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读者留言说，当年的八路军竟然有如此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执行力，毛主席能带出来这样一支队伍，实在是太厉害了。
这位读者说到点子上了，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干不成一件事，并不是我们知道的少了，而是做不到。没那个执行力和组织力。
对于一支革命队伍来说，如果没有强大的组织能力和执行能力，空有理想和口号，不仅意味着完不成革命目标，更意味着流血和牺牲。
但一个组织的各种能力，不是凭空来的，得从血与泪换回来的宝贵经验里，提炼总结才能得到。
宝贵的原因就在于，经验的背后，往往都是稀缺资源甚至是人命砸出来的，更别说，像长征和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这样的特殊经验是无法复制的。
本篇文章我们就以毛选第四篇文章《井冈山的斗争》为背景，以党史上有名的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经过为主线。
让大家看一看，一个组织在经验积累过程中，在血与火的历练下，究竟要付出多么惨痛的代价，走多少弯路，牺牲多少人，才能从幼稚虚浮蜕变为成熟干练，从而跨越知道和做到之间的鸿沟。
兜兜转转，有关红色中国那些传奇且伟大故事的起点，最终还是要回到罗霄山脉中段，回到那座亮起星星之火的八角楼上。
井冈山原本是袁文才和王佐的地盘，这两人是土匪出身，但不是一般性质的那种打家劫舍的土匪，而是“劫富济贫”专找土豪劣绅麻烦，带有革命性质的农民武装。
袁文才和王佐是斩了鸡头拜了把子的“老庚兄弟”，都是客籍人，感情深厚。
这两个人，一个带部队驻扎在山上，一个带部队驻扎在半山腰，互相依托，虽然各自只有60把坏枪的武装， 人也不多，可凭借熟悉地形，有群众基础的优势，将井冈山经营的如铁桶一般。
袁文才和王佐这对绿林好汉，最后又是如何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龙超清是宁冈县的大户人家子弟，他父亲龙钦海是江西参议会的参议长，曾帮助过中共南昌支部创办明星书社和黎明中学。
这两个地方是江西中共党团组织的秘密活动地点，而龙超清和他的两个姐夫，就是在这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最后加入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
因为龙超清是宁冈县人，组织上就让他以特派员的身份，跟他的两个姐夫刘克猷、刘辉霄，回到宁冈组织力量，一边搞农协，一边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组织。
1926年，龙超清一回到宁冈，立马就注意到了盘踞在井冈山上的袁文才和王佐。
真是想不注意到都难，保乡团和挨户团组织了好几次围剿行动，每次都被袁文才弄的灰头土脸。当地人相聚，谈的都是袁文才如何跟官兵斗智斗勇的故事。
龙超清打听到袁文才是个如此厉害的人物，就起了拉拢的心思。要是能把袁文才拉进革命队伍里，在宁冈这块地方，啥事情干不成。
那个时候第一次国共合作还没有破裂，龙超清就利用父亲在江西政坛的影响力，跟宁冈县长沈清源说，不如招安袁文才和王佐，他愿意去做说服工作。
实际上，龙超清是想做袁文才的政治工作，把他拉入我们的阵营里。
说来袁文才当土匪也是逼不得已，袁文才虽然出身穷苦，可极为聪慧，还考上了中学，大小也算是个知识分子，原本有光明的前途，奈何当地的土豪劣绅抢了他的新婚妻子，之后还杀了他的老母亲。
很多时候，底层人走上歧路，完全是被逼的，大路要是能走通，谁走歧路啊。
夺妻之仇，杀母之恨，又无处伸冤，这才让袁文才下定决心，加入了当地的土匪组织“马刀队”。
袁文才是人如其名，既有文化也有才华，一加入马刀队，就混成了军师，随后成了老大。
正因为有这样的内情，当龙超清一来，袁文才就同意加入组织，干革命。
说干就干，1926年9月，龙超清和袁文才就干了件大事，把宁冈县的旧政府推翻了，成立了宁冈县人民委员会。（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是以宁冈县为中心创建的）
11月，袁文才又经介绍入党，正式加入革命队伍，成了一名共产党人。
1927年，老蒋发动政变后，反革命势力空前强大，袁文才虽然是土匪出身，但并没有反水，依然举着人民队伍的旗帜，借助井冈山的环境与反革命势力对抗。
袁文才是党员，还是发动宁冈暴动的核心人物，有很强的阶级觉悟，按理说，此后毛泽东带着秋收起义的残部来到井冈山后，袁文才应该举双手欢迎，而不是婉拒毛泽东上山才是。
道理很简单，井冈山是袁文才的基本盘，这里有袁文才的一切，是袁文才的立身之本，并且袁文才和王佐兄弟俩的部队加起来也才百多人，几十条好枪。
毛泽东率领的部队，虽是残部，可对于袁文才来说，这依然是一股可以威胁到自己立身之本的强大力量。
所以袁文才会犹豫，这是十分正常的，为了保护自己的核心利益而做出有礼有节的拒绝，是天经地义的事，这才是人之常情。
但当毛泽东一下拿出100条枪给袁文才时，袁文才就不犹豫了，这也是人之常情。
要知道在当时，这100条枪就是荣华富贵的代名词，比黄金还要珍贵。
袁文才也不是差事的人，当即掏出1000大洋送给工农革命军当给养。
信任这种东西，就得靠切实利益来换取，不然光动嘴不拿真东西，那叫骗人感情。
这也是为什么后来袁文才跟边区特委闹翻的时候，强硬表态，我只听毛委员的指示！
毛泽东当时能拿出一百条枪白送给袁文才，自然有实力跟袁文才硬碰硬。
事实上，在古城会议前后，就有不少人提议，袁文才仅有几十把枪，根本不需要费尽口舌，武力解决就行，直接把袁文才当土匪围剿掉，这事就解决了。
这个提议直接被毛泽东否决了，毛泽东当时说，这不是几十条枪的问题，这是政策问题。要采取团结的办法。
大意是说，不要只看到一个袁文才，还要看到千千万万个袁文才。
这就是思维层次的不同，一眼就看到问题本质的人，跟一辈子都看不穿问题背后的问题的人，人生高度肯定是不一样的。
袁文才是聪明人，要不然也不能从马仔混成大佬，同时他也是一个有热血的人，不然也不会发动宁冈暴动，入党。
像袁文才这样既聪明又有热血，还有实力的人，最看不起空喊口号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最服气毛泽东这样有智慧有心胸的人。
所以袁文才最后不仅把毛泽东请上山了，还同意让毛泽东从政治和军事上改造自己的队伍，甚至主动劝说驻扎在山上的王佐也改造自己的队伍。
1928年2月，袁文才和王佐的部队，正式完成了改造，毛泽东在宁冈朱家祠堂前，宣布袁文才、王佐部队合编委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二团，袁文才是团长，王佐是副团长，何长工为党代表。
（5月份，红四军正式成立后，袁、王部队被编为第32团。）
时间来到1928年3月，距离毛泽东上井冈山，已经过去半年时间了。
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做了很多事，改造在了袁、王的部队，做了土地改革的试点工作，对革命遇到的各种问题，也积累了很多思考成果。
但从秋收起义后，就跟中央失去了稳定联系的毛泽东，不会知道，这段时期的中共上层也发生了很多大事。
1928年3月，湘南特委军事部长、军委特派员周鲁奉命来到井冈山，宣布中央对毛泽东的处罚决定。
周鲁在巡视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后，指责毛泽东在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
而在宣布中央对毛泽东的处罚结果时，也不知道是湘南特委搞错了，还是周鲁搞错了，把“开除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决定，传达成了“开除党籍”。
同时 ，周鲁还宣布取消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前委，成立师委，毛泽东当师长，并命令毛泽东率领主力立即下山赶赴湘南，配合湘南起义。
周鲁一来，就宣布了很多没头没尾的事，搞得大伙都很懵圈。
但周鲁是湘南特委的军委特派员，组织级别高，处罚决定还是转达的中央决议，就算再有疑惑，那也得执行，不然就成了与上级组织和中央对抗。
这就要说到，1927年11月9日至19日召开的中央扩大会议了，这个会议是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亲自指导下召开的，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政治纪律决议案》这两项主要决议。
会议的主题总结就是一句话，此后要发动更猛烈的革命行动，而对此前行动不利的负责人要作出严厉处罚。
《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中给出了具体指示：“对于豪绅工贼及一切反革命派，应当采取毫无顾惜的歼灭政策。”
“应当努力使农民暴动有民众式的性质，极端严厉绝无顾惜的杀尽豪绅反革命派，即使在很小的游击战争之中也是如此。”
中央的决议案传达下去后，给执行湘南起义的湘南特委造成了很大压力，为了迎合中央的决议，湘南特委就提出了“烧、烧、烧，烧尽一切土豪劣绅的房屋！杀、杀、杀，杀尽一切土豪劣绅的头颅! ”的口号。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啥周鲁一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就批评井冈山“行动太右”、“烧杀太少”。
而在《政治纪律决议案》中，明确指责湖南省委领导秋收暴动时：“没有改变旧的军事投机的错误。”、“因这些指导上的错误与怀疑的结果，湖南农民暴动变成了单纯的军事投机的失败。”
并且点名批评教员：“毛泽东同志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员，事实上为湖南省委的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的错误毛同志应负严重的责任，应予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
这个批评处罚不是冲着某一个人来的，而是处罚了一大批人。
领导南昌起义的张国焘、谭平山，以及全体前委，还有领导广东农民暴动的广东省委；以及王若飞，鄂北特别委员会；自然还有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湖南省委彭公达、夏明翰、毛泽东等人，无一例外全都被批评处分了。
看完这两个决议案，想必大家会和我有一样的感觉，这一时期的中央指导思想明显偏激了。
偏激的结果就是要付出惨痛的代价，远的就不说了，就说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因为周鲁传达了让毛泽东率领主力前往湘南配合湘南起义的决定。
主力一走，敌人就摸上来了，造成了井冈山的三月失败，死了很多百姓，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幸好，毛泽东没有盲动，虽然执行命令带主力下山了，但并没有走远，也并没有真的一门心思的前往湘南，因为毛泽东很清楚，中央做的这个决定是不理智的，也是很难取得效果的。
毛泽东带着主力到了湖南酃县的中村时，便停下了，搞起了部队整训和分田试点工作。
毛泽东要是选择直接跟中央决议对抗，其结果可能是一撸到底，连部队指挥权也没了，要是机械执行命令，部队也要遭遇失败，只能采取这种先执行，再调整的策略。
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以南昌起义余部发起的湘南起义，虽然一开始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拿下了六个县的政权，建立了湘南苏维埃政府，但在四周布满白色恐怖的时期，这样的贸然举动，必然会受到反革命势力的残酷打击。
老蒋一看湘南冒头了，立马组织了九个师的兵力向湘南进攻，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湘南特委没有采取正确的做法。反而机械的执行中央的指导思想，选择了硬碰硬。
还一度制定了：“以赤色恐怖来对付白色恐怖”的行动方针，搞起了焦土政策。
这已经不是偏激了，也不是啥决策错误了，这是失去理智了。
其结果就是非但没有达成目的，反而失去了广大群众的同情和支持，孤立了自己。
而这也是敌人最乐于见到的事情，不怕你勇敢热血，就怕你理智冷静。
有理想有热血是好事，但千万不能被情绪牵着鼻子走，尤其是以空洞的目标去遮掩情绪的失控，这样不仅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还会让你在错误的道路越走越远。
毛泽东等着等着，等到了一个消息，组织上命令毛泽东迎接湘南起义的残余部队，一起上井冈山，因为湘南失败了，彻底待不下去了。
毛泽东在《井冈山的斗争》里详细分析了八月失败的原因：
“八月失败，完全在于一部分同志不明了当时正是统治阶级暂时稳定时期，反而采取在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分兵向湘南冒进，致使边界和湘南同归失败。
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经和省委派充边界特委书记的杨开明，乘力持异议的毛泽东、宛希先诸人远在永新的时候，不察当时的环境，不顾军委、特委、永新县委联席会议不同意湖南省委主张的决议，只知形式地执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附和红军第二十九团（成分是宜章农民）逃避斗争欲回家乡的情绪，因而招致边界和湘南两方面的失败。”《井冈山的斗争》
在毛选系列文章里，毛泽东指名道姓批评指责一个人是很少见的，但这里却点名指责了杜修经和杨开明。
那八月失败具体是怎么一回事，为啥会让毛泽东这么生气？
1928年初，湘南特委搞湘南起义，军委特派员周鲁到井冈山要求毛泽东带着主力下山去配合湘南起义，结果才导致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三月失败。
湘南起义失败后的残部，在朱德和陈毅的带领下跟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几个部队合编为红四军。
这样一搞，井冈山的革命力量反而壮大了，割据工作也有了较大进展。
“六月二十三日龙源口（永新宁冈交界）一战，第四次击破江西敌人之后，我区有宁冈、永新、莲花三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是为边界全盛时期。”
井冈山搞得红红火火，但上级组织却并没有从湘南失败中取得教训。
1928年5月，中央通过了《对湖南工作决议案》，大意就是上一次湖南搞得不好是因为负责人不行，并不是计划有问题，反正就是头铁，就是要继续执行四省暴动计划。
中央还给湖南省委下了命令：组织一个特委“于最短期内恢复”湘南的割据。
因为中央下了一盘大棋，在湖南、湖北、江西、广东发动暴动，夺取政权后，革命就成功一半了。只能说，太过想当然了。
这个计划最重要的一环就是打通湖南和广东，让这两省先连成一片，理由是：湖南和广东这两个省“党的基础和士兵工作的客观条件比鄂赣好一些。”
湖南是暴动的中心，而湘南又是湖南的暴动中心，所以上级才对湘南是念念不忘。
这说的到是实话，湖南和广东的群众基础和党的组织的确要更强一点，可问题在于 ，这两个地方的反动势力也更强啊。
这个命令到了湖南省委后，湖南省委又给下面的红四军和湘赣边区特委发布了以下命令：“省委决定四军攻永新敌军后，立即向湘南发展，留袁文才同志一营守山，并由二十八团拨枪二百条，武装莲花、永新农民，极力扩大赤卫队的组织，实行赤色戒严。”
这个命令发下来后，还特别强调：“泽东同志须随军出发，省委派杨开明同志为特委书记”，而杜修经作为省委巡视员，前往督阵。
当命令传达到毛泽东手中时，可真是左右为难，教员后来再给中央的报告里直言不讳：“不从则迹近违抗，从则明知失败，真是不好处”。
因为有三月失败在前，毛泽东并不想重蹈覆辙，机械执行上级的命令，而是将军委、边区特委、还有杜修经等人都叫上了，在永新召开了一个大会。
在这个大会上，毛泽东详细给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解释了现在向湘南发展为啥不好，会有啥严重后果，最后总结应该继续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然后稳扎稳打的向周边发展，这样才是好方法。
“要人家服，只能说服，不能压服。压服的结果总是压而不服。以力服人是不行的。对付敌人可以是这样，对付同志，对付朋友，绝不能用这个方法。”
事实证明，毛泽东的说服工作是见效的，大家都被说服了，一致认为还是毛泽东说得对，省委的决定的确不合适，省委巡视员杜修经也点头同意了。
毛泽东见效果达到了，就说既然大家都认可了我的意见，那我就代表大家给省委写个报告，说明一下为啥没有执行命令，一连列了六条理由，有理有据的说明了情况。
毛泽东这样对待同事，对待上级的方式，大家真应该好好学一学。
但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费尽心思用开大会的方式，好不容易把不去湘南这件事定下来了，结果仍然出了幺蛾子。
永新会议之后，毛泽东就率领红四军四处出击，巩固扩大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形势一片大好。
到了1928年7月上旬，湖南、江西两省的国民党军队见井冈山逐渐成了气候，决定纠集重兵搞一个会剿行动。
这个消息自然也被红四军捕获了，当湘军第八军进入永新西南部，等待与赣军会合的时候，红四军的军委决定兵分两路主动出击。
一路由朱德、陈毅、王尔琢、杜修经率领28团、29团进入湖南境内，攻击湘军的后方，然后返回永新，再回过头攻打赣军；另一路由毛泽东、宛希先等率领31团经拿山打回宁冈，对付即将进入永新的赣军。
原本计划执行的很好，28团和29团顺利完成了任务，结果在返回茶陵的路上，发生了意外。
29团的党代表龚楚对士兵说省委原本是要我们打回湘南的，但特委不执行。
龚楚是故意的，其目的就是为了无视永新决议，在部队里造成一种声势，继续执行省委向湘南发展的命令，因为29团的主要成分就是湘南的农民，早就想打回老家了。
龚楚等人将省委消息透露给士兵后，士兵就以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开了会议，并以士兵委员会的名义做出决定，继续执行省委命令，打回湘南。
其实本质的原因，还是组织纪律不够严明，毛泽东的地位也没有真正树立起来，龚楚、杜修经等人在永新会议上的点头，可能也是迫于形势，当毛泽东一走，就开始搞小动作了。
29团闹得厉害的时候，28团也没有消停，28团的很多士兵都是遂川和赣南人，28团见29团的人在闹，他们也闹着打回老家。
眼见着部队就要哗变了，朱老总做了好几次训话，但士兵们依仗士兵委员会，就是不愿听，最后无奈之下，只能统一了意见，同意去湘南。
这个时候杜修经说，做决定之前，最好问一下毛泽东，等请示完毛泽东再做决定，但毛泽东这个时候在永新，只有杨开明坐镇大本营。
这个杨开明虽然是杨开慧的堂弟，算是毛泽东的小舅子，却也是个拎不清大小事的，竟然对杜修经说：“士兵要去就去，老毛那里我去说一说。”
杜修经回到部队后，也没有讲清楚毛泽东不在宁冈，只说同意了。但朱老总等人多了个心眼，写了封信给毛泽东说明这里的情况。
当毛泽东收到朱老总和陈毅的来信后，立即写了一封信，
要部队按永新会议决议行事，并派茶陵县委书记江华去送信。
后来江华回忆，为了送这封信：“从永新县城跑到酃县城，一天晚上就跑到，一天跑了一百多里。”也真是够不容易的。
当部队走到酃县水口时，毛泽东的信终于送到了，要求部队不去湘南。但这个时候29团的士兵已经失去控制了，不管谁来说，都要坚持去湘南。
而28团见命令有变，强烈要求不去湘南了，29团要打回湘南老家，而28团也要打回遂川、赣南老家。
部队搞成这个样子，军心涣散，不成力量，不成组织，只能说这是个很深刻的教训。
24日，攻打彬州失利，部队被打散，一部分人拿了钱财就跑回家了，一部分遇到了敌军被打垮了，29团就剩下百余人，编入28团。
消息传回井冈山时，毛泽东很着急，决定亲自带一部去迎回红28团。
而在部队返回途中，又出了28团第二营营长袁崇全带部队叛变的事，28团团长王尔琢去追部队时，不幸牺牲。
结果大部队还没有到家，湖南和江西的军阀探听到井冈山大部队下山了，来了一波偷家战术，永新、莲花、宁冈等县城相继失陷，当地百姓死伤过千，地方党组织也被破坏殆尽。
幸好袁文才和王佐的三十二团给力，联合三十一团留下的一部，多次击溃数倍于己的敌人进攻，牢牢守住了位于井冈山主峰北面的黄洋界哨口，为红四军保住了仅剩的据点。
红四军出去一圈，原本计划执行的很顺利，结果中途出了这么大纰漏，军队失败了，根据地也失败了，基地还被偷了，这就是八月失败。
如果没有这一插曲，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会有怎么样的发展呢？
关于这一点，教员在《井冈山的斗争》里也说了：“设七月无去湘南一举，则不但可免边界的八月失败，且可乘国民党第六军和王均战于江西樟树之际，击破永新敌军，席卷吉安、安福，前锋可达萍乡，而与北段之红第五军取得联络。”
原本形势一片大好，结果现在不仅没能趁机巩固吉安、安福等地，反而丢失了永新、莲花和宁冈大部，教员能不生气吗？
这一时期的中共为何一连犯了这么多致命错误？制定了这么多不合理的政策？
反而偏居一偶的毛泽东，却总能指出问题的关键 ，制定符合现实发展的政策呢？
我看了这么多资料，就总结出来一点，因为教员很有自知之明，他清楚的知道，自己的部队凭什么能活下来。
凭的就是军阀之间的矛盾，而不是自己的实力，更不是自己的才智。
要是抓不住这一点，围绕这一点制定计划，搞其他的操作，基本都要碰壁。
“只要买办豪绅阶级间的分裂和战争是继续的，则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也将是能够继续的。
此外，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还需要具备下列的条件：
先问问大环境让不让你活，再问问自己有没有条件让自己活。
简而言之，在条件合适的地方搞根据地，当军阀之间的矛盾缓和时，我们就要收缩做好挨打的准备，当军阀之间互殴时，我们就可以大胆点向外面多发展。
因为中央没能理解这一层，制定了很多错误政策，连带着井冈山也遭遇了两次失败，而八月失败更是让井冈山元气大伤，让教员此前的诸多努力化为乌有。
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跟教员都没有什么关系，但这两次失败后的收尾重建工作却都是毛泽东在做，这需要消化更多的情绪阻力和解决更多的麻烦，比收拾自己酿成的残局更难。
没有什么失败是不让人恼火的，但很多时候，能不能成功，最关键的地方，可能就是取决于你失败后的行动。
教员并没有过多抱怨，而是很快速的就投入了工作，开始总结教训，归纳教训。
井冈山的斗争经验，在转化为可以指导实践的理论知识，进一步提高战斗力后，才是有意义的，才能转化为成功的养料，而这项关键工作是毛泽东完成的。
我每次结合党史读毛选的时候，都很感慨，中国革命要是没有毛泽东这样善于总结经验的核心人物，真不知道要白流多少血，多走多少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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