主力，第三路是以浏阳农民及义勇队及余洒度之一团为主力，大家满怀信心要拿下长沙。
最后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三路起义军，三路受挫，连长沙城的边都没摸到，就已经遭受严重损失，全师5000多人也就剩1500多人了。
面对困境，毛泽东不顾中央要求力排众议，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长沙，不给正磨刀霍霍的国民党“送人头”，而是退到一个国民党统治较薄弱的地方，保存力量，再图发展。
192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明确提出了保存农民武装可行的两条路：一是上山；二是投入军队中去。
八七会议两天后参加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时，再次提出“湘南暴动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
我在看书的时候发现，其实早在1927年1月，毛泽东为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湖南衡山考察，当地一位妇女干部张琼，就向他提供了这样一个信息：她的表兄为了逃避国民党的追捕，曾经上井冈山躲避了几个月，那儿山高皇帝远，国民党鞭长莫及，还有土匪盘踞，是那些土匪庇护了他。
到1927年9月，秋收起义部队准备按中央原定策略打长沙前，毛泽东曾在安源张家湾会议上问大家：“如果起义失败了，我们该去哪儿？”
当时起义军第二团团长王兴亚说：“如果失败了，就去井冈山，那里高山大岭，险要得很，进可攻，退可守，而且连绵好几百里，安得下千军万马呢！我的两个老庚就是那里的头领！”
2
这也容易理解，对一个士兵而言，队伍打了败仗，现在要上山，还有没有未来和前途啊？
9月20日，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的操场上发表演讲，讲出了“小石头砸烂大水缸”的经典段子。
毛泽东用缓慢而充满力量的语气说：“我们现在只有1000多个人，而国民党有几十万、几百万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就是一块坚硬的小石子，蒋介石是一口大水缸。不管水缸再大，只要我们团结得紧、打得勇，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就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让他漏水。我们现在有工人、农民和士兵，一共有三根手指头，而蒋介石就是个兵，难道三根手指头的打不过一根手指头吗？”
这次讲话，史称“文家市转兵”，它代表着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伟大战略的开始。
但毛泽东不知道的是，当时有一对刚十岁出头的表兄弟正爬在学校的围墙上看热闹，亲耳聆听了毛泽东这番慷慨激昂的演讲，并因此而改变了整个人生的命运。
在过去的人生中，这两兄弟从没见过上千人武装力量如此宏大的场面，更没见过一个面对众人能如此激情讲话的人。
这对表兄弟的母亲是堂姐妹，表哥14岁，表弟12岁，他们都是湖南浏阳文家市本地人，是在里仁学校就读的学生，也是同班同学。
表哥名叫杨世峻（后改名杨勇），曾在长征期间参加了金沙江、大渡河、土城、娄山关、四渡赤水等战争。
建国后，杨勇在抗美援朝期间任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后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等职。
表弟名叫胡耀邦，曾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政大学政治部副主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
后来，他有个更为知名的身份，那就是在八十年代曾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中共中央总书记。
多年后，在表兄弟俩功成名就之时，二人还能非常清晰的回忆起当时的场景，并多次给身边人讲“小石子砸烂大水缸”的故事。
3
秋收起义失利和文家市转兵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前面说过，其实起义前，大家还是充满信心的，没想到一打起来完全不是那回事。
特别是革命军的战斗失利以后，大家才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残酷的现实：老百姓其实都在观望。
在文章的前面，我之所以会提到夏明翰，是因为他在秋收起义失利后曾经发现了这个真相。
1927年9月，为了调查秋收起义失利的原因，中央派任弼时到湖南调查，夏明翰对任弼时说：“这次我军所到之地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相反，红军取得若干胜利之后，“农村中才有对于中间阶级的积极行动”。
这个在我们现在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包括毛泽东在内，当时很多人并没有真正想明白。
以为只要你是革命的、正义的，你振臂一呼，老百姓就会跟着你走。
比如，自北伐军以武力驱逐湖南军阀以来，在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当地农会会员就激增到200万，能直接领导的群众增加到1000万。
所以，当时的毛泽东曾乐观地预言道：“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直到，从秋收起义之后的失利，才让他真正开始去深刻地思考这个问题，也因此发现了一个历史和人性深处的秘密。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由于叛徒的出卖，同年3月18日他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3月20日清晨，他被敌人押送到汉口余记里刑场。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
于是，夏明翰写下了本文开篇那首大义凛然的就义诗，然后英勇就义，时年仅28岁。
革命真的不是请客吃饭，毛泽东今后将会对此有更深刻的体会。
4
夏明翰牺牲的1928年，毛泽东和他所率领的部队，已经成功在井冈山上安了家。他开始有时间，深入地总结和思考，这段时间以来的经验和教训。
1928年11月，他给中央写了一份内容详实的报告，在报告里他谈到的现象，和夏明翰曾经向任弼时谈到的情况如出一辙：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深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和敌军打仗，不论哪一军都要硬打，没有什么敌军内部的倒戈或暴动……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终了。
这和北伐战争时期农民运动的火热情况相比，简直是天壤云泥之别。
这还是革命性比较强的农民群众，至于中间派的表现则更为直接。
七月赣敌进攻，八月湘赣两敌会攻井冈山，边界各县的县城及平原地区尽为敌据……富农和党内的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中间阶级在革命高涨时受到打击，白色恐怖一来，马上反水。引导反动军队大烧永新、宁冈革命农民的房子的，就是两县的小地主和富农。他们依照反动派的指示，烧屋、捉人，十分勇敢。红军再度到宁冈新城、古城、砻市一带时，有数千农民听信反动派的共产党将要杀死他们的宣传，跟了反动派跑到永新。
1925年，毛泽东曾经思考过另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那就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什么？”
他得出的结论是：要分清楚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
说白了，你要革命，你首先得弄清楚你要革的对象是谁，靠谁能够完成这个任务。
他据此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后来成了《毛选》几卷的开篇之作。
当时的党中央认为，要靠工人。因为苏联已经打了一个样了嘛。
对此，当时中央的负责人表示：开玩笑呢吧，一边玩儿去。
为了验证自己的想法，毛泽东专门跑去搞了一次调研，其成果就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毛泽东认为，革命是要靠人才能完成的，你想要借助谁的力量，就要代表谁的利益。
当时中国最广大的人民，是农民，贫雇农，就像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用“大数据”分析出的：乡村人口中，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占百分之十。
他们人数最多，革命的意愿最强烈，他们就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里那个“推动历史进步的根本力量”。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写道：“这个贫农大群众，合共占乡村人口百分之七十，乃是农民协会的中坚……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
北伐战争期间的农民运动蓬勃发展进一步印证了这一点。
可以说，北伐战争之所以进展那么顺利，和广泛深入地发动民众是分不开的。
1927年1月出版的《中国农民问题》上记载：“北伐军入湘而后,平江、浏阳诸役,皆得农民为向导与协助,使我军不至陷于逆敌伏军及地雷之险。平江之役,农民引导我军,从间道抄平江北门,敌军几疑我军从天而降,敌将陆因势穷自杀,农民因此而牺牲者亦数十人。凡我军所到,农民必担茶担水,以相慰劳,跋涉险阻,以为向导。”“故此次我军长驱而北,不两月已克武汉,进兵豫赣,扑灭吴佩孚军阀,得助于农民群众者,实为至多。
发现这一点的毛泽东异常兴奋，从此后，他将所有的经历，全部用在了对这个的研究和宣传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周恩来对前途很担忧，特地去武汉找毛泽东，毛泽东说了一段很经典的话：
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但当时的中共中央其他高层还认识不到农民运动的重要性，共产国际的“代言人”马林通过观察后甚至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中国人口的大部分是农民，他们虽然穷，但几乎都是小有产者。内地人同外界的资本主义几乎没有联系。……因此，农民群众对政治完全漠不关心，也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
“不会发挥任何政治作用”这句话翻译成大白话大概就是“没啥用“。
党内对农民运动真正高度重视的，除了毛泽东，也就彭湃等寥寥几人。
所以，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才会坚决地申请到地方去工作，到群众中去。
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思想需要掌握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
但就是在秋收起义到井冈山的这段历程中，毛泽东发现了另一个关于历史和人性的惊天秘密。
按照毛泽东的研究和思考。
他已经正确地找到了中国革命的真正力量：农民。
或者说工农结合的群众路线。
所以，他的队伍就要代表这群人的利益。
那么，怎么才算代表他们的利益呢？
当然是替他们出头，给予他们真正的利益。
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毛泽东
这就是打土豪分田地。
关于这一点，不得不说，早期的共产党人中有很多人的认识是有偏差的。
在他们的理解里，既然革命主要靠无产阶级完成，那只要有大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力量不就越来越强大了吗？
所以，如果没有那么多的无产阶级，我们就要手动打造出这样的“无产者“来。
匪夷所思的一幕出现了。
1928年，受左倾盲动路线影响的中共湘南特委，制定了“焦土战略”，特委的文件中指出：“……对小资产者也是这样，使他们变成无产，然后迫使他们革命。” “文化落后的农民,要他们起来革命，只有一个赤色恐怖去刺激他，使他与豪绅资产阶级无妥协余地，……烧杀不会吓退群众——我们的群众只有无产阶级，其余豪绅的走狗都在可杀之列，我们并不顾恤的。”
也就是说，如果老百姓还不够无产，我们就去帮他们“无产”，等他们“无产”之后，自然就会像无产阶级一样革命精神高涨了；同时，还能用这种方法阻击敌人，使得进攻的敌人“无法立足，吃驻不成，不攻自溃”。
岂不是一举两得。
什么是教条主义，这就是教条主义！
在我们现在看来，这不是有毛病吗？
老百姓是被变成“无产”了，也被激怒了，但是谁把他们变成“无产”的，他们是知道的啊，也知道要向谁去复仇啊。
只可惜，当时很多人的认知就是突破不了。
没办法，历史总是有局限性。
而毛泽东的厉害之处就在于，能够突破这种历史的局限性，表现出超越历史的眼光和思考。
毛泽东的做法与之恰恰相反，他不仅千方百计维护老百姓的利益，帮助他们获得利益，甚至于连被俘的敌人也亲切关怀，不打不骂，发给路费让其回家。
这种做法，被江西的一个师长知道后，得出了一个“杀人诛心“的结论。
但光是代表老百姓的利益还是不够的，要有军事斗争。
否则这种利益的获得是不牢靠的。
比如，马日事变后，原本已经“打土豪分田地”的湖南各地立刻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地主豪绅和团防局乘机活跃起来 ，大肆反攻倒算。沈雁冰（后来的茅盾）在当时一篇文章中描写：“所有各县消息全是土豪劣绅捣毁党部、残杀民众的消息。”
他在另一份报告中 说：“其实农民何尝不要土地 ，只不过因为土劣的势力过高，农协又已消灭，农民过于畏惧而已。就是在这次暴动中，农民不敢起来 , 这个原因也有极大关系，惟恐失败后又遭土劣残杀。”
这就牵扯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军事运动和民众运动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我们党是擅长搞宣传和运动的，很容易就能把工人农民鼓动和组织起来，但在国民党的屠刀下，其实并没有什么意义。
比如，马日事变前不到1个月,在长沙为了声讨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湖南省农民协会、总工会、省党部、学联会、教联会、女联会、商协会等在4月26日举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及讨伐蒋介石的大示威,参加集会的达到20万人。
参与群众之多,对蒋介石骂得之狠，都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声势也十分浩大，会给人一种“民心在我、优势在我”的幻觉，结果不到1个月后，许克祥等突然发动武装政变,到处大肆搜捕和屠杀，只有梭标和少数破烂枪支而又没有严格军事训练的工人农民立刻被打垮，轰轰烈烈的民众运动很快跌入低谷。
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 ,不管搞得怎样轰轰烈烈，如果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都是不可靠的。
毛泽东是比较早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所以他在八七会议上就尖锐地指出：“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 ，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
然后说出了那句经典名言: 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11 年后，毛泽东在一次讲演中再次谈到这个问题：“在北伐过程中，忽视了军队的争取，片面地着重于民众运动，其结果，国民党一旦反动，一切民众运动都塌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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