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并非边关塞外、疆界海防，连万里长城的一处垛口也不是。它实实在在就位于北京西南。为什么战争尚未正式打响，日本人已经抄到了北京以南，扼住了我们的咽喉？
我们该如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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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6年至1860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英军1.8万人、法军7200人长驱直入中国首都北京，将有“万园之园”之称的圆明园付之一炬。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更加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北京条约》，赔款白银2200万两。俄国趁火打劫，强迫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北京条约》，掠走中国领土100多万平方千米，相当于两个法国的面积。
1894年至1895年的甲午战争，清王朝再次战败，一纸《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和台湾，赔款白银2亿两。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虽然国家不少，拼凑的兵力却不足两万人，仅用了10天就攻占了北京。战后签订的《辛丑条约》，赔款数额更是达到空前的4.5亿两白银。
一个有着5000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一个雄踞东方数千年的大国，一个经历过“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强盛民族，怎么会在坚船利炮面前如此不堪一击？怎么会在对外战争中一败再败？怎么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
因为清政府腐败无能，因为统治者封闭保守，因为错过了工业革命。
我说，这些都对，但还有关键的一点，那就是民心散了，民族的精神倒下了。那时候的中华民族，就像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气若游丝，不堪一击。世界上的列强，谁都可以来割一块肉、分一杯羹。
其中，侵略中国最狠的，就是与我们一衣带水的邻国日本。历史上，日本是仰视中国的，曾经不断派“遣唐使”来中国学习。可是，到了近代，日本靠明治维新实现了工业化，竟然也步欧美列强的后尘，向中国挥起了武士刀。
1901年，清政府与11国签订《辛丑条约》。这个条约第九款规定：“中国国家应允由诸国分应主办，会同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从此，中国的领土上驻扎了外国军队，中国的主权进一步丧失。
起初在华北驻屯的外国军队有英、美、法、意、日五个国家，司令部都设在天津，总驻军人数约定为8200人，其中日军只有400人。如果只是这区区400人，日军想在中国发动事变是不可能的。清政府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腐败，为日军侵华打开了方便之门。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局动荡、军阀混战，日本将“清国驻屯军”改称“中国驻屯军”，暗中扩大编制，一步步将驻屯军由数百人扩大到数千人。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政府对日军的这种行径，视而不见。
再说东北，1904年到1905年，日本和俄国爆发了日俄战争。诡异的是，这场战争竟然是在中国领土上打的。当时的清政府软弱到什么地步？他们毫不顾惜在战火下痛苦挣扎的中国平民，反而以日、俄两国“均系友邦”为由，无耻地宣布“严守中立”。日俄战争结束后，战胜的日本就在中国东北地区驻军，并且利用中国的混乱局面不断扩军，形成了后来发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
国界线是一个国家主权的底线，国家的核心区域更是不容外国军队染指。然而，当“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本应在中国国界线以外的日军，其实已经在东北驻军20多年；当“七七事变”爆发时，本应在千里之外的日军，事实上已经久居于北京城外。这是多么创巨痛深的民族耻辱！这是何等深刻的历史教训！
当我们回答孩子们提出的问题时，一定要给他们讲清楚中国近代历史，讲清楚在100多年的时间里，为什么会一场悲剧衍生后一场悲剧，一场灾难导致又一场灾难。让孩子们记住，落后带来的灾难有多么巨大，今天的道路有多么来之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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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略者轻看中国，源于中国统治阶层抵抗意志薄弱。
军事上，中国军队一败再败；政治上，国民政府高官、军人、政客纷纷倒戈。大清王朝末代皇帝很快成为伪满洲国元首。1935年11月，大汉奸殷汝耕在河北省通县（今北京市通州区）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又出现一个夹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之间、以实行“华北自治”为主旨的“冀察政务委员会”。该会发布文件宣称“冀察两省，与日本有特殊关系”，还与日本驻屯军订立《华北中日防共协定》及华北“经济提携”的“四原则、八要项”。
眼看华北将成为第二个伪满洲国。日本关东军的板垣征四郎成为“东北汉奸之父”，日本华北驻屯军的土肥原贤二成为“华北汉奸之父”。中国三个伪政权头目王克敏、汪精卫、梁鸿志先后就职。王克敏与汪精卫的矛盾，竟然起源于王克敏投降日本更早，在汪精卫面前摆老资格，不把他放在眼里。汪精卫为此想方设法处处抬梁鸿志、压王克敏，这让另一个大汉奸周佛海连声叹息：“处此残局，尚如此勾心斗角，中国人真无出息也！”
全民族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58个旅长、参谋长以上将官投敌，一些部队成建制哗变。全民族抗战期间，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这种状况显露了集体性的精神沉沦和人格沦落，怎能不极大地助长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骄横和癫狂？
日本侵略者轻看中国，还源于两国工业能力的差距。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也造不出来。
侵略者轻看中国，更是看透了中国社会一盘散沙的状况。“九一八”事变的元凶板垣征四郎把中国看作一个“拥有自治部落的地区上加上了国家这一名称而已”。这代表了一大批日本法西斯军官的看法。
“九一八”事变的另一个元凶石原莞尔，青年时期曾对中国抱着很大希望。辛亥革命时，他是日本驻朝鲜军的一名少尉，当听到武昌起义成功、中华民国建立的时候，激动地带着他的几个士兵到一座小山上对天鸣枪，流着泪高呼“中华民国万岁”。后来，石原莞尔奉命到中国侦察。他曾穿着破烂的衣服扮作苦力，深入中国社会下层，在中国搞化装侦察，几次被当地警察扒光搜身，抄走最后一个铜板。
他从切身体验中得出结论：这个国家官乃贪官，民乃刁民，是一个“政治失败”的民族。他还认定在这样一个政治腐朽、官民对立的国家，即使外国势力入侵中国，民众也肯定不会支持政府。
中国老百姓说，“没有家贼，引不来外鬼”。日本之所以敢于挑战中国，正是因为这些侵略者看透了当时中国政治腐败、内耗不止、政府无能、社会涣散。这些状况让中国变得羸弱不堪，让广大民众与政府游离、对立。在这些侵略者心目中，他们的对手不过是几个孤家寡人，率领一群四分五裂的“部落”民众。一句话，是中国的落后，给了日本侵略者侵略中国的“底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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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在那个纲常错乱、廉耻扫地、暗无天日的年代，当被问到自己的梦想时，清华大学教授俞平伯用了一个反问：“我们的英雄又不知在何处？”整个民族都渴求有英雄出来顶天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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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眼看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抗日根据地已经拥有1亿人口。在敌后根据地，无数共产党人用自己的心血和汗水，把广大的工农群众组织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那时候，常常看到这样的景象：一个家庭中父亲是农民抗日救国会会员，母亲是妇女救国会会员，大儿子是工人救国会会员，小儿子是青年救亡协会会员，孙子是儿童团员，各自分工合作，为抗日救亡努力。可以说，上至白发苍苍的老人，下至刚刚懂事的儿童，都积极投身到抗日根据地的政治体系中来。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景象。
中华民族并非真的“一盘散沙”，只是缺少切实有效的组织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沦陷区起到了组织动员者的作用，使我们这个民族的优良品质和巨大潜能如火山般喷发出来。中国共产党组织动员民众的核心与关键，不是创造一种全新的理念，而是激发民众心中潜在的火种。那是一种无须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即使沉睡千年，即使被麻木不仁的表象所遮盖，只要有了好的组织动员者，就会被触发和唤醒。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
日本防卫厅编写的《华北治安战》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又做得彻底，根据以往的经验，凡日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到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作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中国共产党的法宝。
《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是远远不能相比的。”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惧的战争，不如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代更苦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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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真实的故事
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离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庄。那天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中共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