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瑞士信贷分析师Zoltan Polzsar的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详细分析了现有世界秩序的崩坏本质以及美国和西方将要采取的应对策略。
这是Zoltan Polzsar关于布雷顿森林三体系不断建构的著作的一部分，在华尔街乃至全球金融市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
本文为非授权翻译，读者应以原文为准。
1 战争意味着工业
全球化世界中纵横交错的供应链里是没法开战。许多的关键的产品，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生产和制造出来，只有安全和开放的供应链通道才能确保这些产品从那里的工厂运送出来。
这样的全球供应链仅在和平时代是有效的，而一旦发生战争和冲突——无论是热战还是“经济战”，这些供应链都将立即失效。
然而，这个全球化的供应链是我们多年来经历的所谓低通胀高增长世界的基石。
这个体系有三大支柱：
第一，大量的廉价移民劳工进入美国压低美国的名义工资，使得美国劳工的工资增长处于停滞状态；
第二，在名义工资停滞不前的状态下，中国制造的便宜商品提高了实际工资的购买力；
第三，廉价的俄罗斯能源为德国乃至更广泛的欧洲的工业体系提供原料，维持了欧洲的竞争力和生活水准。
在这个“三位一体”的体系中隐含了两个巨大的地缘战略和地缘经济区块：尼尔.佛格森称前者为“Chimerica”（中美国），我愿意称后者为“Eurussia”（俄欧陆）。
这两个地缘政治/经济区块是天作之合——欧盟支付欧元购买廉价的俄罗斯能源，美国支付美元购买廉价的中国商品。俄罗斯和中国“本分的”将他们的贸易盈余再向G7缴纳（购买G7国家的金融资产）。
各方在金融和商业上都纠缠不清，就像那些古老的智慧所言，如果所有人都能从贸易中获益，争斗就全无意义。
但正如任何婚姻一样，所有人都能获益的安排仅能在和谐稳定的情况下存在，而这种和谐需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偶尔的分歧也仅能在信任的前提下才能和平且妥善的解决。
而这种信任一旦失去，那么我们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繁荣和稳定可能就一同失去了。
这正是戴尔.科普兰的著作《经济相互依存与战争》中尝试论证的结论。通过回顾包括拿破仑战争和克里米亚战争在内的过去200年的历史，该书作者认为：
当大国对未来的贸易环境有积极的预期时，他们希望通过保持和平以确保核心经济利益，从而增强己方的长期经济实力。
而一旦这些预期变得负面时，这些大国可能会担心失去原料或者市场，从而激励他们引发危机以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
这种“贸易预期理论”对于理解美国与中俄的冲突根源，甚至于理解西方世界所面临的通胀的本质，都十分值得借鉴。
简而言之，贸易的稳定作用仅在信任存在时能够生效。对于中美而言，这种信任已经消失了，这个情况同样在俄欧之间发生，取而代之的是俄罗斯与中国的接近。
作为金砖体系中的“王”与“后”，欧亚大陆这个庞大棋盘上的“天作之和”，这个强大的新的联盟正从“中美国”和“俄欧陆”两大体系的分崩离析之中新生。
信任是如何丧失的？
一个“通俗易懂”的故事是这样的：中国通过卖便宜货发了大财，然后想在全球范围内建立5G通讯网络，用最先进的光刻机生产最高端的芯片。这时，美国说：“没门！”从此出发，“中美国”陷入信任危机。
而关于俄欧的简易版故事则是这样的：俄罗斯通过向欧洲出售廉价的天然气发了财，而德国通过向欧洲和世界出售用廉价天然气生产的昂贵商品而变得非常富裕。
生意太好，俄罗斯和德国甚至都准备了北溪二号道的开通仪式庆典。但忽然一天，俄乌冲突爆发了，德国认为这种行为超越了德国的底线，庆典被取消，双方不欢而散。
美国的富足来源于量化宽松（印钞），但量化宽松的基础来自于俄罗斯的廉价能源和中国的廉价商品带来的低通胀。
处于全球经济体系食物链顶端的美国当然不希望低通胀时代的结束，这将意味着轻松印钞获得财富的模式的结束。但如果中美的合作以及俄欧的合作分别破产，低通胀将寿终正寝。
正在逐步成型的中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特殊关系是一种强大的联合——这是大宗商品和工业品的联姻，联合了世界上最大的大宗商品生产国（俄罗斯）和世界工厂（中国），同时在地缘上能够覆盖和控制整个欧亚大陆。
中俄特殊关系就像两个分别被背叛的配偶（被赶出中美合作的中国以及被赶出俄欧联合的俄罗斯），为了报复他们的“前任”而组成的一个经济同盟：其中一个长期缺乏原材料，另一个由于经受制裁而缺乏芯片等关键工业品。
而之前婚姻里的两个“前任”则聚在一起形成一个新的联盟，但这个联盟不同于前一个联盟中存在的相互依存和互补，在这个联盟里其中的一个（欧洲）极度依赖另外一个（美国）来获得经济安全。
战争，就像目前正在展开的经济战争，其关键的争夺在于控制——对技术的控制，对大宗商品的控制，对生产产能的控制和关键地缘节点的控制，包括台湾海峡，霍尔木兹海峡、博斯普鲁斯海峡这样的咽喉要道。
战争也关于联盟。在中美俄复杂的冲突博弈的当下，所谓朋友的定义是“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一些重要的地缘事件揭示了这种联盟的逐步形成。
俄罗斯与中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举行海军演习；伊朗协调俄罗斯与土耳其关于黑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粮食运输的安排——第一批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运出的乌克兰粮食抵达的是俄罗斯的保护国叙利亚的港口塔尔图斯；土耳其与俄罗斯同意双方以卢布结算双边贸易等等。
在这个围绕欧亚大陆的复杂地缘战略热点网络之中，对“敌人的朋友”的绞索正在收紧：乌克兰受到攻击，台湾地区遭到为期一周的封锁，韩国在中国的压力下提出“三不”政策——这个政策的本质是逐步结束与美国的一切形式的军事合作。
朝鲜半岛的演变十分值得关注。最新的进展表明，北朝鲜正在积极与俄罗斯和中国加深联系，并在朝鲜半岛采取“战争边缘”策略。
这使韩国总统尹熙悦不得不极其谨小慎微，甚至宁愿去剧院看戏也拒绝与到访的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会面。我称韩国的这种策略为（韩式）“战略模糊”。
过去人们津津乐道的美国的所谓“我们的货币，你们的问题”，在今天正在变成，“我们的大宗商品，你们的问题”，或者“我们后院的芯片，你们的问题”，又或者“我们的海峡，你们的问题”。
美国威胁就土耳其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对土耳其进行二级制裁应该被理解为北约对于其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受到土耳其限制的反制。
后退一步，从更大的地缘角度来看，我们看到整个欧亚大陆正发生一场激烈的争夺和博弈。
所谓“金砖国家联盟”并不是这里的关键，这里的真正玩家是由土耳其,俄罗斯，伊朗，中国和北朝鲜相互靠近形成的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联合，我将其称之为“TRICKs”——一个由所有受到美国直接制裁或者制裁威胁的国家组成的联合。
这个“被制裁者联盟”正在要求所有美国的朋友做出务实的选择。
比如，尽管受到美国的巨大压力，印度仍然大幅增加了他们从俄罗斯进口的能源，并参与了俄罗斯的Vostok-2022军演。
又比如，美国对于中国在台湾海峡进行的军事演习和封锁毫无回应，也将使得韩国重新评估他们的地缘政治现实。
正如Pippa Malmgren最近指出的那样：华盛顿开始怀疑韩国的忠诚度，认为韩国可能已经选择了与中国而非美国合作。首尔所谓“战略模糊”事实上是一种选择，意味着韩国将不作为西方在东北亚的边界与中国进行斗争。
如果朝韩实现和解（正如文在寅总统在中国的支持下在过去数年内所尝试实现的那样），美国驻扎在韩国的3万名美军就没有存在的理由，而不得不选择离开。
许多人以为“保罗皈依”（圣经中使徒保罗在大马士革皈依耶稣的故事）只是圣经故事，而不会发生在地缘政治的现实中。但这个信念是完全错误的，持有这样观点的人需要重读历史，或者更简单的，在匈牙利长大。
1989年6月16日，我当时11岁，年轻的维克多·欧尔班激烈地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匈牙利。这件事情的发生甚至比该年11月9日的柏林墙倒塌还要早几个月。我们将这一事件与现代全球化的诞生联系起来，与过去30年的“低通胀增长”的经济结构联系起来。
韩国的“战略模糊”政策是否会成为韩国外交政策中的“欧尔班时刻”的先兆？韩国和他的人民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国家所处的极度危险的状态并要求美军撤出朝鲜半岛吗？
历史不会重演，但会押韵。当年的那个欧尔班的外交政策跟今天的欧尔班的外交政策完全不能同日而语，同样的，今天的韩国生产的芯片和未来的韩国生产的芯片同样不能等量齐观。
因此，对于美国而言，芯片的风险并不仅限于台湾，对于韩国生产的芯片，巨大的风险同样存在。
今天正在发生的地缘事件是如此深远和意义重大，使得与这些事件比起来，冷战时期发生过的一些美国参与和支持的地缘战略事件，就像是地缘政治里小朋友的游戏。
比如1956年美国支持匈牙利的反苏运动，以及同年发生的苏伊士运河危机美苏支持埃及反对英法和以色列。
但1956年的经验可以给今天的市场一个有意义的经验：战争的关键组成部分是“战斗”。
而即使是最大的强权，也常常会有选择的直接参与某一些“战斗”而避免陷入另一些。在多条战线上同时发生的“战斗”（乌克兰，台湾海峡，韩国）意味着各个战场存在重要性和次序先后的选择。
在1956年，石油比匈牙利更重要，因此美国的资源最后投入到了埃及，而匈牙利的反苏运动无疾而终。
对我个人而言，直接结果是我在铁幕的东边出生和长大，偷偷看着关于铁幕以西的美好电影想象着不一样的生活。
今天我生活在西方世界的中心纽约曼哈顿，耐心地观察着发生在东方的种种事件，怀疑美国是否还有足够的能力来维持这个现有的世界秩序。
或者像1956年那样在多个战线中做出取舍，选项包括北约在欧洲的边界，芯片的供应，或者对石油的控制。或者更糟糕的结局是，在欧亚大陆的大棋盘上被TRICKs彻底将死？
我无法准确预测事情的发展，没人能够准确预测，五角大楼也不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对通胀迅速回落的预期过于天真和乐观。这里的逻辑在于，“美国治下的和平”促进了全球化，而全球化确保了西方世界的低通胀。
因此，TRICKs国家不再合作，甚至正想方设法的削弱这个体系的行为意味着通胀是一个巨大的长期风险。
要从这个角度理解通胀的逻辑和路径，我们需要阅读更多的历史，回顾那些历史事件，思考信任，贸易以及戴尔.科普兰的贸易预期理论。
如果说全球化得由“互信”来推动，这种全球化又推动了“大缓和”（低通胀），那么我们倾向于认为，不信任的产生和增进将导致去全球化，而去全球化最终导致大通胀。
不信任的经济后果是什么？
今天的文章中，我们将阐述我们对于这个大转型过程（从冷战后的全球化，到新秩序的建立的过程）的展望。
我们的观点是：我们需要形成一个大大的“L”型衰退来抑制通胀，我们必须促进一轮负财富效应来压制消费需求，从而使得消费面能够匹配供给面的新的现实。
我们认为，美国的通胀确实已经放缓了，但仍远远高于目标。中美分离和俄欧分裂将产生巨大的成本，这些成本包括美联储将继续维持鹰派并保持较高利率，因为一旦放松银根导致需求增加，那么受限的供应将立刻重新推高通胀。
促进经济从L型衰退到“L /”型重新增长的动力何在？我们无法指望消费产生这个“/”的上行趋势。
因为，我们的“前任”，中国和俄罗斯，已经离我们而去，为我们提供的产能将消失，我们将不得不自己生产所有我们需要的东西。这个新的增长动力将来自于投资，对生产和产能的投资，而政府将提供助力。
2 三个“觉醒”时刻
首先，乌克兰战线正在表明，在“消耗战”中，弹药库存的消耗速度远大于我们的战争工业的当前产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