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02年，《一人灭五十国的班超》自西域回朝，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东汉也因30年南征北战的赫赫声威，开始最辉煌的时光。
那时东汉的疆域西抵葱岭、北至大漠、南到越南、东达朝鲜半岛，境内土地730万顷，户籍人口5300万，民生富庶安乐，号称“永元之隆。”
而在外交方面，东汉的声威远播波斯湾，可谓威震天下四夷宾服。
但世事从不完美，汉和帝将东汉推向极盛的同时，也因为联合宦官诛灭外戚窦氏家族，一手扶持起宦官势力，开东汉重用宦官之先河。
汉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称制16年，重用邓氏外戚治国理政。邓太后死，汉安帝联合宦官诛杀邓氏外戚夺权，宦官成为东汉政权的话事人。
宦官拥立的汉顺帝死后，外戚梁冀独掌权柄，公卿升降皆一言而决。梁冀拥立的汉桓帝不甘大权旁落，便和宦官诛灭梁冀，东汉政权又回到宦官手里。
国家稳定发展的核心是朝廷稳定传承，在外戚和宦官互相夺权的大环境下，东汉的政经环境动荡不休，导致国势江河日下。
那个民生富庶四夷宾服的大汉，只能在故纸堆里留下存在过的痕迹。
当然了，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不代表东汉皇帝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事实上有些皇帝是非常不错的，虽然称不上明主，但绝不是昏君。
刘备和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的汉桓帝、汉灵帝，就有两个典型的故事。
公元159年，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朕是什么样的皇帝？”爰延说：“陛下任用贤臣能治政，任用宦官能乱政，所以陛下可以为善，也可以为非，属于汉朝中等皇帝。”
对于皇帝来说，赞美不绝对等于绝对不赞美，爰延这样的回答，属于不给皇帝面子。
但汉桓帝欣赏他的刚直性格，并没有怪罪爰延，直接升为五官中郎将，后来亲自提拔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主管宗室、诸侯和外交事务。
公元188年，汉灵帝在洛阳大阅兵，完事后问讨虏校尉盖勋：“卿以为朕今日军威如何？”盖勋也不客气：“贼寇在边境，陛下却在洛阳阅兵，根本不能彰显武功军威，只是穷兵黩武罢了。”
这不是驳汉灵帝的面子，简直是否定阅兵的政治意义，但汉灵帝反而称赞盖勋：“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
被大臣否定了，还觉得发现了贤臣，这样的皇帝，怎么也谈不上昏君吧？所以盖勋转身就和袁绍说：“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耳。”
说完这句话，盖勋便下定决心，要和袁绍一起诛灭宦官。但盖勋不知道，这次诛灭宦官的行动，直接导致东汉灭亡，过程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
回到前文，既然“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的两个皇帝，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呢？
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往往起于基层，要么是汉高祖刘邦这种管十里地的亭长，要么是朱元璋这种农民/乞丐崛起，即便世代公卿的李世民，也是亲自指挥唐军打天下。
在开国的过程中，他们在生死中得到极大的考验，便磨练出治国统军的本事，不管他们的性格是豁达、奔放还是雄猜，军政能力毫无疑问是同时代的第一人。
否则的话，凭什么他们来开朝建国，凭什么他们的子孙坐拥万里江山？
这些开国皇帝的崛起过程，非常符合“猛将发自卒伍、宰相起于州部”的要求。
但随着打江山的时代过去，后世皇帝都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一辈子难得出宫，更不用说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了，于是这些皇帝都丧失了祖先的能力，成为不知真实世界为何物的傻白甜。
所以皇室也好、门阀也罢，后代出现“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是常态，出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是偶然。
汉桓帝和汉灵帝都是少年懵懂的时候，被外戚和宦官请到洛阳，拥立为皇帝，从此远离真实的世界，即便他们再聪明，能力天花板也是很低的。
而且两个皇帝藏在深宫，能接触到的人也有限，无非是外戚、宦官、士族大臣，那么皇帝必然处在信息茧房，以为皇宫的一切就是东汉的一切。
这样的皇帝，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这就是历史的进程造成的必然结果。
东汉没有科举制度，不能源源不断的制造根基薄弱、依赖皇权的文武官员，大臣都出自察举制培养起来的士族豪强。他们的第一倾向肯定是维护家族利益，其次是维护朝廷的利益，根本不可能以某个皇帝的利益为核心利益。
皇帝要收拢权力，只能借助有共同利益的母族/妻族外戚，以及陪自己长大的宦官。
于是东汉百年来始终是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大臣们随风摇摆，谁赢帮谁。
这样的东汉政局，身处权力核心的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外戚不满意、宦官不满意、士族大臣更不满意。
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发生的两次政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一次政变间接催生了“黄巾起义”，第二次政变直接造成“董卓进京”，东汉王朝彻底分崩离析。
汉桓帝非常宠爱民间出身的采女田圣，想册立田圣做皇后，这么做一来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意，二来田圣的家族没有根基，可以避免外戚干政。
但是太尉陈蕃不同意汉桓帝的意见，陈蕃觉得田圣的家族卑微，配不上皇后的地位，极力推荐贵人窦妙做皇后。
陈蕃很有名，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写到过——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窦妙出身于扶风窦氏，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后代，“燕然勒石”的大将军窦宪的同族，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窦妙的父亲窦武是已经士族化的官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