栩然：1921年有个上海滩密探闯入了一大会场，后来的结局怎么样？|2022-08-22-汉风1918-汉唐归来-惟有中华

1921年6月29日，长沙小西门码头。

暮霭沉沉大江阔，两个长衫长袖的人趁着暮色，在人群的推搡中悄悄地登上了一艘去往上海的轮船。

年长者，叫何叔衡，时年45岁。年轻者，就是毛泽东，时年28岁。

因为走得突然，并没有什么亲友到码头送别，也没有多少人知道他们离开长沙去上海是要干什么。

何叔衡的同事谢觉哉，日后的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曾在当年的日记里写道：

“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之招。”

这五个圆圈，谢觉哉后来解释说是“共产主义者”，当时他知道这是件大事，怕泄露，只能以圈代意。

1952年谢觉哉在回忆当年的情景时又说：

“一个夜晚，黑云蔽天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的行动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

后来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这确实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但当时并不是很多人能想得到。

党的两名创始人都没有参加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未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未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除他们外，当时的早期共产主义骨干分子邓中夏、罗章龙也因为各种各样的理由没有参加一大。

最有意思的是邓中夏，他在7月跑去了上海一墙之隔的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

原因是，这个学会已经相对比较成熟了。

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对这个之后堪称“开天辟地”的会议，所有的参会人员并没有如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么重视。

什么是历史？

这就是历史。

即使是参会的人中，也有很多人并没有太当回事儿，比如广州代表陈公博，本身已经是一所专科学校的教授，带着漂亮的妻子抱着游山玩水的态度来的上海，很多的时间都是在陪着妻子逛街。

会议中途遇到密探、又遭遇旅店情杀，嘉兴南湖上的会议还没开始开，就带着妻子忙不迭地跑了。

当然，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也无法对当时的陈公博苛责太多，毕竟，革命本就是大浪淘沙，像这样的投机分子，早点离开队伍，无疑也是革命的幸事。

1921年7月23日，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第一次会议。

这个日期值得注意下，因为并不是大家想象的7月1日。

事实上，也并没有在7月1日召开过会议，之所以后来的建党节要定在7月1日，是因为战争年代档案难寻，而且当时的参会人员后来又有很多人牺牲或脱党，回忆开会日期只记得是7月，甚至于连开会地点很多人都说不清楚了。

1938年，抗日根据地要举行建党17周年活动，需要确定日期，参加一大的毛泽东和董必武商量后，决定用7月的第一天作为党的成立纪念日。

1941年6月，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

真正的开会日期和开会地点，一直要到建国后，党史研究者通过实地寻访、搜集档案，直到70年代才考证清楚。

研究人员从共产国际的档案中，查到了一篇用俄文写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其中写道“各地代表直到七月二十三日才全部到达上海“，说明开会的日期不会早于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第34页）

真正帮助确认开会日期的，反倒是早已被清除出党，后来更是成为汉奸的陈公博。他在回忆文章里讲道，一大在上海召开最后一次会议的当天夜里，他们夫妇所住的大东旅馆发生了情杀案。

根据这个线索，去查1921年的上海的报纸，发现8月1日的《新闻报》和《申报》都报道这个案件发生在7月31日凌晨，说明一大在上海期间最后一次会议的日期就是7月30日。

而一大在上海一共开了6次会，每天1次，加上两天时间起草文件，共计8天，从7月30日往前推8天，正好是7月23日，与共产国际的档案吻合。

所以，到1981年纪念建党60周年时，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中共党史大事年表》，正式将党的诞生日期确定为7月23日。

倒是日本人当年的情报部门非常厉害，居然预先得到了一大即将召开的消息，他们在报送的情报上写道：

上海的中国共产党，明日即三十日，将于上海法租界贝勒路，原名“适庐“处，召开该党大会。（《中共建党前后革命活动留日档案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117页）

虽然，后来的参会者普遍不记得什么时间、在哪开的会。但并不影响13名代表在2名共产国际代表的牵头下，热情地召开数次会议讨论各地党团组织情况，研究党的纲领等。

直到，7月30日晚，还是在望志路106号的房子里举行第六次会议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意外情况。

原本当天的会议是准备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宣布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的。

如果没有当天发生的意外之事，应该也就不会再有后来的浙江嘉兴，南湖红船了。

历史，在扑朔迷离的层层脉络中，总是充满了各种不确定性。

当天的会议正在进行，一个穿着灰色长衫的中年男子，突然闯入了楼房内，说是要找一个社联的王主席，因为找错了地方，所以很快就离开了。

贝勒路树德里三号附近确实有一个社联，一般人遇到这个情况可能也就不当回事继续开会了。

但当时开会的众人都非常警觉，尤其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奔赴世界各地搞革命，干的都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事，当然不可能那么麻木，他们判断这个人肯定是密探，并当机立断停止会议，所有人迅速离开，避免了被一锅端。

之后不到一盏热茶的功夫，这个地方就已经被法租界巡捕包围得水泄不通，3名法国警察带着4个中国密探上楼搜查和盘问，没有发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里，藏着一个非常细的历史的细节。

还记得30日晚“无意”闯入李公馆，导致第六次会议被迫挪到浙江嘉兴南湖上去开的那个神秘男子吗？

这个神秘人后来也被查出了身份，是法租界巡捕房的程子卿，先做巡捕，后来做到了探长。

这个人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但他的结拜兄弟却比较有名，叫黄金荣。

近代以来所有关于民国上海的历史或者影片、电视剧，基本都很难绕开黄金荣、杜月笙和张啸林。

程子卿作为一个从历史反面参与到了中共一大的人物，解放后按理说绝难幸免，但因为他在法租界时“徇私枉法”，经常收了别人的钱就私自释放一些左派人士和共产党员。

所以，由宋庆龄（宋庆龄曾经就是他的“老客户”）亲自向有关方面做了说明，党和政府宽大处理，既没有逮捕他，也没有为难他。

这也再次告诉我们，正确的选择人生路线是多么的重要。

站在后世的我们来看，当然很清楚什么是主线、什么是支线，但处在历史进程中的人，又怎么可能知道呢。

历史的动人之处正在于此，任何一条支线都可能在后面发展成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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