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民国时期，那时还没有电视、没有网络，更没有自媒体，很多知名人物都是先久闻对方的大名，再彼此认识。
之所以能不见其人而见其名，就是靠当时使用最广泛、传播力最快的媒体工具–刊物。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为了同共产党争夺领导权，制造了“中山舰事件”。当天晚上，时年33岁的毛泽东来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的家里，当时毛泽东情绪激动，主张坚决反击，并询问了李富春我军的实力，详细分析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
在李富春的家里，坐着一个28岁的年轻人，他默默的听毛泽东发表言论。他早就听说了毛泽东的大名，对他的政治主张也有所了解，直到这天晚上他才真正领教了。
事实上，他是同意毛泽东意见的，出于一贯谨慎的态度，他当时并没有多说什么。直到毛泽东停止下来时，他才上来伸出手说：“你好，我叫周恩来，久闻润之兄大名。”
毛泽东也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大名，于是马上握手：“是恩来兄啊，我也是久闻大名。”
二人互相久闻大名，与“五四运动”之后的新思潮有关。
1918年一战结束，各主要参战国代表在凡尔赛宫举行了巴黎和会，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交给日本，中国代表直接拒绝签字，愤而离席。
大家都想不通：中国身为战胜国，为何还要割让土地？
国家权益遭受瓜分，随后国内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无数爱国志士涌上街头，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发出抗议。
在听闻“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后，毛泽东立即召集新民学会的众人开会，决定响应“五四运动”，之后便开始参与组织湖南学生大罢课以及开展爱国反日宣传等。
1919年7月14日，湖南省学联刊物《湘江评论》在长沙创刊，毛泽东为主编和主要撰稿人。《湘江评论》以“宣传最新思潮”为宗旨，毛泽东为创刊号撰写创刊宣言及长短文二十余篇，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进行揭露和抨击。
此时尚在天津的周恩来也看过《湘江评论》，他印象最深的一句便是：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
文章口气之大、立意之高，给周恩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他便记住了文章作者的名字–毛泽东。
此时的周恩来，其实也在天津创刊。
1919年4月，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五四运动”爆发后，他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开去”，积极参加学生运动。6月下旬，天津学生联合会负责人谌志笃、马骏邀请周恩来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
周恩来表示：“我之所以回来，就是为了参加救国斗争，负此责任，义不容辞。”
为使这份报纸早日和读者见面，周恩来带头举行话剧义演，积极募集办报经费，通过多方努力，顺利解决了纸张、印刷、出版等问题，并在南市协成印刷局旁租了一所小楼进行编报工作。
1919年7月21日，以周恩来为主编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创刊，这成为了天津乃至全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刊物之一。
该报旗帜鲜明地倡导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强烈抨击封建礼教，提倡科学、民主和改革，动员青年及各界人民持续不断地向旧势力进行不懈的战斗。
毛泽东也读过《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印象最深的是一篇名叫《革心！革新！》的社论，里面明确的提出了一个响当当的口号：
“改造社会、改造思想！”
文章指出，“革新”是改造社会，“革心”是改造我们的思想，“革心”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革新”是“革心”的目的，改造自身思想与改造社会结合起来，用世界新思潮、新思想武装我们的精神，唤醒民众的觉悟，把有这样志向的人团结起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根本改造。
每当读到这样的文章时，毛泽东总是忍不住拍案叫绝、连连叫好，称作者乃“大才”也，里面表达的思想竟与自己出奇的一致？
于是，他记住了作者的名字–周恩来。
还未相见时，二人彼此“神交”已久，此次在李富春里偶然相遇，其实是还未谋面的知己，于是二人情不自禁的将手握在了一起。
这一握，就握了半个世纪！
小时候，我们习惯于将“毛主席”和“周总理”联系在一起，以二人亲密无间、彼此欣赏的关系来看，不熟悉历史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一起长大的童年小伙伴。
其实不然，他们一个来自湖南湘潭，另一个来自浙江绍兴；一个就读于湖南师范，另一个就读于天津南开；一个活动于长沙，另一个活动于天津；一个爱吃辣椒，另一个口味清淡……二人在性格方面，也有着很大的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