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我准备从方志敏开始讲。
方志敏大家都知道，但是我敢保证几乎没有人能说得上来这人做过什么事，其实回到1935年，这人前途无量，属于党的早期高级指挥官。
1934年10月，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一败涂地，准备西征。在长征出发之际，为了吸引火力，方志敏带领自己的红十军和寻淮洲的红七军向北出击，给国军造成一种错觉，误以为红军要向北突围，近二十万国军去围追堵截方志敏。
这里有个新人，寻淮洲，这人是谁？
寻淮洲不得了，当初跟随毛主席参加秋收起义，属于毛主席的嫡系，无论战术还是战略层面都属于天生奇才，22岁就当上了红军军团长，当然了，死的时候也才22岁。大胆猜测，如果他正常发展，建国后授衔，很可能是他来代表秋收起义山头拿元帅头衔，当然了，瞎猜，寻淮洲同志很快就战死了。
方志敏和寻淮洲背后跟着20万国军，在福建浙江一带转战，连续突破数道防线，掩护中央红军撤退，前后转战一千多公里，直到到达命运中的皖南茂林一带。
在皖南一个叫谭家桥镇的地方，方志敏和寻淮洲的部队被围陷入绝境，经过激战，方志敏被俘，寻淮洲战死，所部全军覆没，只有少数部队突出重围逃出生天，跑出来的这部分人里，就有后来的粟裕，粟裕突围出来后到处打游击，新四军成立后加入了新四军的队伍。
而把方志敏围杀在谭家镇的国军部队，正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74师前身，当时王耀武在指挥。十多年后，解放战争中，当初突围的粟裕已经干到了华野司令，指挥的华野在孟良崮围杀74师，随后攻陷济南，活捉王耀武。
这次为了掩护主力执行自杀式任务，全军覆没，像不像《集结号》里的情节？
后来担任过国军下级军官的黄仁宇，对，就是那个《万历十五年》作者，他说，明朝有个毛病，就是上边让下边的人什么都不知道，他（黄仁宇）当连长的时候，很多事都不能跟士兵们说。
当场另一个明史专家，汤纲站起来说，老黄你说的那是国军，我们解放军这边啥都跟下边说，而且让下边的人一起参与讨论，这叫“MD”（军事民主），并且作战前要充分动员，告诉士兵们他们要去干嘛，为啥要去干，不会有不明不白命令，那样长官和基层之间没了信任，随时都会大规模溃逃，现在知道你们国军为什么总出现崩溃式大败退了吧。
集结号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部片子，看过好几遍，不过里边不明确撤退时间的情节是瞎说，我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讲这事，《从三观奇歪的《集结号》到这次的疫情》。
我们继续主题，后来方志敏在狱中做总结，说皖南山高路险，一旦被敌人占据隘口，居高临下，攻击方基本没法突出重围，寻淮洲正是在进攻一个制高点过程中中弹身亡的，这部分总结记录是方志敏在监狱中完成的，后来交给了鲁迅，鲁迅又辗转交给了红军。在红军内部油印成小册子，高级将领们基本都看过。
多说一句，方志敏不认识鲁迅，但是他相信鲁迅，所以把遗稿通过别人转交给了鲁迅。
但是奇葩的事发生了，在方志敏陷入绝地，突围无望，全军覆没六年后，另一支部队到达离方志敏的绝地没多远的地方，同样陷入绝境，同样几乎全军覆没，这在党史上绝无仅有，因为在党内最重要的事就是不断反思，防止在相同地方跌倒，那问题来了，事情的经过是什么样呢？
1 内部分歧
这支部队就是新四军，我之前写过一篇新四军哪来的，后续可能重发下，在那篇文章中，我们提到北伐英雄叶挺成为了新四军军长，红军留守部队头目游击战专家项英成为了新四军副军长兼政委。
但是他俩这个组合问题很大，因为各方各面完全不搭。
首先，项英就是我们熟知的我党的土包子将领，平时穿个破军服，理个秃头，到了中午跟大家一起蹲在地上吃饭，大大咧咧和普通士兵没啥差别。
叶挺正规军校出身，而且在欧美生活过十年，平时不是西服就是猎装，正式场合穿着国军将军制服，长筒马靴，洁白手套，马刺叮当，在新四军里有自己的厨房，而且叶挺太太是大家闺秀，出了名的美女，在我党的队伍里，叶挺鹤立鸡群，造型跟普鲁士贵族军官似的。
而且经过多年宣传，叶挺名声很好，其实回到当年，大家更爱项英多一些，叶挺有点桀骜，有点跟大家不一样，大家也觉得跟叶挺不是一个星球的。事实上很多人都提到，去新四军大家不说你根本认不出项英，但是几乎没可能认不出叶挺。
我们把造型差异放在第一条，主要是因为这条最明显，提到的人很多，很多文章直接把这事当做主因了。但这条最不重要，这一点跟他俩之间的真正矛盾比起来根本啥也不算。
他俩都是俩大牛逼，都有极其辉煌的过去，叶挺是红军缔造者，资历跟朱老总彭德怀一个级别，擅长指挥正规军猛打猛冲，是国共两党都公认的猛人。而且包括新四军参谋长周子昆在内的一堆高级将领，当初就是叶挺带出来的，跟着叶挺一起“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但项英也不是吉娃娃，他的资历比毛主席都高，叶挺是北伐英雄，但项英也是“三年游击战争第一负责人”。当初红军长征走后，他作为大佬留下来收拾残局，如果他不留下来，那就是周同志留下来，大家感受下项英的地位。
项英在延安做过报告受到大家一致认可的，后来陈毅当元帅，一个重要资历就是项英死后他来代表三年游击战争。如果项英不死，可能也是元帅级别的。叶项两人都极其自信，都对自己的套路非常执着，谁也听不进去对方在说啥。
领导风格不太搭，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常见，比如毛主席自己，就是那种别人只能配合没法指挥的人，他第一次被轰下台，就是因为他太过专断，没法跟别人合作。后来反复磨合，最后朱老总和周同志成了他的左膀右臂，这俩人都是出了名的好说话。
而且大家知道林彪吧，他也是个优秀的高级指挥官，但不是优秀的合作者，毛主席给他找过好几个搭档，换来换去，后来一直换到罗荣桓，罗这人脾气好的不得了，党内公认的老好人，才和林彪勉强合作起来，罗荣桓就这样一个老好人，林彪后期对他其实也非常不满。
新四军中正副长官风格不搭，矛盾日盛，正常情况下，应该赶紧换一个，否则非常容易出事，但是新四军非常特殊，首先换不了叶挺，他是蒋委员长指定的，没法像陈毅那样调来调去。
其次是项英，项英就更换不了，当初中央长征走后，南方八省十五支游击队各自为战，缺乏组织和必要的纪律，迅速变成了有组织无纪律那么个造型，谁的话都不好使，只听项英一人的。
对于这些匪里匪气的队伍，项英往往安之若素，觉得不必纠结，但叶挺不一样，北伐期间他就枪毙过战场上后退的士兵，对不守军纪的士兵非常反感，对于一些战功卓著但是军纪极差的人，有几次压不住火直接枪毙了，搞的项英他们意见非常大。
多说一句，后来各根据地整风，一堆人被修理的要死要活，现在的书里一般会说哪位同志军功卓著但是依旧被整的七荤八素，好像整他们是因为个人爱好似的，其实回到当时，没几个是冤枉的。在我军中“能打仗”只是众多素质中的其中一项，军纪败坏没有组织性，再能打的部队将来也迟早出事，解放军中很多人是从黑社会一样的游击队转变过来的，了解了这个，你立刻就明白了确实该整，该往死里整，脱胎换骨的整。
后来四野里国军和土匪也很多，大量伪军后来加入了我军，四平战役的时候就出现很大的问题，新入伍的日军保安团士兵军纪败坏，打劫老百姓，抬担架走到没人地方把伤员给丢了。
后来林彪被杜聿明一直赶过松花江，停下脚来就开始强力改编，枪毙了一堆人，修理了一堆，军队素质提高很明显，攻陷天津后就是能做到和老百姓秋毫无犯，老人们感慨五十年来从没见过这样的队伍。
强悍的组织不是天生的，是不断磨砺、不断调整进化出来的。
当然了，叶项两人的关系不融洽，倒也不是在军事会议上吹鼻子瞪眼，反而是一种恭恭敬敬的不合作。
项英碰上事情一般会派警卫员去找叶挺，说：那啥，军长，副军长找你有事要谈，不过他已经和参谋长讨论出来结果了，作战参谋们正在制定作战计划，请你过去讨论下，不过也没啥好讨论的，已经决定了。
叶挺能怎么办，除了苦笑还能怎么办？相当于项英只给了叶挺一个同意权，后来叶挺被囚禁后悲愤地写到“三年军长，四次辞呈，一朝革职，无期徒刑”，心里的苦闷可想而知，可是怪谁，只能是怪自己当初脱了党。
延安方面知道他俩的事，也很着急，恩来发挥自己和稀泥的本事，没少找项英谈，毛主席在延安也给项英打电报，让他跟叶挺好好合作，让项英好好做政委，管党务，管后勤，多找下属谈谈心，干点政委应该干的事，别成天把军长和政委的活都干了，军事的事还是要叶挺负责。
不过项英是个有个性的人，谁的话都不听。
到了1940年，延安方面终于决定把项英调回延安，准备让叶挺担任新四军军长，让脾气好的不得了成天嘻嘻哈哈穿着皮衣的陈毅担任政委，但是项英一直拖着不去，左推右推。
咱们妄加揣测下，项英应该是觉得回到延安就会被解除权力，所以一直拖着。事实上当时各大区负责人基本都在延安学习，一直到国共内战爆发才回到各自岗位。
党内人事介绍完了，讨论下当时的局势是什么样的。
2
风起云涌
皖南事变爆发前夕是1940年年底，这是个什么时候呢？这是一段风平浪静的时候。
抗日战争主要是1937年，1938年两年打的凶，到了1939年，日本人把能攻陷的地方已经攻陷了，也就是中国铁路沿线的地方基本都拿下了，其他地方想打也打不动，打下来也守不住，因为日军是机械化部队，对后勤依赖很严重，所以不能离铁路线太远了，很多城市，日本人攻陷后马上又放弃，就是这个原因。
所以到了1939年就形成这么个局面，日本占领着铁路，国军占着西南的一堆城市，剩下的犄角旮旯的村里边变成了三不管，也管不过来，看我文章的小伙伴大部分都是城里的，如果平时不咋出去，会有个错觉，觉得城市在我国领土中占的比例很大，其实中国城市地域跟整个疆域相比真是九牛一毛，主要都是各种野地，往往火车上溜达好久才有一个城市，回到1941年，交通不好，日军如果经常去村里，中国没石油，日本人主要是依赖美国人供应石油，无论如何也耗不起。其实到了1939年，日军打仗也跟国军似的，一堆骡马驮着物资，鞋底也换成了布鞋底，因为橡胶和油也供应不上了。
大家容易产生一个错觉，觉得百八十万人很多，可以占领整个国家，其实散到全国，真叫一锅汤里撒了撮胡椒面，立刻就没了，而且大家对中国的面积缺乏了解，中国有多大呢，北京丰台那一带就可以供平津战役里几十万人大兵团打运动战。
国军主要是苏联给奶着，补给线巨长无比，日军后勤供应压力极大，所以双方都在那里苟着，你不打我，我就不打你，划好防区，相安无事，防区附近的站岗士兵偶尔互相还点烟。这时候他俩开始发现有一伙人让国府和日本人非常讨厌，谁？延安方面的游击队。
在北方，形成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教科书上没法提的场景：一个地方，铁路附近的是日军控制着，远离铁路的城市是国军控制着，其他村里是延安游击队控制着，三方纠缠进化，搞出一堆复杂策略来。
比如游击队经常去老百姓那里收烟土，然后高价卖给国军换银元，然后再拿银元去日本人那里买武器，到了抗战后期，日本人除了不卖大炮，啥都卖。
再比如山东八路把盐都藏起来了，日军找不到，就只好去拿物资跟老百姓换“山东币”（一种八路山东局发行的货币），然后再让汉奸拿山东币去买盐，到后来山东币成了硬通货，驻扎山东的日本人内部都使用山东币做货币，山东币就是后来人民币的前身。
大概就是这么个情况，三方互相心怀鬼胎，希望对面两家打起来。皖南事变就是这个背景下爆发了。当时新四军的局面是这样的，新四军就是那个大红点，北边是日军，东边和南边的绿括号是国军，那个黑色椭圆圆圈就是皖南。
在皖南事变之前，国共矛盾已经很深了，先是华北出现大面积的冲突，在村里打成一团。在江北，发生了一件大事，陈毅和粟裕指挥新四军把国军韩德勤给打了。
这事叫“黄桥战役”，在我国战史上非常重要，属于“事情小，影响大”。这事的起因一团乱麻，因为国共平时就摩擦不断，最终酿成了这次事件。
当时国内并不是只有国军和共军在抗日，还有各种民间武装，国共双方都在争取这些民间武装，扩大自己地盘。后来我军扩张到黄桥去了，国军韩德勤部觉得黄桥那是他们的地盘，就决定打上门，1.5万国军进攻7000新四军，竟然被打了个全军覆没，韩德勤的一个军长也被击毙了。
这件事对国军来说，其实是个不好的征兆，15000装备精良的国军进攻7000高度组织化的新四军，竟然毫无还手之力，基本预示了后来发生的事。
但是这些纠纷都是暗地里的，明面上双方还没撕破脸，还是共同抗日的。
不过考虑到新四军的游击队跟国军摩擦不断，白崇禧给蒋出了个阳谋，给新四军发了个电令，要求新四军在1940年年底之前离开江南，去江北抗日，如果他们不服派遣，就是违抗军令，可以就地围剿，如果他们听令向北，北方不是日本人嘛，可以让日本人消灭他们。
等新四军走后，南方游击队再敢捣乱就剿灭，共方问起来就说你们不是都去江北了嘛，我们不知道江南还有你们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