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小动作依然不断。
8月23日，美国商务部又发布通知，将7家与航空航天领域有关的中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清单，限制他们与美国企业合作。
显然，这是美方又一次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滥用出口管制等措施，动用国家力量对他国企业和机构进行的打压遏制。
而就在短短几天前，美国商务部的另一个动作，是调整了对外出口管制名单，当中有4个项目都是和芯片制造有关的技术出口限制。
格雷厄姆·艾利森在《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写道：“中国崛起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中国拥有和美国相似的实力，综合了过去美国所有挑战者的优点。”这其中，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让美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焦虑”和“压力”。
美国的应对方式，在一些时候很不光彩。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隔三差五就出台各种各样的政策来“恶心”中国。而如今，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还在愈演愈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用“小院高墙”来描述美国所谓的技术保护原则，“小院”无疑是特定技术和研究领域，“高墙”显然是采取更严密、更大力度的对华科技封锁。
如果纵观历史，会发现历史是不断重复的。早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就曾使用过这种手段，只是当时被针对的目标是日本。
日本是如何应对的？虽然看起来日本经历了失落的三十年，但其实日本政府一直在发力基础科研。日本政府改变了二战以来的产业政策，开始大量投资基础科学。在这个过程中，日本积累了雄厚的实力。20多年来，日本获得诺奖20多个，几乎每年一位诺奖获得者。而对基础科研的支持，也直接反应在了企业和国家经济的竞争力上。
如今，中国也同样需要突破“高墙”。中国对基础科学的研究正前所未有地加强，而一切的关键，无疑是一切基础科学的基石——数学。
今年1月，具有官方背景的美国网站“联邦纪事”公布文件称，美国政府决定以从事导弹技术扩散活动为由，宣布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一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四院及保利科技公司三家企业实施制裁，制裁措施包括冻结在美资产、禁止集团有关人员进入美国本土等。
这些中国航天的功勋企业被无端制裁的行径，自然引起了中方的强烈不满。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给出的评价是，“霸凌！”
但仅仅十几天后，美国又抛出了一个用心昭然若揭的法案。
2月4日，美国众议院通过《2022年美国竞争法案》。其主要内容有两点：对内是重点强调要加强高科技领域的支持和补贴；对外则是打压和限制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不但在经济领域建立新的外商投资审查机制，严格限制中国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投资，而且在政治上抹黑中国，妄图干涉中国内政。
进入8月，美国的各种动作，又继续佐证了美国的霸权逻辑。
遥想二战结束之初，在罗斯福要求下诞生的《科学：无尽的前沿》研究报告奠定了此后美国科技竞争战略的基础，那时，美国还主要是强化自身科研能力的“自强”逻辑。
时至今日，美国已经变了。《美国竞争法案》已经超越了其最初版本聚焦科技竞争的核心，泛化为一部在所有领域开展对华竞争的“压制指南”。
压制其实早已开始。在过去的数年中，中美双方尤其在高科技领域的战斗已经旷日持久，从芯片半导体到5G，美国动用了包括但不限于制裁、封杀、污蔑乃至直接拘押高管等一切方式，试图打垮中国的高科技产业。
美国为什么这么忌惮中国？
21世纪以来，只有中国缩小了和美国的经济差距。今天，中国已经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制造业规模、进出口规模也已经是世界第一。
但中国经济的基数已经非常高，要实现“5”字头的增速并非易事。
但中国已经找到了破局的答案，科技——通过新技术和新经济，来升级中国的出口、消费、制造业。
去年年底，剑桥大学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科学与国际事务中心发布了一份新报告，名为《伟大的竞争：21世纪的中国与美国的较量》。报告对过去20年以来中美两国之间的科技竞争进行了分析与预测，结论是，中国将会赢得技术竞赛。
这或许并非夸大其词。去年，中国生产了全球50%的电脑和手机，美国只生产了6%。中国的光伏面板产量是美国的70倍，电动汽车销量是美国的4倍，5G基站数量是美国的9倍，网络速度是美国的5倍。
而在21世纪的每一项重要技术上——人工智能、航天工业、5G网络、量子科学、生物技术和绿色能源，中国在某些领域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另一些领域也在加速赶超。
大国博弈比的是综合国力，尽管在很多领域中国和美国还存在差距，但中国科技近年来取得了巨大的飞跃，已成为一个美国的全方位竞争对手。面对中国蒸蒸日上的发展势头，美国当然坐不住。
（二）
中美最大的差距是基础科学
但中国也在迎头赶上
但其实，中美科技实力最大的差距，并不是上文提到的那些显性的事物。
现代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立体架构，包含着三方面：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面向市场的开发研究。一个国家的综合科技实力，也是由这三个方面所决定的。
而这其中，基础研究才是根本。原因在于，基础研究决定了它在原创科学研究领域的发展水平，决定了它能诞生多少原始创新，当“原始创新”不断滚雪球壮大，后面的应用和开发研究也会随之壮大。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美国一直保持着高度关注并不惜重金投入。二战后，美国创办了国家科学基金会（NFS），为其基础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支持。
而中国的短板，恰恰就在于对基础科学。
在过去，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基础研究并不是最紧迫的事情，工业化才是王道。所以在前几十年，中国应用技术的发展速度远远甩开了基础科学。
这些年的基础科学大旗，主要是美国在扛。美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的15%，每年还有两三个点的增长，投入最多，产出也最多。
中国呢？《2019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中国82.7%的研发经费用在了“试验发展”上。这句话的意思，是“利用现有知识产生新产品”的应用性目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高铁、航空航天这些今年的科技创新。
但现在中国也在迎头赶上，从追赶型的科技创新向需要想象力的真正原始创新进发。
去年，中国科学院制定《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意见》即“基础研究十条”，推出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一系列新政策、新措施。
2022 年“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加强长期稳定支持”成为提升科技创新能力的首要任务。
一组数字更能说明中国加强基础研究的决心。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基础研究经费占研发总投入常年维持在5%左右，到2019年猛增22.5%，首次突破6%，2020年达到了8%，而2025年的目标则是15%。届时，中国研发总投入也会超过美国，显然，中国这是打算要扛起全球基础研究的大旗了。
中国的基础科学要想弯道超车，造就满天繁星的夜空，自然少不了那些耀眼恒星的光芒。
现在，这片星空中又多了一颗星——4月20日，世界公认当代最具影响的数学大师之一丘成桐从哈佛大学退休，受聘清华大学讲席教授。
27岁时，丘成桐就证明了困扰数学界22年之久的卡拉比猜想，33岁时他成为首位获得被称为数学界诺贝尔奖“菲尔兹奖”的华人，此后几十年间，他几乎拿遍了数学界所有的大奖。作为“几何分析”学科的奠基人，他的这一学术方向已影响世界学术界四十多年。
如今，已经73岁的顶尖数学大家全职任教清华，不领任何薪水。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他这样说，“我要把全部精力放在中国……希望帮助中国在基础科学上成为世界一流。”
有人可能会问，一位数学家能够为中国的基础科学发展带来什么？
那是因为，数字是基础科学之母，它是一切应用科学的基础，是社会发展最底层的引擎。
以华为为例，早在1999年华为就已经在俄罗斯设立了数学研究所，吸引顶尖的俄罗斯数学家来参与华为的基础性研发。2016年，华为又在法国设立数学研究所。如今，华为在全球已有700多名数学家、800多名物理学家、120多名化学家和六七千名基础研究专家。华为以科技驱动的商业成就，与华为的数学竞争力密切相关。
华为创始人任正非在一次接受媒体圆桌采访时，提及“数学”27次。他感慨道，“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不仅是芯片，每一个时代的顶尖科技，都基本上由数学来驱动。
就拿当下来说，科技金融的基石是数论中的因子分解算法；人工智能发展的背后有贝叶斯定理等各种算法支撑；现代芯片技术最终要突破二阶计算、SOAR等数学理论；最前沿的区块链技术后面有椭圆曲线理论、哈希算法作为基石……
无疑，作为基础研究之基础、科技创新之源头，数学是中国未来制胜大国科技博弈战场的主要突破口。
科学的发展需要时间，丘成桐回国全职任教清华其全部意义与影响，很难在短时间内判断出来，但如果参照1955年的钱学森归国，不难发现其将带来的重大意义和影响可能是类似的。
外国人曾这样评价钱学森回中国的意义：“正是钱学森回中国效力，使得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时间至少提前20年。”但钱学森最大的贡献其实不是导弹和原子弹，而是在于他为新中国建起了一整套完整的的科学研究体系，并且指明了一个世界先进水平的发展方向。
现在，丘成桐也在努力做同样的事情。丘成桐不仅在国内首创八年制数学与应用数学专业培养方式，还帮助引进一批国际一流学者。如今，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已拥有包括丘成桐、考切尔·比尔卡尔、尼古拉在内的85名教授、46名博士后与百余名博士研究生，覆盖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的五大研究方向。中心学者包括2位菲尔兹奖得主、3位院士、3位美国数学会会士等多位极具分量的数学家。
和钱学森一样，丘成桐也在为中国基础科学的未来书写上重要的一笔。
（四）
中国基础研究的未来需要更多的合力
一个国家的科技尤其是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是一个需要各方合力的系统工程，这其中首先是国家层面的重视与推动。
而具体到个体层面，如果说把那些饱含报国之心的科学家们看成是科学亘古长夜中闪耀的星，那么星空之下，也不缺少中国企业家们的责任感和远见，他们成为了助力中国科学发展奔赴星辰大海的另外一股重要力量。
比如腾讯的马化腾。2018年11月，马化腾联合众多知名科学家共同发起设立“科学探索奖”，腾讯基金会投入10亿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资助在基础科学和前沿核心技术方面九大领域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马化腾说，“不研究基础科学 会永远被人掐住喉咙”。
再比如小米的雷军。今年7月，雷军也通过微博宣布，小米拟捐赠 5 亿成立北京市自然科学基金-小米创新联合基金，支持基础研究及颠覆性科技创新。
而联想集团董事长兼CEO杨元庆，自2008年起在中国国内的个人捐赠已超过1.5亿元人民币，而近年来他目光的重点投向，则是高校教育和基础科研领域。
近日，杨元庆捐赠清华大学求真书院，支持顶级数学家招聘和师生学习与交流，助力中国原生数学人才建设，聚焦科研和人才合作，推进未来计算、基础研究和交叉创新，着力打造原创性、引领性成果。
这不是杨元庆首次为中国的基础科研发展进行捐赠。2017年2月25日，杨元庆向中科大捐赠1000万元，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杨元庆教育基金”，用于人才培养和科研建设，并设立“杨元庆顶尖科研奖学金”和“杨元庆卓越讲席教授”，奖励学术科研能力突出的学生、教授。2021年，杨元庆个人又捐资1亿元支持上海交大建设中国高校最快高性能计算，“思源一号”落户李政道研究所。
为什么杨元庆如此“看重”数学？
有人曾经如此评价，科学的语言是数学，数学扮演着科学的边界，这里边界的表述是横向的。如果从纵向来看，数学是一切自然科学的本质和基础。
没有数学的支撑，就没有化学物理，自然也没有工程学、天文学、计算机科学等，连农业都会停留在原始阶段，甚至连音乐理论都不会存在。不夸张地说，人类如今从衣食住行到艺术精神上的追求，都离不开数学。
作为一个理工男出身的杨元庆，深知数学之美和数学之重。在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中心捐赠仪式上，他在演讲中分享了他的认知，“数学不仅是认识和发现世界的工具，也是培养求真务实思维方式的一种训练，更是所有应用科学的基础，称其为科学之母毫不为过”。
也正是因此，数学科学的发展和人才培养，不仅关乎中国在数学这一基础科学领域的学术水平，更关乎国家重大战略科技创新、产业革命以及综合国力的提升。
这是杨元庆的初心所在，而在数学之外，他也不遗余力地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和更广泛领域的基础科研奉献自己的力量。
重大基础科研是最需要“坐冷板凳”的专注精神的，而包括杨元庆在内的众多中国企业家们正在让“冷板凳”日益温暖起来。
这是对专注基础研究的科学人才支持与慰藉，也是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推动。以杨元庆对清华大学求真书院的捐赠为例，多年来丘成桐怀着拳拳报国之心持续在培养中国最出色的数学人才，为中国科技打好基础。“很高兴杨元庆的理念跟我很接近”，丘成桐说。
基础研究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是国家科技与经济发展的源泉和后盾，这已经是一个共识。当下的中国，正处于科技创新从量的积累向质的突破转变，加强基础研究将成为中国高质量发展和创新引领的源头。
目前，中国对科研的投入已经居于全球前列。今年年初，国家在新修订实施的科技进步法中增列基础研究专章，并将“实施基础研究十年规划”列入年度重点科技工作。
但这单靠政府投入是不够的，需要形成一个广大的合力。中国也正在建立一个政府引导，国家与企业、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并各司其职的创新体系。
涓涓细流，汇成江海，中国科学家的活力和潜力正在不断释放，中国科技创新的活力还在被更大程度地激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