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将来人回看历史，这次疫情防控，会是中国、美国、欧洲各国之间的国家治理能力比拼吗？
不不不，这恐怕会是当今世界三大制度典型的比较：
东亚的大一统国家制度（集权）；北美的松散联邦国家制度（联邦）；欧洲的深度国家联盟制度（邦联）
1、集体利益最优解
中国为什么能抗疫成功？全国各省一省救湖北一市，全国救武汉的疫情。同样的，武汉封城，湖北封省，牺牲了自己的经济，阻挡了病毒对本国其他省份的更快更大范围的传播，也是一市救一国，一省救各省。
这样的各自牺牲，互相救助，难道没有制度原因吗？显然有了。谁的制度有优势呢？我就是觉得中国的大一统制度有优势。遇上疫情，也是挺明显的了。
西方很多人说，中国一直在好皇帝坏皇帝陷阱里，所以总是逃不出低质量治乱循环的历史周期律…我觉得那是典型的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罗马帝国有历史周期律吗？没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波斯帝国有历史周期律吗？没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阿拉伯帝国有历史周期律吗？没有，这个国家已经没有了。国家都没有了，还指责什么历史周期律呢…那为什么，偏偏我们中国有历史周期律，而且我们的国家一直都还存在？
因为每一次历史周期律的背后，都是带着迷茫的乱世中国，在剧烈的地理板块博弈、冲突与碰撞下，经历了血得教训与试错后，经历了历史的宏观筛汰过程后，才让这片帕米尔高原以东相对封闭的东亚大陆，重新找到生存与发展的最优解——大一统。这个历史命题与解题逻辑至今未变，最近的一次完整演绎还不到100年。
为什么我说中国大一统制度好？因为中国的制度，可以破【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的梅里尔·弗勒德和梅尔文·德雷希尔拟定出相关困境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方式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两个共谋犯罪的人被关入监狱，不能互相沟通情况：
如果两个人都不揭发对方，则由于证据不确定，每个人都坐牢一年；
如果一人揭发，而另一人沉默，则揭发者因为立功而立即获释，沉默者因不合作而入狱十年；
如果两个人互相揭发，则因证据确凿，二者都判刑八年。
由于囚徒无法信任对方，因此都倾向于互相揭发，而不是同守沉默。最终导致纳什均衡仅落在非合作点上的博弈模型。
结果，两个嫌疑犯都选择坦白，各判刑八年，这无论对个人还是集体，都是最差的结果。如果两人都抵赖，各判一年，显然这个次优结果是最可行最容易实现的，是相对最好的。
囚徒困境所反映出的深刻问题是，人类的个人理性有时能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聪明的人类会因自己的聪明而作茧自缚，或者损害集体的利益。
西方人自己研究出的博弈论。可是疫情当下的西方，无论是地方与国家之间，还是个人与政府之间，都在展示他们是如何牢牢困在囚徒困境这个它们归纳出的博弈论模型中。
那些不顾政策劝阻，甚至刻意挑战疫情防控政策的西方个体，为了满足个人的最大权利，所以牺牲集体的安全和利益。那些号称敢封城就要宣战的地方州，为了满足本州一地的经济利益，所以牺牲了国家的整体利益。然而，个体自作聪明的理性，最终会导致集体的非理性。他们从上到下，都不愿意放弃一人一时一地的最大利益，最终反而连维护集体利益下的次优结局都得不到。他们得到的，是囚徒困境模型中，无论集体还是个体，都是最差结局。喊着一堆意识形态的口号，背叛了客观真理，不实事求是，他们的分权、分治理念，正在遭受史无前例的冲击。
但是，中国数千年历史打磨出的大一统制度和理念，却悄然无息，向全世界展示了如何破解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矛盾的困局。这个病毒是最大的全球性的囚徒困境模型现实条件的制造者，能破囚徒困境的，是中国这样的制度。在顶层设计上，集中统筹规划。在中层执行上，层层集体决策。在基层中，构建如臂使指的巨大动员能力和操作能力。
我们的制度，不是一朝一夕，纸上谈兵设计出来的，而是一个历史形成的基于国家精神与族群历史逻辑的精密制度。它的背后，有我们的文化支撑，也就是我们对统一国家，寸寸是祖国，人人是同胞的强大的共识。这是属于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否则，外地的医生为什么要不远千里，为遥远的地区和人们付出生命？武汉人民为什么要相信国家而不顾自己，为遏制住向四方外流的人群而宽容看待封闭家园？我们大多数人为什么会在国家正式宣布进入非常情况的时候，愿意相信国家并让渡个人暂时的权益？因为我们共同的历史记忆太多太深厚，如果连国家都已经严重警示，我们绝大多数人必然会以最快速度谨守自己的行为，服务于14亿人共同的大目标，既是为自己，也是为每个同胞…这就是集体主义精神的体现。这种理念的身影，一直回荡在中国的历史里。应该说，是中国文化中浓厚的集体协作精神，支撑了历史常态的集权制度理念。
集权制度，一定是盲目从上的吗？并不，这次小区封闭很顺利，但多年前小区拆墙就没成行。这个制度也在发展，也在完善，补上曾经的不足。它最近的成果，仍是基于集体协作理念而来的分层集体决策制度，也就是我们国家的民主集中制。集权制度的框架内，也有着集体与个体，国家与个人，国家与地方的方向性协调和自适。因为强调集体主义，而不是推崇个人主义，就必然潜移默化向每个个体明晰个体在集体中的权责定位点，个体既有服务集体让利自律的一面，也有根据自身需求互动制约的一面。集体，包含上层中层和下层所有人，并不是只有中下层。集权制度的精髓，在于全局统筹与局部实施，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全面规划与合理布局，也就是上层规划，中层执行，下层配合。集权并不是专权，我们今天的制度也强调在集权构架内分权，是以事权纵向层级来分权，而不是以地理单位来为分权，不是以事权横向门类来分权。
中国的以事权纵向层级来分权，是同一事项层层集体决策，也就是中国特征的协商制度，既讲民主，也要集中，形象点说是“丰”字型结构，国家在中央是纵向贯穿，是重心所在，是向心结构。虽然是垂直权力结构，但每个地方层级与事务部门都各自有一个正式的集体决策圈，实际上中国的官员在职务权限内，必须讲究专业和严谨，因为决策有集体把关。中国的集体决策制度，是围绕“事”展开的。
西方的以地理单位来为分权，则是不同地方层级与事务部门各自行事，刻意制造行政隔阂来进行不同体系间的互相牵制，形象点说是“卅”字型结构，国家在中间只是横向连接，是轻盈的纽带。这种结构相对扁平，简化了国家层面的权力结构，实质是离心结构，缺乏国家层面的重心。所以，每个层级被选上的那个人，在被赋予的权限外，受制严格，但在权限内，说是肆意妄为都不为过。尽管执行上会受到平行部门制约，但在各自系统内的人事上是明显具有酬佣特征，完全自己组“阁”，更接近绝对垂直结构，因而决策上，也没有班子分工与平行人事的委员会制度下的集体把关，能够更加任性。票席制，本身就是围绕“人”展开的。
管理上的集体决策，执行上的集体协作，带着集体主义文化基因的全体中国人集体配合。于是，我们差一点，就把这种病毒，尽灭于本土…是尽灭，不是控制…如果每个国家都做到这一点，也许我们在当下的一个月内，可以宣告全球疫情结束了…然而，但全球的形势，不由我们了。这是一次国家层面的，集体理想战胜个体理性，破局囚徒困境的经典演绎。而且是管理难度最大的14亿人口做到的。当然，我们的代价是巨大的。因为从囚徒困境的模型来讲，兼顾集体利益时，我们个体所选择的必然是个体利益的次优结果，我们个体承受了封闭期的经济损失。这个能上通下达，让上中下各层能够明确自己个体次优的代价是什么，集体最优的信心在哪里的，就是我们的制度。可是，追逐个体利益最大的化，也就是短期的经济利益和个人的自由权利一概不能让渡的同体量国家和地区，已经展示了，结局只能是集体利益和个体利益都得到最差结局，双输的局面。现在是4月18日，中国还保持在8万累计，美国已经跃过70万，欧盟已经跃过90万…
但是，欧洲和美国，甚至印度，都还有很多人在责怪中国，甚至要中国赔偿。毫不例外，他们的矛头仍然是对准中国的制度…而我们，仍有很多人，抱着【中国现状不西方】所以【中国制度不好】，或者【中国历史上有过悲剧】所以【中国制度不好】的制度决定论，思维仍在停留半个甚至一个世纪前，仍带路式应和着这些西方论调。
2、集权≠独裁
中国人在20世纪总结的西方语境下的历史常识是有问题的，比如很多人张口就是集权=独裁。集权制度，实际是精密的，制度性的。中国人从三公九卿，左右丞相就开始摸索，到后来的三省六部，群相集议，二府三司，制度制衡性是越来越强的。即使沾染了金元时期皇帝制的粗暴风气，洪武裁撤相权，明朝的外朝罢相，还是再次形成了内阁内廷的互制。这是因为，隋唐之后，依托专业化官僚选拔和晋升制度理念的强大文官系统已经形成。有了发达的文官系统，无论顶层设计如何变，这种历史性的制衡态势都会常委多数时期的常态。中央集权制度发展史的另一面，也是对君主独裁的博弈制衡史。这种制度的历史追求就是既要保证国家的统筹动员力，又要保证对顶层权力的制约力。而不是像上古社会一样，简单的靠分权自治，用层层粗放自决，牺牲国家整体效力，来保证对最高权力的制约。尤其是汉对秦，唐对隋的动员能力与动员能力反噬的制度反思，历史成果是最为显著的。
美籍汉学家黄仁宇在《中国大历史》一书中提出：“中国从公元前一直到20世纪，中央政府能向每个农民直接征税，是世界上唯一的国家。”他指出了中国集权制度一贯的历史独特性，但作为美国人，作为20世纪前中叶，经历批古浪潮最盛时期和现代学科草创期的学者，他无法在情感层面理解这种制度。他另部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中，那时的所谓独裁者，就是连太子都没法换，也不愿和文官开朝会，却打赢了三大征的万历帝。万历皇帝不是不想任性，比如在矿税之争时，尽管通过内廷与外朝激烈交锋，最终也不过是君权受制，君威受损，当世便被传为千古昏君…而那些以反对官员为代表的文官集团，却并没有受到太大的迫害和重创。这是独裁者该有的形象吗？相反，他的孙子，崇祯帝，废厂卫，杀阁辅，大破二百年形成的内外朝制衡，最终成了乾纲独断，也丢了江山。你说他是制度的代表？但他分明是砸烂制度的代表…但因为人人都说他动机好，所以无论结果如何，他的历史口碑竟然还挺好…我们总是把砸烂这种制度的代表看这种作制度的代表，把砸烂这种制度的因果，看作是这种制度的因果，我们转换思维想一想，这二者是否有区别？这种制度是该保护还是该砸烂？
上世纪批古之后，一提到皇帝，人们就下意识认为那是独裁的象征。但中华历史上，400余个大大小小的皇帝，不包含被宣称是猝死的，也有过半死于非命…包括那位，历史明确记载是病死，却靠当代科学技术检验证实是被毒死的光绪帝。中国崩溃论者，制度缺陷论者，制度决定论者，要么只拿中国和全世界就这么几个有过残酷积累殖民史的列强国家比，要么就是只是纵向和自己短暂的历史波谷期比，只盯着个别几个历史上最强势的皇帝，说这是一个皇帝可以为所欲为的制度…
集权（中央）≠极权（个人）≠专制≠独裁≠帝制≠军国…但我碰触其中一个词的正面，很多人就会自然连带扣上其他几个词。就像很多人潜意识里把，西方=先进=文明=民主=科学，我一碰触其中一个词的负面，就会被很多人连带认为是在反对这一串词…可是，中国历史上的中央集权制度，是文官系统发达的产物。比如唐代中央集权最巅峰的时刻，是政事堂制度，即群相集议制。中书省（负责决策）、门下省（负责审核）、尚书省（负责执行），三省长官（尚书仆射、中书令、侍中，至少四人）与所有加同中书门下三品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衔的官员一起，是一个多时达十几人的宰相群体。而且作为宰相群体之首的首相和副相，基本都是3-5年就轮替。所有的宰相加起来，才是一个丞相的功能。在一千多年前，中国就形成了这样精巧的制度制衡…这和有些城邦社会的所谓国王，身后跟着一个管家（大臣）和一堆佣人，就是整个治理团队的形象实在天壤之别。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连续繁荣和强大，就是这样被推动起来的。是这样的集体决策理念和制度，让唐太宗遛个鸟都被怕让魏征直谏，即使贵为皇帝，死了鸟也只能徒生闷气…遗憾的是，唐玄宗晚年改革，在这种制衡制度上有一定倒退，从群相集议转为首相独断，实际损害了这样的制度和集体决策理念…
因为中央集权是垂直权力结构，很多人甚至把它和军国主义挂钩划等号。虽然看似都是垂直权力，上令下达，但二者本质是不同，前者依靠专业的官僚选拔制度所形成的专业化职业官僚群体。后者，没有任何制约，纯粹依靠个人的武力背景和缺乏专业能力水平的职业军人集团的来做决定…比如日本，在发动了918入侵之后到77全面入侵之间，1931到1937年，日本六个首相，五个被暗杀，其中四个死了，一个没被杀死，但给吓死了，只有一个没遇到暗杀的是第一个被杀后出来临时过渡不到半年的代班儿。这相当于都被杀完了呀。谁干的？日本军方，军国主义势力。而且，当时日本军人很流行下克上…日本是一个从未实行过科举制的国家，没有诞生强大的文官系统和顶层制衡制度，所以这与我们历史上的文官制度哪有相似？但因为集权这个本该中性的词汇被西方污名化，好像这个世界上，要么分权，要么独裁，就认为集权是独裁…可即使是西方人自己写的，自己推崇的企业管理学著作，也从未见过“不管理、少管理”是优越的管理制度的类似观点…可在国家层面，他们却深信不疑：不管最好。
中国开始落后是什么时期？19世纪初。满汉大防，旗人半贵族化，满城小封建，五部大封建（满洲部、蒙古部、汉部、回部、藏部）。鸦片战争，清朝根本没有足够的动员能力和动力去进行举国抵抗与国家调头，也就只能渐渐沉沦。因为清朝根本没有对中华民族的构建，反而在内部刻意分化，去民族心理。清朝根本不是民族国家。
中国全面落后是什么时期？20世纪前后。列强蚕食，内乱不息，汉人官僚地主趁势形成地方自重之实。中央集权制度，在能够发生东南互保的晚清就是个空架子。在民国军阀混战之时，连空架子都没了。
20世纪，中国有过3次大反思：第一次，推翻帝制，反思自己。第二次，民国结束，反思西化。第三次，改革开放，反思苏化。建立在三大反思之上，改革开放后，中国就是在保持自己历史形成的制度精髓的基础上，对苏联集体制度去糟取精，对美国市场制度去糟取精，形成了现阶段的民主集中制，公主多辅的市场制度…
中国的国力，与集权能力是很明显的历史正相关关系，却因为20世纪离帝制的历史距离太近（最后一个皇帝是45年才消失），那一代人还在，所以出于提防和批判帝制的时代原因，才在意识形态上矫枉过正，错把帝制时期代形成的集权与近代国力解读为负相关。
上个世纪，第一次反思潮时，我们无论是经验、技术，还是那照猫画虎，东施效鼙的乱象制度，都是全面落后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