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初的时候，就写了一篇文章，《“鹤岗化”可能是大部分小城市的命运》，现在来看可能非常有预见性。这不前几天阆中这个四川东北部的小城，在前些日子搞收费测核酸之后，因为一笔不到2亿的拍卖再次上了热搜。
几乎所有人都认识到拍卖有点不正常，所谓“把缺钱写在脸上”。根据报道，和很多三、四线城市一样，现在阆中的财政压力太大，不得不依靠一些非正常手段弄钱。分析的文章很多了，我就不具体说阆中的问题，今天说说大家共有的问题。
现在有个说法，说以前为什么没有这种情况？以前那么穷，当时的地方政府财政能尚平衡，现在经济发达了反倒这么多地方弄得资不抵债。甚至有人说金融市场开放，容易借到钱了，所以造成了这次地方财政紧张问题。
这个比较复杂。
1978年之前，我国采取的是计划经济的统收统支制度，中央统一收钱，然后按照计划把钱划拨下去。有什么事情就向上面打报告。批了就有钱干，没批就想法子缠着批，弄到批文和划拨资金才能开工。这种财政方式，好处就是没有资不抵债的风险，缺点是过于僵化，可能有个比较好的项目，等到上边终于给批了，项目也不赚钱了。
改开之后，为了动员基层发挥主观能动性，开始大规模搞“承包制”。
大家知道小岗村的几个农民搞了个“联产承包责任制”吧，那时候啥都在搞承包，中央和地方的财政也是搞承包，地方上约定好每年上交一个固定的数，剩下的归自己。“承包”这个词当时火得不得了，一直到90年代，很多村里的墙上依旧刷着“承包为本”，能承包出去的几乎都承包了。
当时经济发展比较快的地方政府收入快速增加。而同时因为分权后，中央的收入增加很慢，花钱的地方反而多了，比如军队、公路什么的开支，使得财政捉襟见肘，甚至最严重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需要向地方伸手要钱，名义叫“借”实际就没想过还。
但是要钱哪里那么容易？财政会议要开大半个月，基本都在扯皮。
不过问地方要钱只能是权宜之计，关键还是找银行要。
直到1992年中央财政到了很严重的地步。全国财政收入3500亿，地方收了2500亿，中央只有1000亿却花出去2000亿。那1000亿缺口只能在银行挂账，帐挂得越来越多却没法还，银行甚至都开始不愿意给钱，说这个无底洞怎么填得满。
财政部部长找管银行的朱镕基打条子借钱，三次都被退了回来。朱镕基问财政部借钱打算怎么还。部长私下说我背心都快扒掉了，哪来的钱。意思就是不还了呗。
等到1993年，这种日子实在是没法过下去了，于是开始了分税制改革的讨论，最终在1994年达成协议。
目的就是中央把大部分税收走，当时商量中央的比重从之前的30%左右，提升到55%，中央一下子就有钱了，然后开始了大规模的建设。很多原本没有钱做的全国性工程也开始上马，高速公路、高铁、港口、机场这些大工程。国家每年向各省转移支付的资金也都源于此。
但是钱就那么多，中央的多了，相应的地方上的收入减少得很厉害。而且把收钱的权力收了上去，花钱的责任留了下来，也就是大家热议的财权事权不成比例，地方上钱拿的少了，事情却没少。沿海发达地区还可以解决，落后地区的日子一下就难过了。城市建设、社会治安、教育投入、医疗投入每一样都要地方政府筹钱。
而且那时开始全面改革开放，地方政府都想着能加快建设。搞建设也要钱，钱从何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