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发现，一篇名为《守时的柳传志》的文章出现在了《福建省中小学生诚信教育》的教材中。
从前，小学生教材中的榜样是雷锋，现在成了柳传志了。
还有人发现，某小学的文化长廊中，贴的名人画像，不是马克思，不是列宁，不是白求恩，而是“大企业家柳传志”。
柳传志还活着，某些人就要迫不及待给他立“生祠”了。
占有了物质财富，还要垄断话语权。
入选小学教材这篇《守时的柳传志》属于“河殇派”老掉牙的烂梗了，它把柳传志的成功归结于他的“守时”、“诚信”，同时又批判“中国大部分企业家和官员不守时、不讲契约精神”，柳传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不像中国人，更像洋人——只有洋人才是高尚、守时、诚信、讲契约精神的。
我总结一下——柳传志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更国际化、更与国际接轨”。
但问题来了，洋人真的100%守时吗？柳传志的成功，真的是因为他“守时”、“诚信”吗？
别嘲笑这篇文章，很多年前“洋人就是讲诚信、守契约”是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从《读者》到《意林》到电视剧，到处在给我们洗脑，似乎中国人天生就是卑劣的，洋人天生就是高尚的，思想钢印的顽固程度堪比“三体人不会撒谎”。
今天，中国某些资产阶级“大善人”们攫取了大量的财富，自以为成为“国际资本”的一员了，就把自己也当作了“洋大人”中的一分子，以为自己身上也有了高贵的“贵族血脉”，所以他们迫切地需要树牌坊、立人设，他们给自己编造一个个神话故事，宣称自己的成功来源于自己的努力、诚信、守时、有眼光、有毅力……不但要把自己的财富合法化，还要把自己的资本原始积累的过程合法化。
他们平日里满嘴“盗理”，能把黑的说成白的，臭的说成香的，把破坏说成建设，把剥削说成行善，把掠夺说成慈悲，把侵吞国有资产说成是“勇于改革”，把媚外说成“国际化”，把阻断技术发展道路、甘当发达国家的组装厂说成是“顺势而为”，把自私无耻不仁不义说成是为了国家和人民。
真正的大盗，都是政治家，盗跖怎么解释“盗亦有道”的呢？他说：能够知道人家家里有什么好东西就是“圣”，能够身先士卒冲进去偷东西的就是“勇”，在大家偷完撤退时能为大家掩护断后的就是“义”，能够指定偷盗计划并且成功实施的就是“智”，最后分赃的时候，能够合理分配让盗贼团伙满意的就是“仁”。你看，他还能重新定义“圣勇义智仁”，他能制定这个社会的价值标准。
真正的大盗，是“贪天之功”，比方说——圣人为了天下的公平，制造了斗斛来量谷物、制造了市秤来称东西，制造了印章方便通信，为了教化百姓宣扬仁义道德。但是大盗等你完成了这一切，冲进去把斗斛、市秤、印章甚至仁义道德都一连偷走，据为己有。从此，是不是公平，是不是道德，是不是正义，他说了算，他来定义。
他们成功了，自然就能让天下的自私的利己主义者们对他们推崇、膜拜、为他们著书立传、甚至立牌坊、立生祠。有《守时的柳传志》，自然也会有《清廉的褚时健》、《节俭的李嘉诚》、《无私的杨元庆》、《勇于创新的柳青》…….
但“生祠”这个玩意儿可不能随便玩，把活人当作鬼神祭拜起来，不是什么好兆头，天启年间，权阉司礼监秉笔太监魏忠贤气焰滔天，朝野谄媚者抑或是畏惧其气焰者，纷纷为他立生祠。甚至有读书人把他比作圣贤孔子，因“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
不过这也没啥了不起，毕竟反动军阀马步芳都有曾有“纪念馆”，毕竟汉奸洪承畴都曾有人祭祀。
我建议柳教主不要瞎折腾，以他的财力和威望，不如养门客三千，买通天下的“乏走狗”，编修一部《柳氏春秋》，把他柳家近现代三百年的丰功伟绩都写出来，如镇江柳昕的“保婴堂”善举，如柳恂的大烟馆生意，如柳传志如何用负债的香港企业收购国有资产，如柳清的滴滴如何“收集用户数据，危害国家安全”…….这些事业，可不比什么“诚信”、“守时”、“契约精神”更传奇？更惊心动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