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提到宦官大多嗤之以鼻，这当然与其所作所为脱不开干系。
但是宦官真的是无恶不作之徒吗？
要知道中国的最后一个宦官是孙耀庭（1902-1996），此时已距离东汉政权灭亡已近一千七百年，假若宦官真的如此不堪，为何东汉之后的历朝历代也离不开宦官？
大家好，我是五分侠，今天咱们聊一聊为什么历朝历代离不开宦官。
开头咱们先讲一个人：襄楷。
襄楷是东汉著名方士，好学博古，善天文阴阳之术。为人正直。所谓方士，就是有方术的道士。
襄楷最为人所知的就是两次谋诛宦官。
先说第一次。
桓帝时宦官专权现象已经十分严重。
延熹七年（166年）襄楷借天象不祥上书，说桓帝听信宦官谗言，杀害贤良，因此没有子嗣。
书报呈请上去后，桓帝没有理睬。
十几天后襄楷再次上书：
“我听说殷纣王好色，所以出现妲己；叶子高好龙，所以真龙在庭院里游荡。如今黄门、常侍，都是被上天谴责遭受阉割的人，陛下宠爱他们，超越普通人数倍，陛下之所以没有子嗣，难道不是这个原因吗！”
“古时候原本没有设置宦官，汉武帝末年曾多次宴游后宫，这才开始设置。”
宦官们坐不住了，立刻向桓帝诬告：
“襄楷的言辞都是些歪理邪说，请交由司隶校尉，认定罪过，收入洛阳监狱。”
桓帝认为襄楷所言激烈却均是出自天象，遂不肯诛杀，只判了他两年徒刑。
第二次，时间已经来到了中平五年（188年）。
襄楷仍不心死，借“天象不利于宦官”与陈蕃的儿子陈逸、冀州刺史王芬进行密谋。
计划是这样的：
河间地区是灵帝的老家，这年灵帝准备回趟老家看看老宅。三人计划联合当地的豪杰以黑山叛军作乱为由发兵，借机绑架灵帝再诛杀宦官，另立新帝。
不过计划遭到了曹操等人的反对，灵帝也察觉了端倪，于是以王芬弃官自杀为告终。
可以看到的是，襄楷从开始委婉的提出宦官问题，再到二十二年后意图武装劫持灵帝诛杀宦官，这里不论言论还是方法，一次比一次激进。
与之对照的是宦官专权的愈加猛烈。
在这个专权升级的态势过程中，从士族陈蕃、李膺到外戚窦武、何进，包括上期我们讲到的阳球，朝堂内外对宦官的憎恶达到了极致。
宦官犹如过街老鼠，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地步。
既然如此，为何宦官制度仍可在接下来的历朝历代当中屹立不倒呢？
要想解答这个疑惑，还要从三个方面说起。
第一，宦官与宦官制度是如何形成的？
宦官，又称太监，是中国古代专供皇帝及其家族役使的奴仆。宦官在先秦和西汉时期并非全是阉人，自东汉开始，在宫廷内侍奉君主即其家族的宦官悉数使用经过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男性充任，也是从这个时候宦官与阉人画上了等号。
中国的宦官制度起源久远，约在奴隶社会的夏商时期就已经有了类似后世宦官的角色，这便是中国宦官制度的雏形。当然了，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宦官制度并非中国独创，古代如希腊、罗马、埃及、土耳其、朝鲜等国也曾实行过宦官制度或役使阉人的历史。
不过，要论数量、时间、制度而言，中国远超世界水平。
宦官制度的正统性其实还是在历代得到了广泛认可，甚至认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历代统治者为了论证宦官制度生存的必要性提出了种种观点。
即便东汉时社会层面对宦官制度产生了大量反思，外戚、士族及民间采取了一系列努力，但是仍可以看到，当时的反宦官活动主要集中在人，而非制度。
举个简单的例子：窦武当时与陈蕃合谋要尽诛宦官时真的是要变更宦官制度吗？
并不是。
如《资治通鉴·孝灵皇帝》所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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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武、陈蕃任命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县令。窦武奏准将黄门令魏彪免除官职，任命所亲信的小黄门山冰顶替。随后由山冰出面，弹劾并逮捕长乐尚书郑飒，送去北寺监狱囚禁。
如果窦武要终结宦官制度，那么作为窦武亲信的宦官山冰，怎么可能会做出配合呢？
因此，东汉时期对宦官问题的反思，更多集中在宦官作为个体对社会产生的不良影响而非制度本身。
大体上，从先秦到明清，不论宦官对社会产生多么恶劣的影响，历朝历代对宦官及宦官制度的存在还是持肯定态度。
一方面，宦官带来激烈的社会问题在历朝历代都肉眼可见，另一方面，统治者却竭力维护宦官存在的必要性。为什么历史中会出现如此矛盾的情况？
这就不得不提及第二个问题：为什么需要宦官？
原始社会前期，人类社会的婚姻形态处在乱婚制、群婚制及对偶婚制阶段，婚姻关系混乱，且无独占性质。自从父系氏族和私有财产出现后，婚姻形态才过渡为一夫一妻制及一夫多妻制。
如《周礼》所说：“王者立后，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女御，以备内职焉”，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君主享有一夫多妻的合法权利，虽然数量上在历代王朝各有差别，但规定确是大同小异。
有了后宫，自然就要有人服侍。
但是宫女因为体力上的弱势，并不适合分摊所有宫内杂役。
因此对男性服侍人员的需求就诞生了。
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如何保证皇室血脉的纯正？
身为君主，为了保证子嗣的正统性，决不允许后宫妇女容他人染指。而预防血脉受到“污染”最好的方法就是隔绝宫廷女性的性需求。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从根源上斩断宫内其他男性成员带来的的生育风险才使得“阉人”这一角色的出现。
除去体力劳动中男性的优势大于女性和断绝了生育能力之外，“阉人”能为后宫带来的好处颇多。
比如辅佐幼君。
永宁元年（120年），刘保被立为皇太子。邓太后诏选中黄门从官年少温谨者伺候皇太子读书，曹腾入选。太子特别与他亲近，饮食赏赐，与众有异。及刘保（汉顺帝）即位，曹腾由小黄门迁中常侍。
又如交通内外。
《后汉书·宦者列传》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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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太后以女主身份主持朝政,政事纷繁,朝臣议处国家大事,没有办法进内宫参加谋划,下达诏令,不超出皇后所居的地方,因此,不得不任用宦官,把国家的命运寄托于宦官身上。”
太后临朝称制时，宦官担任起了沟通内庭与朝廷的工作，这也使得东汉的宦官直接参与到了政治事务的管理当中，因此宦官的权力加重，变得“手操封爵大权,口含王法诏命,不再只是担任宫廷、永巷的职务”。
同时，我们前面多期曾讲述到东汉的小皇帝们是如何通过宦官来摆脱外戚的专权，这也使得宦官变成了稳定皇权的重要力量，其地位更加变得不可动摇。
宦官的制度的“创新性”发明，除了保证血脉纯正之外，又在诸多方面有着极大的作用。对统治者而言，宦官制度甚至可以说是百利而无一害，这才使得宦官制度得到了皇权的背书，成了历代王朝的不二之选。
因此，不仅东汉摆脱不了宦官制度，甚至后续的一千七百年间，不论皇位谁来坐，都传承并维护了这一制度。
如此看来，宦官制度如此优秀，理应受到大家的认可，然而现实却是饱遭诟病。
原因呢？
惑乱朝纲。
这就带来了第三个问题：宦官为什么要惑乱朝纲？
宦官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群体，最主要的生理特征就是阉人，丧失了生殖器官与生殖能力的他们呈现出一系列不同于正常男性之处。
除了“无须”之外，由于阉割时造成的尿道受损，造成了一系列生理状态变化。而生理变化的背后带来了心理状态的变化，总结起来主要有四个方面：屈辱感、自卑感、团体意识和发愤意识。
先说屈辱感。
宦官被阉割后，身体惨遭伤害，精神蒙受摧残。在重视宗法观念和伦理观念的古代，“阉割”这一行为，上辱祖先，下绝后代，遭阉割的宦官饱受传统观念和社会大众的排斥，继而产生内心的痛苦与屈辱感。
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宦官这一群体饱受精神上的折磨。
再说自卑。
这一情感较易于理解。在非于常人的情况下，宦官的遭遇会促使其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心理状态。一种是平和驯顺，安分守己，另一种则是喜怒无常，多利己主义。
宦官的自卑感，很大程度的对其心理状态造成扭曲，继而产生了残忍、虐待、狂热等一系列变态行为。虽然丧失了性能力，但是历史上可以看到很多宦官通过结对食、娶妻妾、收养养子来达到对自我的补偿，更有甚者也会进行嫖娼等行为。这一系列的补偿行为其实均源自于自卑感带来的补偿心理。
其次就是团体意识。
统治者的性欲越强，后宫的数量就越为庞大。大量的嫔妃、宫女就又会催生对增加宦官数量的需求。举个例子，桓帝时，宫女数量达到五六千人之众，到了唐玄宗时，甚至有四万人之多，这无疑都增加了宦官群体的基数。
有了团体基数，又具备共同生理缺陷特征，且均生存在一个特定范围，就会产生一种认同意识。尽管宦官内部也会发生争权夺利的斗争，如上期我们讲到曹节在看到王甫的尸体时发出了“我们可以自相残杀，野狗凭什么舔我们的血呢？”的感慨，但在面对外戚、士族的共同排挤时，宦官们因共同的遭遇和生存环境，还是可以缔结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团体。
这个团体意识带来的直接问题就是结党营私，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宦官政治集团。如窦太后把持朝政时，面对窦武的威胁，宦官们歃血为盟；又如何太后把持朝政时，东汉宦官以“我曹种族”为号召，反杀何进。
再聊聊发愤意识。
在被阉割后，宦官们整体呈现出两种态势：
一种是万念俱灰，只满足于眼前利益，变成一个利己主义者，在此情况下，对于后世的事情不再过多思虑，只把眼前的得失作为自己的目标；
另一种则如司马迁（发愤著书）、蔡伦（改进造纸术）、郑和（促进中外交流）等，在经历了强烈的精神痛苦过后，加深了对人生意义的理解，继而产生忍辱负重，奋发图强的意识，在文学、科技、对外交流等方面创造了极大的价值。
宦官作为历史长河之中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不仅生理上与普通人存在较大差异，心理上也有很大不同。在中国历史上，宦官的种种所作所为，其实都与生理上的缺陷和心理上的变异有着十分重要的关系。
因此，在分析史料上宦官群体的评价时我们需要充分的考虑到一点：
宦官其实才是宦官制度的最大受害者。
而宦官制度的需求，才是造成种种悲剧的源泉。
最后，中国历朝历代真的离不开宦官吗？
答案是否定的。
封建皇权制度下，统治者对性与权的需求才是历朝历代离不开宦官的根源。
宦官制度，只是皇权的遮羞布罢了。
所以，如果要论为什么历朝历代需要宦官这类问题，其实偏离的问题的核心，因为真正不合理的不是宦官与宦官制度本身……
而是皇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