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子
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及其主要收获 https://www.guancha.cn/wangweikaogu/2022_06_07_643311.shtml
【】林子
探源工程冲破“文明三要素”（冶金术、文字和城市）的桎梏，根据中国的材料，兼顾其他古老文明的特点，提出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标准的中国方案，即：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城市；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不断加剧，出现阶级；权力不断强化，出现王权和国家。以国家的出现作为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
按照这一标准，探源工程提出，在距今5100年到4300年前，一些文化和社会发展较快的地区相继出现了早期国家，跨入了文明阶段；提出了在距今5500年前，在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和辽河流域等地的社会上层之间，形成密切交流，形成了对龙的崇拜、以玉为贵的理念，以某几类珍贵物品彰显持有者尊贵身份的礼制。
【】浮生若梦
这里提到冶金术是学习来的。国外青铜，铁器出土情况，有人了解吗
【】每天黑儒一小时
提一下，所谓文明三要素，从来不是唯一标准
【】每天黑儒一小时
最早提出“文明”，也即“城市”判断标准的，是1950年代的戈尔登·柴尔德。
他的判断标准被后世形象地称为“长清单定义”，其中罗列出了如下的几个要素：
1. 首要特征：
（1）拥有城市；
（2） 全职分工的出现；
（3） 社会生产盈余（以下简称“盈余”）的集中。即，大量的财富向特定的社会成员集中；而有权支配盈余的社会成员可能是“教堂”或者“政府”这样的机构，也可能是“国王”或“贵族”这样的个人，还有可能两者都是；
（4）阶级分化：出现纯粹的劳动者和脱离劳动的统治阶层，以及中间阶层；
（5）国家组织出现，其标志性特征是管理权的分级结构；
2. 次要特征
（1）拥有纪念性建筑（譬如神庙、广场、城墙、城门）；
（2）拥有远程贸易网；
（3）稳定的纪念性艺术（大型的、令人印象深刻的雕塑、绘画等等，其风格能够反映所处社会的文化特征）；
（4）文字；
（5）算术、几何、天文学等早期科学的产生。
这一“长清单”标准很快就遭到了反对，并且现在被认为是老旧而有些不切实际的，但是它所反映的人类学分析方法和基本精神被随后的研究者们继承了下来。
之后，是克拉克洪提出的“短清单定义”。这个定义所涉及的标准异常简单：
1. 拥有5000人或以上人口的城镇；
2. 拥有文字；
3. 拥有纪念性建筑；
以上三个特征满足其中两点，既可称为“文明”。
1989年，罗伯特·温克提出了“功能相依存”定义。他认为，文明之所以称其为文明，不是因为其社会功能繁多，而是社会功能之间具有相互依存的关系。
其所谓“功能繁多”指的是一个社会由很多“全能单位”构成，这些全能单位可以完成所有对其生活所必需的工作。 而作为其文明基本特征的“功能相依存”则具有如下特征：
没有任何一个大家庭或者村庄能够实现全部必需的的经济、社会、政治功能，缺少这些功能，社会体系将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社会的所有单位之间都是相互依存的，每个单位都需要社会的其他单位提供产品和服务。注意，这里的“单位”至少是一个家庭，并且有可能是一个村庄或更大的社会集体。
这个特征换一种说法，就是所谓的“社会复杂性”，在其背后隐藏着的是对社会分工的程度的刻画。 不过，这个定义看上去太过富于弹性，缺乏必要的硬特征以支持一般性的考古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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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威廉·桑德尔和芭芭拉·普赖斯提出了“社会结构定义”。他们强调，一个文明社会必须要有复杂的社会结构。而一个复杂的社会结构具有如下特点：
1. 复杂社会是分层的：
（1）人们分成不同的阶层，各阶层对于社会资源的掌控程度不同；
（2）有一个小集团掌握着社会的大部分财富；
（3）大部分人被统治；
2. 社会分层凌驾于血缘关系之上；
3. 复杂社会一般都拥有纪念性建筑：因为建造它们需要庞大而细致的分工；需要专业人士去掌控和协调工程的进度；需要捐税或者财富的再分配以支持工程的进行。
4. 社会分层至少有三层。这个特征是整个定义的核心，实际上也是考古学中“聚落层级分化”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基础：它提供了鉴定社会层级，或社会单位内在依存度的一个能行性指标。
比如说，一个复杂社会在考古上会显示出至少三个聚落层级：乡村、集镇、城市。在历史时代，我们会发现它与合村、乡、省、国的行政层级相吻合。而这种聚落层级分化，又可以体现在是否拥有公共建筑上。
不过，在一些细节上，他们的标准还是存在一些争议。桑德尔和赖斯认为，只要有城市即有国家，但是有些国家未必有城市（比如说阿纳萨基和匈奴帝国）。另外，在一个复杂社会中，社会分层是否一定凌驾于血缘关系，这是值得商榷的。因为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分层是基于世袭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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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理查德·博格提出了所谓的“伟大成就”定义。理查德认为，文明的主要特征是：高度发达的艺术和科学。这一点可以从建筑、雕塑、冶金术等方面体现出来。如果我们发现一个社会有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艺术品或者其他技术因素，那么就可以考虑该社会是一个文明社会。
博格指出，之所以这样下定义，其原因在于：拥有伟大成就的社会总是非常复杂的社会。想要达成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需要有大量的科学和宗教知识，需要专业人士。而为了供养专业人士，就需要社会能够产生劳力及财富上的盈余。最后，当超越家族关系的社会机制存在时，盈余的合理调用才成为可能，比如说通过税收、贡赋等方式。在这样的情况下，社会分层是必须的，而城市是必要的——或者可能仅仅是共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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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张光直提出了一个比较有影响的学说——“浪费性”定义。
他主张，如果我们在人类学研究中，发现一个社会的成员希望将财富投入到一些不实用的领域，那么我们应该赞同说这个社会就是文明了。
那么什么样的东西属于“不实用的领域”呢？比如说纪念性建筑、宗教艺术，等等。当然，某些情况下，人们通过完成它们，间接地达到某些实用性的目标——比如说在铜石并用时代，人们建造神庙的活动。但是，在考虑“浪费”的情况下，应该尽量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考量，即他们的间接目的也并非出自实用性。
为了造成浪费性，社会需要产生更多的盈余去支撑浪费性的活动。但是这些盈余不可能从单纯的农业产生出来，人们需要提高生产效率，从而自农业中解脱出来，获得空闲的时间。其必要条件是人们必须被说服和组织起来，以生产超过自身所需的产品，而这又需要一个精英阶层来完成。其表现是：社会财富的集中，赋予特殊阶层创造文明成就的能力，同时，特殊阶层具有的合法的凌驾地位。
张光直认为，盈余只能通过社会阶层之间的互动产生。这需要社会分成不同的层级，一小部分人掌握财富，而大部分人充当劳动者；需要社会具有城乡体系；盈余由环绕城市的乡村产生。而文明社会彼此之间的关系，具有相似的复杂度（例如，封贡关系？）。
这个定义看上去具有相当的可操作性，不过可能会让一个考古人做出一个推理过强的断定。实际上，这个定义与博格的定义大体相同，但是博格的侧重点在于文明成就的“质量”，而张光直的定义突出文明成就的“体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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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埃里克·沃尔夫提出了“文化互动”定义。
埃里克提出：文明是“一个以基于霸权的封贡社会为中心的一批文化互动区域。通常来讲，在作为盈余占有者的精英成功地达成集权之后，会发展出相应的意识形态模型，而在更大的政治经济圈内，这种意识形态又在其他的精英阶层中传递，霸权于焉产生。”
在这里，“文化互动区域”指的是一个社会群体，其成员之间的互动性大于与外部人员的互动性。因而这个社会群体共享相同的文化，并且与其他的文化群体相区分。“贡赋社会”指的是在某个社会当中，精英阶层占有盈余产品（所谓“贡赋”）。盈余产品来源于彼此依赖的生产者，并且精英阶层对盈余产品的占有，往往依赖于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强权。也就是说，社会个体、社区或者企业等控制着他们自己的生产手段（土地、河渠、工具、矿山，等等），自己进行生产，但是必须纳贡。或者，被征服的社区对宗主纳贡。
“霸权” 是这种社会的特征。精英阶层在全域内享有凌驾地位，他们能发号施令，强制域内成员纳贡或者服劳役。一般情况下，在一个给定区域，只有单一的霸权，而非混乱的军阀相争等状态。在这样的社会中，可能拥有多个政治经济单位，每个单位都有自身的社会精英。
“意识形态模型”则将这种社会特征合法化，并且通过精英阶层的复制，向更大的范围传播。
该模型与张光直的理论拥有一个共特特点，那就是多个国家之间的互动性。该理论强调文明社会中的互动性以及社会的共同文化因素，同时，亦强调精英阶层和产品生产者之间的封贡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