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要的董振堂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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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董振堂，必须先说赵博生。
早年间，赵博生在保定军校读书，1917年毕业。那时候的北洋政府是皖系掌权，赵博生这批优秀毕业生，便被分配到皖系军队做基层军官。
在旧军队做事，赵博生还是有远大志向的，他在日记里写道：
“抱救国之志，负救国之责，不得不努力求学。人若无高尚知识，虽欲救国，则心有余而力不足。欲达此目的，非努力求学，不能成功。”
赵博生想救国，但现实不给他机会。
就在他毕业进入军队以后，中国接连发生了张勋复辟、直皖战争、直奉战争等一系列混战，赵博生做为基层军官，没有力挽狂澜的能力，便跟随军队辗转于各路军阀，在皖系、直系、奉系都混过。
面对这样的遭遇，赵博生心灰意冷：“中国的政治这样腐败，社会这样黑暗，我真不想在这里做事了，我想下海拉洋车。”
中国军人对现实不满想去拉洋车，苏联克格勃的普京失业了想去开出租，这份职业就这么有吸引力么？？？
不过普京没去开出租，赵博生也没去拉洋车。
1926年，已经投入西北军的赵博生，见识到人生中的第一缕阳光。因为经李大钊先生牵线搭桥，苏联和冯玉祥打通关系，向冯玉祥军中派出军事顾问，我党也派出大量党员到冯玉祥军中工作。
于是呢，赵博生认识了共产党员刘伯坚，读了大量的革命理论，年近30岁的赵博生，也知道了中国该向何处去。
虽然在冯玉祥军中，他还没有走上革命道路的机会，但苏联顾问和共产党员的政治工作，在赵博生的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只要时机一到，这颗种子就有发芽的可能。
时间进入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爆发中原大战，冯玉祥战败，主力部队被蒋介石收编，余部归宋哲元。
赵博生没有参加中原大战，而是以14军参谋长兼特种兵旅旅长的身份，在西安驻防。
大战结束以后，杨虎城率部直逼西安，要求赵博生投降。但赵博生不愿意投降杨虎城，带着一些人跑出来，投奔了河南的吉鸿昌。
他的叔叔赵以元是吉鸿昌的结拜兄弟，在部队有些权力，便劝赵博生在吉鸿昌的指挥部住下，以后在这里谋个差事。
赵博生说：“我考虑考虑吧。”
也就在他考虑是否留在吉鸿昌部的时候，刚接受改编的冯玉祥亲信将领孙连仲来信：“西北军被改编成26路军，老兄弟们都在，你以前就是军参谋长，不如来26路军做参谋长吧。”
赵博生想，吉鸿昌不可能给他参谋长的职务，那就去26路军做参谋长吧。
于是赵博生告别吉鸿昌和叔叔，收拾行李，来到山东任职。
参军14年，赵博生一直在换工作单位，他以为这是最后一次了，不会再变动了。
赵博生没想到的是，短短一年后，他又更换了工作单位，这一次才是真正的最后一次，而且因为这次工作变化，他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中国的青史里。
在26路军中，赵博生和董振堂熟悉起来。
董振堂没有赵博生的履历丰富，1922年从保定军校炮科毕业，他听说冯玉祥的军队纪律严明，便主动申请到冯玉祥的军队任职，同行的还有何基沣等13名同学。
在冯玉祥的军队里，董振堂的表现很好。
军官发不出军饷，他就和士兵们一起吃大灶，要参加演习，他也和士兵们一起挖壕沟，深得军心。
冯玉祥看在眼里，想把董振堂调离排长的岗位，到司令部做上尉参谋。冯玉祥觉得给董振堂升官，董振堂肯定会感激涕零吧。结果董振堂说，我不愿意做参谋，只想在基层带兵。
冯玉祥大怒，好你个董振堂，竟然不识抬举，敢驳老子的面子。
眼看就要治董振堂的罪，还是参谋长刘骥劝他：“人才难得，尊重董振堂的个人意愿吧”，这才留下一条命。
这条命留的很值。
1926年，冯玉祥在五原誓师，随后便出兵南下攻取陕西和河南。
已经升为旅长的董振堂，在河南邓县亲自带领大刀队正面出击，派主力部队从两面夹击，歼灭于学忠部数千人，保护总指挥孙连仲安全撤退。
随后又指挥部队奔袭两天一夜，直扑襄樊的吴佩孚司令部，俘虏吴佩孚的参谋长、逼降于学忠的16个师，吴佩孚则带着小老婆偷渡汉江逃命，狼狈之像，和抱着木头渡黄河的王保保如出一辙。
真是猛将啊。
而且这么一个猛将，竟然不爱钱。
在河南打胜仗之后，董振堂缴获了吴佩孚的黄金马鞍，听说同学何基沣受伤且没有缴获，就把黄金马鞍和20支盒子枪送给何基沣。何基沣觉得受之有愧，便和董振堂商量，把这些东西上交领导。
留在河北的父亲知道董振堂做官了，花钱盖了砖瓦房，但董振堂回去住了一天就和父亲说：
“以后不要再盖新房子了，将来国家富强了，人人都有房子住。”
妻子贾明玉做为高官太太，出席重要场合也是穿粗布棉衣，每次都被那些穿绫罗绸缎的官太太们笑话。
贾明玉是否委屈，董振堂根本不在乎，他只是和妻子说：“我这一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更甭惦记我逛窑子。我阔起来，也不会寻小老婆。”
跟着这么一个男人，生活虽然差点，但起码踏实安心，也行吧。
如此一来，董振堂便显得特立独行，有人说他是不爱钱将军，有人说他是傻司令，总之和别人不一样。
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战败的冯玉祥部被改编成26路军，下辖25师和27师，董振堂的部队被改编成25师73旅，降为旅长驻防山东。
可以说，赵博生和董振堂身在国府，但思想上早已入党了，给一年后的“宁都起义”埋下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