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制是对抗马太效应的有效武器，是基层维持稳定的基础，也是底层群众的最佳选择。
我们以公医师三大编制群体为例。
赵警官，钱大夫，孙老师通过各自的努力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可谓年轻有为。
如果取消编制呢？
赵警官年富力强有能力，开了私人安保公司，组织起一帮弟兄，专做高级安保工作。以前有编制时，经验资历再丰富也只能排队升职，挣不了几个钱。现在拉一个活，挣得比以前一年还多。兄弟们个个有肉吃，大家纷纷表示跟着赵哥干有前途。
而赵警官和他弟兄们以前负责的片区，换成了快退休的老张和老张们。大腹便便，面对小偷只能哈登式眼神防守，大爷大娘们直闹意见，老张表示——业主们可以去赵氏安保公司雇人啊，保证你们小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
钱大夫立马跳槽私立医院，带着手底下团队，赚得盆满钵满。以前站一天，累的腰酸背痛，现在一台手术翻了好几番，不用担心医患紧张红包尴尬，而且准时到点上班下班，老婆孩子脸上的笑容比以前多了好几倍。想找钱大夫做手术的已经预约到三个月后，下一步老钱准备搞个私人诊所单干。
而以前老钱工作的医院，看感冒的患者也排到了明年。只有小张大夫一个人忙活，大爷大娘们纷纷闹意见，咋啥病都开一样的药呢？小张大夫表示医院只有板蓝根，想不排队买好药请去隔壁私立医院。
孙老师出课无数，手里教学能手优质课证书拿到手软，立刻跳槽国际学校。以前有编制时，每天都要写一堆材料，什么入保的保险表，什么教研活动记录，写材料的时间是批作业的三倍，备课的六倍。现在工资翻了六倍，还不用当班主任，学生生源好个个富而好礼，一教就会。
而孙老师以前的学校，升学率断崖式下滑。只有几个师范来实习的新教师，大爷大娘们带着娃爹妈一齐闹意见，校长表示，想去好学校请去隔壁国际学校，准备好六位学费以及家长双方的博士学位证。
这三个例子是糙了点，但是告诉我们一个现实——有编制这些岗位，都是需要专业人才的岗位。一旦失去编制，马上就会人才流失。人力资源马上就按照马太效应，形成西方常见的富人区和贫民窟。
富人区治安良好，有私人医生，有优质学区。
贫民窟治安混乱，叫不起救护车，学生十点上学两点放学。
看得出这个死循环吗？富人通过手里的财富，维持富裕的生活，并通过教育不平等来世袭。穷人翻身非常难。
所以有编制，才能缓和社会贫富差距，才能维持基层稳定。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
而编制，就是公共的恒产，给每个公民安稳生活的恒心。
从个人而言，编制意味着这几点：
1收入是当地平均收入。许多十八线小城市人吐槽到手两三千，但当地的房价也很便宜。编制收入可以保证你养家糊口。当然，大富大贵是妄想了。
2稳定的现金流，没有中年危机。中年危机的本质，是劳动力过剩的情况下，资本家以优质年轻劳动力要挟年老劳动力。但编制内没有这个问题，随着资历加深，工资会缓步上升。
3越小的地方，编制越重要。有编制的人，往往能形成有效的人际圈，利于整个家庭的运行。
4一旦你遭逢不幸，绝不会落魄失业。流浪大师到处要饭，依然靠着编制每个月能领钱。不少单位都有常年卧病的例子，都是编制养着。
许多刚毕业的年轻人，特别喜欢讲这样一句话：
我不喜欢25岁的时候就过上65岁的生活。
这句话确实很酷，也很有勇气，但对大都数人并不现实。
马云之前是大学老师，还是学校里的主任，假设马云没有跳出来创业，你觉得他会如何？
以他的能力，他干到校长太轻松了。
所谓编制外的人有无限可能，是指有能力的人。
有能力的人，无论编制内外，都可以混的很好。
因为有能力意味着不惧内卷，不惧竞争。
那些成功的创业者企业家，他们进了体制也一定是大拿，只是体制限制了他们的上限。
扪心自问，你的上限有多高？够得着他们的下限吗？
上了这么多年学，自己跟学霸有多少差距，这点数还没有吗？
你要相信，聪明的人，做什么都聪明。
比如半人半狗的柯洁，随便拿个斗地主冠军。
拿个王者荣耀85连胜。
就当休闲换换脑子了。
这个时候的编制，相对于能力一般的大多数就格外重要了。
因为它在提供养家糊口的同时，隔绝了充分竞争，隔绝了内卷化。
而且你不犯错，编制能跟一辈子。
所以我们可以复读一下，
俗话说，有恒产者有恒心。
编制就是底层百姓的恒产，给了你安稳生活的恒心。
以下是顾子明的观点：
今天，在朋友的安利下吃了“流量明星”大战“小镇做题家”的瓜，面对少数官媒对小镇做题家的嘲讽，决定还是要替同为普通家庭的学子们说两句话。
自小平同志恢复高考以来，“小镇做题家”就成为了“中国梦”的代表，任何一个中国人，只要愿意好好学习知识，在“做题”中掌握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就有机会在竞争中出人头地。
而中国的科举制度作为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缔造了最公平的筛选机制，从科举衍生出来的现代高考，更成为了一个公平的赛道，可以用分数的方式，量化学生单位时间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高考机制下，从TOP2到三本，学生的学习能力，基本上跟他的第一学历成线性正比。市场可以根据这个分数，为生产力提供最匹配的劳动力，为生产资料提供最有效的分配方式。
就像我们玩三国志游戏，每个将领都被数值化后，作为老板可以合理的把他们安排在最适合的位置，以发挥最大的效力。
同样，企业主可以根据第一学历和高考分数来设计预期，制定入门工资与后续投入的资源，让企业与个人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双赢与正反馈。
但是，近年来这套分配机制出现了问题，最优秀的那批人才都在集中奔赴体制内，扭曲了市场化的调节。
国家最优秀的人才都在皓首穷经的准备公务员考试，让他们在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最强的时候，变成了一个个专注于背题库和大纲的机器。
而与此同时，人才市场的顶端断层，又使得企业无法获得优秀的管理和创新人才，制约着企业的发展与组织扩张，无法吸纳更多的就业与岗位。
供求关系也随之出现了变化，从企业对人才的争夺，变成人才对编制的争夺，不仅造成了巨大的资源浪费，也是这一波“流量明星”大战“小镇做题家”的根源。
说来，明星喜们欢考编也是不得已，这几年影视行业预期改变，明星频频暴雷。
制片人为了防止劣迹明星导致影片无法上映，广告商为了防止品牌被劣迹明星代言搞臭，这些掏钱的投资方，都倾向于使用体制内有编制的明星。
能力和演技变得不再重要，一次次血本无归的教训，让投资方深刻的领悟到了，经历过体制筛选的明星，才能给自己挣钱。
同样，近年来的考公热的背后，也是由于市场预期的频频改变，很多延续了多年的行业骤然消失。
对于应届的毕业生和他们的家长来说，随着市场化竞争的不确定性大幅提升，完全冲淡了市场化带来的高收益，积极参与体制筛选，变成了经济学上最明智的选择。
双方都在拼命挤一个独木桥，哪怕各方做的都是最理智的决策，还是导致偶像与爱豆变成了零和博弈，也使得编制的竞争愈发的激烈。
激烈的编制竞争，又扭曲了高考这个最有效的资源分配方式，导致整个市场的资源错配和效率降低。
更为重要的是，高考制度是维系着社会流动性最坚定的基石，和执政最重要的根基，当公考挤占了高考的位置之后，社会流动性会被迅速焊死，“流量明星”大战“小镇做题家”类似的冲突只会层出不穷。
国家想要稳定，经济想要发展，就必须要回收编制带来的特权，将编制的收入市场化，让所有人都回归高考科举与就业的这个平台，打通社会的流动性与资本的市场化分配，让中国每个小镇做题家，都可以通过努力来实现他们的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