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我的一些不太成熟的思考，是否是对中国认知的滞后阻止了美国和西方形成共识的进程，导致给了中国崛起更多的时间。
有时候我都在想一个问题，为什么美国直到2018年才开始对中国大打贸易战，并且把一堆中国公司送上实体清单。难道美国人没有意识到有点晚了吗？
这个时候中国制造业增加值超过美国已经八年了（中国的制造业增加值是在2010年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的），
2018年的中国也已经是世界第一货物贸易大国了（中国的货物进出口贸易是在2013年首次超过美国跃居世界第一），
2018年的中国内需市场也早已成为经济增长主力，2014-2018年国内消费连续五年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2018年国内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6.2%，大大超过了出口顺差对经济增长的贡献。
中美的科技战也是在2018年开始的，以中兴事件的开始为标志，而在接下来几年美国把华为，中广核，海康，大华，旷视科技，商汤科技，科大讯飞，中芯国际等中国科技公司送上实体清单。在2020年9月更是对华为彻底芯片断供。
但是问题在于，国内对半导体产业链去美化的反复分析，中国当前国内的产业链在28nm工艺节点实现去美化生产已经逐渐接近成熟，这意味着华为即使在极端严酷的条件下依然存在着较大的生机。
国产的头部半导体设备和半导体材料厂家，在2020年已经初具规模并且已经具备一定的技术实力。国产28nm工艺节点光刻机也刚好在十三五规划中，按照时间点要在2020年研发完成，刚好可以在2021年上产线验证。
而如果把时间从2020年倒推五年到2015年，那个时候的中国半导体生产设备和材料厂家，
不要说上市并且有几百亿人民币的市值了，公司规模都很小，甚至在网上也查不到公司的营收和利润信息，关于这些企业的新闻也非常少，在国内芯片公司产线应用国产设备的也是寥寥无几，今天在大力应用国产化设备的长江存储和合肥长鑫公司，在2015年甚至都还不存在。
美国人直到2020年才真正的芯片断供华为，这让我感到有种天助我也的感觉，那就是如果美国的打击早来五年甚至十年，以那个时候国产半导体产业链的发展完善程度，那华为的生存胜算就很小了。
这是一个让人疑惑的问题，美国为什么就没有早点动手呢?
对于一个组织来说，耗时最长的阶段莫过于“形成共识”阶段，因为组织内部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每个人的观点不一样，每个人的利益不一样。
那么对美国，一定也有一种力量在阻止着他们提早对中国做出反应，所以他们直到2018年特朗普政府时期才开始全面对中国动手，走向日益敌对，尤其是在2020年特朗普任期即将结束的最后几个月，对华的敌对行为达到了一个高潮。
这种力量首先是经济利益的捆绑，就是那句著名的话“经贸合作是中美关系压舱石”。
美国的跨国公司，苹果，高通，博通，英特尔，美光，福特，通用，波音，星巴克，肯德基，麦当劳，可口可乐，百事可乐，耐克等等，都从中国市场获得了巨额的经济收益。
以星巴克为例子，2020年第四季度该公司在中国市场的销售额就达到9.11亿美元，注意这只是一个季度的营收。
还有百胜中国公司，这是美国百胜餐饮集团的中国事业部独立运营成立的公司，旗下拥有肯德基，必胜客，东方既白，小肥羊，黄记煌等餐饮品牌，2020年实现营收82.6亿美元，是中国最大的餐饮集团，营收远远超过海底捞，
也就是说中国最大的餐饮公司是家外资企业。
美国的贸易商，零售商和消费者也从大量进口的中国商品中获得了收益。
但是，尽管这个经贸关系非常重要，也是非常重大的利益，是中美关系稳定的“压舱石”
但它在2018年之前和之后都是存在的，导致美国态度剧烈变化的显然不是经贸关系利益突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主要还是美国国内的对华思想共识在逐渐变化了。
非常显然，美国的精英们终于开始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强大的，难以对付的，而且不会自行崩溃的对手了，必须要宁可舍弃部分经济利益，也要对中国进行遏制。
这让我想到一个问题，美国国内对华遏制的共识在行动上体现的这么晚，
是不是因为西方社会对中国普遍存在的偏见和扭曲宣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西方精英的客观判断, 阻止了其对华采取遏制政策共识的形成。这种遍布整个西方社会的，无孔不入的对中国的偏见式，扭曲式的宣传，不只是让西方民众对中国形成了错误的印象，甚至连相当大一部分西方精英分子也不能幸免的被洗脑。
这使得那些清醒认识中国必将持续发展走向强大，认为必须尽早对中国进行遏制的势力始终无法在精英层中获得主导权。
前不久我看到了一篇文章，作者黄亚生是美国长期研究中国和印度经济的华裔政治和经济学家，他出生在中国，本科哈佛大学毕业，先后在密歇根大学任副教授，哈佛大学教授，现在麻省理工学院担任教授，是绝对的精英人物。他在美国学界在比较中国和印度道路时，认为印度模式更优，他的一篇文章(写在大约2010年左右)论证为什么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里面提到一个有趣的细节，
“我在MIT（注：麻省理工学院）有一门中印比较的课，教了5年，每年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的统计数字。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人质疑过印度的统计数字。“
黄亚生教授其实是想把这个作为论据，论证印度模式的优势，并且说明一个国家的透明度和可信性多么重要。
但是我注意到的点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这样的美国精英学生聚集的高校，这些未来掌握着美国各行各业权力的精英学生，喜欢质疑中国经济增长的数字是假的，却没有人质疑印度的数字。
而教他们课的教授，则在向他们教授印度模式优于中国模式的观点。
其实中国经济的增长是非常明显的，是方方面面的，非常容易验证的。
比如进出口数据，和中国产生贸易的国家和地区也是有统计数据的，很容易和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再比如经济的发展需要能源供应，那么从中国每年进口的石油数量增长也可以判断中国的发展趋势，研究政治经济学也可以通过中国领导人的出访目的国行程，看出石油是否在中国对外议题中越来越重要，例如非洲有个国家名字叫安哥拉，如果查询中国和安哥拉的外交互动，会发现级别和次数都明显很高，这是为什么呢？因为安哥拉是中国在非洲最大的石油进口国。
再比如电子和汽车是两个制造业的超级造富产业，那么可以通过全球顶尖的电子，汽车零部件企业的财报，分析其中国市场业务占比，以及在中国生产的汽车数量进行判断。
实际上这样各种方方面面的数据实在是太多了，
我记得我2010年去南非参加一个展会，嗯没错这是遥远的地方，而且这个展会名气也没有那么大，结果到现场一看几乎一半的展位是中国公司，现场到处是中国同行和销售人员，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行业中国是什么地位。
实际上如此众多的方方面面，我倒是觉得中国真正困难的是，要想掩盖自己正在迅速发展和崛起的事实反而太难了，
从进出口，外资，基础设施数量，能源供应，全球上市公司财报，国际展会的中国公司数量，前往中国的航班数量，中国的外交重点国家，中国的物价走向，对外偷渡和非法移民人数，自费留学生人数….
这些各个维度，各个方面的数据都可以看出中国的发展轨迹，要想通过调低数据掩盖中国的发展，难度着实有点高。
但是在黄教授执教的五年中，这些麻省理工的精英学生，却每一届都有人质疑中国经济发展数字是否真实，认为中国是通过数据造假来营造经济繁荣的假象，相反却对印度的数字却没有人质疑，
这说明他们一定是处于一个对于中国信息报道高度负面的社会环境之中，这些信息在无时无刻的告诉他们，跟西方的制度相比，中国的制度是落后的，也是得不到人民支持的，
因此中国要么是夸大了自己的增长以欺骗人民维持统治，要么是增长只是短期的，不可持续的，只有西方的制度才是人类的最高级形式，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持续领先的制度，因此不认为中国的制度在长期的维度上能够对西方构成挑战。
以上这样的信息一定是海量的，无孔不入的，因此才有可能形成这样的认知。
简而言之，他们生活在一个“厉害了我的制度”的环境中，形成了一种本能的，根深蒂固的认知，质疑中国的各种问题在大脑中形成了“话题优先权”，以至于在中国的增长如此容易验证的情况下，这些麻省理工的精英学生把重点放在不断质疑中国的发展数字是虚假的上面。面对如此海量的负面信息输入，连这些精英人物对中国的认知也无法逃脱和避免受到影响。
在网上流传的非常著名的张维为在2017年11月23日参与The Nexus Institute的辩论视频，张维为和西方的学者们辩论中西方制度的问题，
在张维为说到，民意调查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的调查满意度很高（89%），而不少西方国家民意调查却显示其民众对政府执政满意度很低的时候，现场马上有一个人说I disagree（我不同意），而现场唯一的女性Shaha Riza，一个利比亚人，在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工作，主要工作是促进中东的民主化工作，她直接说“在中国谁敢说实话”，神态和语气都表示不相信中国的数据。
其实这是双方交流的一个过程，目的在于交流和获取有价值的信息。如果对于对方提出的数据和观点，不愿意去思考是否有可取之处，而是本能的不假思索的，对对方提供的数据表示完全不相信，把对方说的话都当成谎言，实际上交流是无法进行的，也无助于自身的进步。
你可以质疑89%这个数字是不是不准确，但是即使是79%，69%，不一样说明满意度很高么，这背后有没有反应出中国的确有较大的发展，一定有做对的地方？
但是并没有用，Shaha Riza作为一个美国社会的中东裔精英人物，从她的言论可以看出，她已经被训练出了条件反射式的抵触，这说明她日常一定大量的接收了关于中国的各种负面新闻和信息，以至于完全不相信中国民众对于中国发展的满意度会很高，认为这肯定是中国政府作假，中国人民一定并没有分享到经济发展的好处，一定是各种不满意，又不敢说实话。不愿意去思考数据背后是否有可取之处，而是本能的100%的予以否定。
不只是她，现场的其他西方学者也是类似的看法，表情中总是不由自主的流露出一些不屑，有一种我已经洞察了一切，中国人民是不可能对国家的总体表现感到满意的，而你却还在撒谎和狡辩的感觉。
这跟西方社会对于中国的舆论环境有很大关系，
2019年10月的英国货车藏尸案，里面发现了39具亚洲偷渡者的尸体，然而10月24日英国BBC率先发出了报道，标题是
Essex Lorry Deaths：39 found dead inlorry were Chinese nationals，用肯定的语气说这39具尸体是中国公民，立即引起法新社，德国之声等西方媒体的转载。
英国的《镜报》等媒体则马上整理了2000年58名中国偷渡者闷死在集装箱的“英国多佛惨案”，以及2004年23名中国偷渡者在涨潮时遇难的“莫克姆湾拾贝惨剧”。
10月25日，美国CNN驻华记者在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提问，“为何中国公民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以这种极端危险的方式离开中国”。
如果你是一名西方的普通读者，看到BBC，镜报，CNN如此短时间内多方面多角度的报道，是不是又强化了对2019年的中国的负面认知？
中国是如此的糟糕，以至于她的人民会选择这样危险的方式离开。而实际上很快证明，这39具尸体都是越南偷渡者。
那么那些接收了错误信息的西方人，都能够得到更正的信息吗？
由于中国的发展对全球的影响越来越大，西方媒体根本无法回避这一点，
因此在西方媒体上也能找到大量的关于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升级，高科技公司份额扩大，军事力量增强的报道，但是西方媒体在报道此类信息时，又总是会附加一些负面的东西，让读者感受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是“部分虚假的”，“不稳定的”，“不道德的”，是无法持续下去的。
因此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发展的认知形成了三类声音，
一类认为中国的发展其实是被夸大了，中国政府公布的经济增长数据是虚假的，或者说是被夸大的，不要觉得这是以前才有的事情，下图是我在面向西方受过高等教育的读者群体《经济学人》官网截图，2020年10月17日的一篇文章，叫做“Can China’s reported growth be trusted”（能否信任中国公布的增长数字）
2020年了，西方内部还在讨论中国的发展数据是否可信，这可是你最强大的对手啊，是可能会彻底颠覆你历史地位的对手啊。
一类是“增长不稳定”论，
在承认中国发展事实的同时，又各种试图说明这种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是存在重大危机的，是不完全的，比如地方债务高企，国有银行坏账，房地产泡沫，鬼城，产能过剩，政治制度不稳定等等，
张维为在《这就是中国》中的一期讲过，他2012年在伦敦书展接受BBC的采访，主持人提了一个问题是质疑中国政治制度能否能继续至十九大，顺便说一句，十九大是2017年召开的，这个主持人在2012年问这个问题，可见他内心的观点以及日常接受的信息，使得他觉得中国的体制五年内就可能会崩溃。
这方面最为著名的就是美国华裔混血章家敦在2001年发表的新书《中国即将崩溃》，在美国乃至全球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这本书当时的影响力有多大呢？根据环球时报2003年的报道，不只是该书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书排行榜，章家敦还成了各地争相邀请演讲的名人，连美国国会都专门邀请他举行听证会。
在2003年4月底，由贝聿铭、何大一、马友友等100多名在美杰出华裔组成的“百人会”，在纽约举行“中国的机会与金融市场发展”论坛。章家敦在会上提出他一贯的看法—–中国的金融体系病入膏肓，药石无效，中国国企问题积重难返，银行放款对象只限国企和中央批准的企业，形成封闭垄断体系，中国经济将在几年内崩溃的观点。
而对于章家敦的说法，华尔街的几个名人—索罗斯基金管理公司董事长兼执行总裁史瓦兹、摩根斯坦利亚洲荣誉董事长及顾问总监华沃兹、投资家罗杰斯（量子基金就是索罗斯和罗杰斯联合创立）均对章家敦进行了反驳，指出“你的‘中国崩溃论’，只在你的书中存在，不存在于中国的现实中”。
尤其是罗杰斯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人民币将成强势货币，中国应尽快将人民币改为可自由兑换货币。罗杰斯并且开玩笑说，还是赶紧学中文吧，不然赶不上潮流了。
连华尔街的几个大佬也在讨论章家敦的言论，可见其影响之大。罗杰斯言行是一致的，他的两个女儿普通话非常标准，这个相信大家多少都看过视频。2019年罗杰斯一家还上过央视，两个女儿会背诵很多中国古诗词
不仅如此，由于章家敦在美国舆论引起的巨大影响，他还在2003年访问台湾并且得到当时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陈水扁的接见，在台湾的“总统府”官网上现在还有当年双方交谈的内容报道。
而中国的媒体在那几年不断的批评章家敦的中国崩溃论，以稳定市场信心，可见当时章家敦的这本书影响之大。不仅如此，在10年后的2011年12月29日，章家敦又在美国《外交政策》杂志发表文章〈中国即将崩溃：2012年版〉。
《外交政策》（ForeignPolicy）是一个由亨廷顿及华伦·戴米安·曼舍尔在1970年创办的美国刊物，原为学术季刊，后改为双月刊。这是一个面向美国高等教育群体的精英杂志，而创始人亨廷顿就是那个著名的写了《文明的冲突》的哈佛教授。
这样的杂志刊登章家敦的言论，可见他是进入了西方主流舆论场的人物，他的中国崩溃论有着重大影响。
再举一个例子，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
作为上个世纪90年代曾经成功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经济学家，
2011年他在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名为《中国经济会不会崩溃？》的文章，认为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经济过于依赖贸易顺差来维持制造业的运转必然会面临挑战，并称中国经济“正在变成世界经济的又一危险区域”和“危机的新震源”。
不过我查询了克鲁格曼的更多言论，发现他是一个喜欢发出“盛世危言”的经济学家，不只是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包括亚洲金融危机，欧洲面临的经济问题等等他都有提及，因此暂且还是先把他的观点归纳于学术观点。但是他的权威身份，也在当时造成了较大影响。
以上BBC, 《纽约时报》，《外交政策》不断报道中国崩溃论的观点，只是几个例子，
西方类似这样中国经济可能会出问题，中国政治可能会出问题的言论非常多，也形成了认为中国的增长不可持续的一派。
第三类是“中国增长不道德论”
指责最多的就是中国盗窃知识产权，其他还有雇佣童工，血汗工厂，忽视劳工权利，污染环境，中国远洋渔船过度捕捞，当然还有让中国网民感到很反感的把中国人吃肉和巴西热带雨林被毁，全球碳排放增长联系在一起的报道。
其实中国在发展中遇到的这些问题，在各国的历史发展时期都存在，并不是中国独有，
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总的来说这些问题在不断改善。
一个简单的例子，下图是2001年-2018年中国煤矿矿难每年的死亡人数，从顶峰的2002年的6995人下降到2018年的333人，下降了95%以上。
这说明什么呢，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观点，发展才是硬道理，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是最为符合道德标准的行为，长期不增长或者负增长才是真正的不道德。
而由于制造业更发达，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大规模建设，中国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更是明显比其他发展中国家高出不少，但是西方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明显并不太关心，要么就是褒扬其选择了西方钟意的民主自由道路，即使该国发展的并没有中国好。
在中国增长不道德论中，美国或者说西方社会渲染最多的就是中国盗窃西方知识产权，
他们长期以来认为中国的发展是依靠复制，抄袭和盗窃西方国家的技术形成的，
而且坚定的认为中国的体制不适合创新，只有西方这样的自由社会才有可能激发人类的想象力和创意，才具备创新的土壤，这种思想根深蒂固。
1999年的李文和案就是个典型，美国的媒体和政治精英们全部都相信中国一定是窃取了美国的W88核弹技术才做到了核弹小型化，凭中国自己不可能做出来，而一定是华裔李文和泄露了机密技术给中国人，而最终证明这是一起冤案。
我们再以华为为例子，2019年6月，华为首席法务官宋柳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从华为成立以来，从欧洲，美国，日本到中国，全球从来没有法院认定华为主观恶意盗窃知识产权，并且为此要求华为支付赔偿，这对于一家全球化的，面临全球各种竞争对手的商业公司来说是非常难得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西方记者始终不断的把华为和偷窃技术联系在一起，
下图是2019年6月《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标题是“华为崛起之路伴随着剽窃与不正当竞争指控”，暗示华为的技术是通过剽窃西方公司技术得来的。
2019年6月加拿大《环球邮报》记者在采访任正非时问了这个问题，
请注意这个记者没有掌握任何证据，仅仅是了解到有以前在北电网络工作过的人士跳槽到了华为在加拿大的渥太华研究所，就问“华为是不是把北电的技术偷过来了”。
NathanVanderKlippe：
在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有三位比较资深的人士，他们三人以前都在北电工作，包括他们的下属也有一些是在北电工作的。华为是不是把北电的技术偷过来了，并把他们剩余的人招过来了，然后在加拿大设立自己的研发机构，并逐步发展壮大的？
任正非：
北电破产以后，我们招聘了北电的一些人员。那时北电并没有现在的技术，只是有人才，人才失业之后要再就业，这永远都是必须的。北电破产的时候，实际上世界连3G都才刚刚开始，经过3G、4G到5G，这些人随着时代的进步而进步了，作为人才，他们头脑里的思维方式是有贡献的，但没有知识产权问题。
北电当年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把光传输容量提高到了10G，但由于IT泡沫的破灭，把北电拖垮了。我们现在的光传输能力，已经做到了800G。当然，我们肯定是踏着前人的 脚步往前走，但这没有知识产权问题，是新的创造。我们曾经想收购北电，最后因为商业考虑也没有做。
任正非说的很清楚，2019年人类已经开始进入5G时代了，北电十几年前破产的时候，世界连4G都没有，连3G也才刚刚开始。北电根本就没有4G和5G技术，3G技术也只是处于起步阶段。
北电当年只能把光传输容量做到10G，华为现在能做到800G。你怎么因为华为渥太华研究所有曾经在北电工作的员工，手上也没有任何证据，就说华为偷窃了北电的技术呢，业界哪个公司没有在同行工作过的员工？华为不雇佣他们，他们到哪里找工作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