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陵说：    

换个角度看教员和中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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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百家并起。

墨子是宋国贵族的后裔，年轻时拜在儒家门下学习礼乐之术，但是越学越觉得不对劲——

孔门儒学的终极目标是复古，用周礼治天下，而周礼的核心逻辑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即用可违反的道德来教化贵族，达到“亲亲相隐维护贵族利益”的目的，用不可违反的刑法来实控人民，造成恐怖的阶级专政。

墨子认为，世界不应该是这样的，那些没日没夜奔走四方的人民群众，也是和贵族一样的人，他们应该有自己的权利。

于是墨子开始觉得“孔学名高实秕糠。”

墨子一怒之下离开儒家，根据儒家的主张，提出截然相反的一套理论。

儒家要求仁爱从自身发起，逐渐向外扩散到亲人、宗族、朋友、世人，这是符合人之常情的，但必然造成一个又一个小团体，为了自己的仁爱而攻击兼并其他团体。

墨子便号召兼爱，“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无有私也”，全天下的人不分血统、国籍、职业、社会地位，都要互相爱护彼此，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人间。

墨子用兼爱的理论，强行抹平了人和人之间的不平等，在底层提倡“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整体上提倡“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

儒家要求弟子行仁义，但这种道德层面的仁义是脱离现实的，对弟子的素质要求非常高，没有圣人资质是做不到的。

于是墨子号召“义利并举”，兼爱即兼利，我爱你就要给你利益，你得到我的利益便要爱我，同时给我利益，最终达到“天下皆得其利”的目的。

这就给兼爱的上层建筑，构建了现实利益的经济基础，让兼爱有了可操作性，这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有了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墨子便顺理成章的提出“尚贤”的概念，即“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要求全天下的人选择贤良圣明的人立为天子，次一等的人立为三公，再次一等的人立为诸侯，共同治理天下。

通过“尚贤”的概念，墨子便打破天子世袭、官僚享受子宫福利的世卿世禄制，把选举权交给人民群众。

他相信人民群众里会出人才，六亿神州尽舜尧。

做为尚贤的补充，墨子还提倡尚同。

一旦选举结束，那么自天子以下的人都要服从天子的命令，“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要求一切行动听指挥，思想上和天子保持一致，枪杆子也要听指挥。

而在内部，“尚同”的具体表现是同吃同住同劳动，人人不分贵贱，天子和庶民领一样的工资，防止阶级固化，子宫福利卷土重来。

这是墨子的绝对公平主义。

有了以上的理论基础，墨子亲手打造的墨家，便成为战斗力极强的组织，《淮南子》里记载——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

而为了反驳儒家“畏天命”的说法，墨子主张“非命”——

人的命运并不是天生的，生在什么样的家庭、生在什么样的国家，都不是你自暴自弃的借口，只要你愿意努力奋斗，贫富贵贱都是可以改变的。

这是激发墨家弟子的主观能动性，鼓励他们人定胜天。

有思想信仰，有利益分配，有阶级流通，有公平正义，墨家毫无疑问是同时代最有活力的组织，也战斗力最强大的。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墨子开创的墨家吸引了数不清的底层贫苦人民，迅速发展壮大，《韩非子》里说“世之显学儒墨也”，《吕氏春秋》记载“墨子从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

因为在春秋战国的乱世，底层贫苦人民在墨家看到生存的希望，看到改变世界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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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原教旨的儒家理论，偏向提供稳定的等级秩序，有利于上层统治阶级，墨家倾向于团结下层，更质朴简洁，有利于下层被统治阶级。

正因为这样的特点，墨家在春秋战国的乱世信徒遍布天下，一旦历史的进程走到秦汉帝国，墨家逐渐消散于世间。

首先是统治阶级不喜欢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