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观网看到了北大中文系戴锦华老师的一则视频，内心百感交集。视频的标题是：与日本学者长达5年的战争讨论，大概是我一生学术活动中最负面的经验。
视频中她提到，一旦跟日本所谓的左翼学者（右翼根本不跟你讨论）讨论起日本的战争罪责，日本学者就开始胡搅蛮缠，要么转移话题，要么偷换概念，要么耍流氓装糊涂。
她还提到，在欧美的学者眼里，战争、生命和人都是分等级的，连大屠杀都是分等级的。他们认为犹太大屠杀是人类的创伤，而南京大屠杀则不够格。
因为在欧美学者眼里，他们自己是文明人，而中国人不过是像印第安人那样的野蛮人。他们把印第安人屠杀殆尽，到现在还心安理得。
为什么？因为他们认为印第安人“嗜血、残忍、野蛮”，与野兽无异，他们的存活简直是对上帝伊甸园（北美大陆）的糟践。
当时北美著名的宗教领袖科顿·马瑟污蔑印第安人是“古铜色的异教徒，比地球上所孕育的最邪恶的魔鬼还要邪恶”。
他认为，殖民者和印第安人之间的战争是上帝和魔鬼之间的战争。在他看来，屠杀印第安人简直是替天行道。
然而这样一个鼓吹屠杀印第安人的宗教领袖，另一个身份是哈佛大学校长、西方慈善事业的先驱，他1710年写成《论善行》。
在我们看来，他们的行为虚伪双标，在他们自己看来，又是逻辑自恰的，因为他们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他认为，行善是对上帝应尽的义务。
在蛋总看来，上帝无非是他们自私自利的遮羞布，有了这块遮羞布，他们做什么事都心安理得，搞殖民侵略，搞种族歧视，搞霸权主义。
不信大家看，美国为了遏制中国的崛起，炮制出了各种奇谈怪论，中国无论做什么都是错的，连呼吸、吃肉、囤粮、追求美好生活都是错的。
2010年奥巴马访问澳大利亚时说：如果中国人都过上了和美国与澳大利亚同样的生活，那将是人类的悲剧和灾难。
奥巴马还算是言行一致的。也就从2010年开始，中美关系开始恶化，美国政治上重返亚太，经济上推动唯独排除中国的TPP谈判，给中国发展设置各种障碍。
2012年4月，美国挑唆菲律宾在黄岩岛海域与中国发生对峙，南海局势骤然升温，美国军事力量顺势介入，给菲律宾等国撑腰。
也是在2012年，日本宣布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中国随即做出反制，派出空前强大的海空力量巡航钓鱼岛，然后美国再次介入，宣布钓鱼岛在《美日安保条约》的保护之下。
2012年前后的中国，国内也有很多问题，部分干部贪污腐化，空气污染日趋严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社会矛盾尖锐突出。
当时的中国正如一支孤军，一方面自身士气有点低落，另一方面，又面临强大敌人的重重围困，这让我想起了长征时期的红军。
红军经过了湘西的血战，虽然突破了敌人的四道封锁线，但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红军人数从长征之初的8.6万人锐减到了三万多人。
在这个关键的历史节点，遵义会议召开了。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