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27年，蜀汉丞相诸葛亮准备北伐曹魏，克定中原，恢复大汉江山。出师前，诸葛亮给刘禅上了一篇奏表——《出师表》。
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解构归纳一下，诸葛亮的意思很明白，魏蜀吴三国争雄，而蜀汉的经济下行民生凋敝，处于生死存亡的时候。在这种关键时刻，皇宫和相府必须拧成一股绳，力出于一，避免内耗，才能保护蜀汉政权，进而图谋复兴汉室。
诸葛亮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教训，君权和相权之争，会造成无谓的内耗，削弱国力。
现在要北伐了，君权和相权不要再争了，不利于团结的话不要讲，不利于团结的事不要做，君相一体共创大业。
自古以来，皇宫有最高领导权和军权，相府有行政权，相当于一个国家出现两个权力中心，各种斗争是不可避免的。
要想君相一体形成合力，要么是开国之君以军功威望压相府，搞强君贤相的模式，如秦始皇和李斯、刘邦和萧何，要么是强势丞相遇到弱势君主，搞弱君强相的模式。
公元221年刘备称帝，便任命诸葛亮为开府领政的丞相，刘备死前又将蜀汉托付给诸葛亮，而继位的刘禅不管事，尊诸葛亮为相父，于是诸葛亮用“弱君强相”的模式，整合蜀汉的君权和相权，这才有了“疲敝益州”发动的数次北伐。
历史上，刘家父子和诸葛亮这种路线一致的贴心人，实在太少了，而大权在握的诸葛亮没有侵夺君权，更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至于刘邦和萧何这种长期合作的开国君相，也太少了，少到一只手都能数的过来。
于是呢，诸葛亮以“弱君强相”整合君相权，便成为绝唱，历史上更多的是君权不断削弱相权，最终达到整合君相权力、凝聚国力的目的。
刘邦和萧何去世后，汉朝的“强君贤相”走到尽头，继任君相的刘盈和曹参，很快起了斗争。
曹参在相府不理政务，每天饮酒度日，刘盈召曹参入宫问话：“丞相为什么不管事啊，难道是欺负朕年轻？”
曹参劈里啪啦说了一大推，总的意思是，你的能力不如高帝，我的能力不如萧何，既然他们定下了规矩，我们就别管了，照办就是。
这次君相的问对，表面上看留下“萧规曹随”的美谈，但实际上是刘盈的君权约束不了曹参的相权，只能对相府的做为听之任之。
但问题是，西汉的皇帝不是刘禅，西汉的丞相不是诸葛亮，这两个权力中心怎么可能不斗争呢？
汉武帝要对外讨伐匈奴、对内整顿诸侯王和豪强，事情多任务重，必须搬开所有的绊脚石，实现绝对的令行禁止，所以汉武帝受够了无效率的君相扯皮，决定兼并相权，毕其功于一役。
于是汉武帝开内朝，选拔亲信的人，授予侍中、常侍、散骑之类的官职，让他们和朝廷的三公九卿博弈，由于有汉武帝的支持，朝堂博弈往往是内朝官获胜。
长此以往，汉武帝和内朝官便得到行政权，相府沦为橡皮图章式的执行部门，真正实现了“宫中府中俱为一体。”
结果我们都知道，汉武帝的功业，让汉朝的国号成为一个民族的名字。
隋唐吸取以往丞相大权独揽的教训，用的是“群相制”，把曾经独属于丞相的行政权，分散到中书、门下、尚书这三个省，每个省的长官都是相，而且还独出心裁的创立“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得到这个头衔的人，也可以进入政事堂参与政务。
群相制确实分散了丞相的行政权，但到了内忧外患的关键时刻，群相制又会造成群相之间的扯皮，不利于君相一致形成合力。
于是唐玄宗李隆基，走了和汉武帝相反的路，19年间独宠李林甫，无论大小事务都交给李林甫处理。
虽然其他人也能做群相之一，但也只是签字盖章，没有丝毫的行政权。
所以在唐朝中期，唐玄宗为了应付突厥、吐蕃、契丹崛起的军事外患，均田制、租庸调制崩溃造成的财政内忧，几乎废除了立国以来的群相制，采取了专宠李林甫的独相制。
唐玄宗和李林甫，也达到“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目的。
到了明朝初年，八百年前创立的三省群相制早已异化，门下省和尚书省被废除，只留下中书省一家独大，由左右丞相一起掌握行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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