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漫漫长夜，东方微白。
毛泽东静静地坐在书桌前，手中的纸烟一点一点地闪着红光，烟圈扩散出来，层层地将他笼罩起来。
他在思考，这是他多年来曾做过无数次的事情。
随着记忆的深入，他的思绪闪回到了多年前的那个起点。
1921年7月，骄阳似火。
刚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条游船上开完会的毛泽东回到旅馆。
根据有些书的说法，他参会时穿着长袍马褂，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从乡村来的道士。
会议那天他满身大汗，却还不肯洗澡，和别人又聊到了很晚。
导致第二天起床太晚，和朋友跑去杭州游玩，缺席了其中一次不太重要的会议。
这也可以从侧面说明，对这个之后堪称“开天辟地”的会议，所有的参会人员并没有如我们现在想象中的那么重视。
其中的一个代表，甚至是带着漂亮的老婆，抱着旅游的态度去参会的。
而今天，任何一个学过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
这个当时看起来不太起眼的会议，就是中共一大。
一个时至今日党员总人数接近1个亿，深刻改变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整个世界历史进程的“超级大党”，就从这里起步。
那是一次年轻人的会议，最年长的何叔衡不过四十五岁，最年轻的刘仁静只有十九岁。
当时参会的13人平均年龄28岁，非常巧合的是，毛泽东那年正好是28岁。
走到最后，却只有毛泽东和董必武在1949年登上了天安门城楼。
这么说吧，这就相当于一家创业公司，原本有13个元老。
干到最后创业成功，只剩了2个人，连创始人都干没了。
而一个在公司成立大会上负责做会议记录的人，接过大棒，把事情给办成了。
我看了很多历史，包括很多传奇故事，发现许多后来创成伟业的事，往往都起源于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事。
关于一大，我在另一本书里还看到过更有意思的说法：因为资料散失，建国后关于一大的会址都几乎没人说得清，后来经多方回忆、论证，才有了现在的上海法租界贝勒路树德里3号。
甚至于，我们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两个缔造者，李大钊和陈独秀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参加一大。
陈独秀当时在陈炯明手下任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大学预科校长，没出席的理由是正在争取一笔款子修建校舍，人一走，款子就不好办了。
李大钊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没出席的理由是北大正值学年终，校务纷繁，难以抽身前往。
两人当时都忙。
但他们不出席的理由与中共“一大”的历史地位相较，无疑是芝麻与西瓜相较。
这就像革了一辈子命的孙中山，居然没有亲自参加辛亥革命一样。
那时的他远在香港，据金一南教授的书里说，他当天睡到早上十一点多才起床吃饭，在走廊里随手拿了一份报纸，看到醒目标题：
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革命前辈孙中山看到这条消息时，手中玻璃杯失手跌落，牛奶洒了一地。
他当时所受到的震动之大，绝非我们今天所能想象。
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身处其间，谁也无法完全预知，自己到底是主角还是配角，下一幕到底是落幕还是高潮。
2
彼时的毛泽东也一样无法预见自己的未来。
我在看书的时候，翻到过一段非常生僻的资料，一九一几年的时候，毛泽东在申请加人少年中国学会的申请信中，写到自己的职业规划在于教育领域，三四年后，他将到国外去，到莫斯科去，在那里度过5年。
但他最终没有去国外，而是留在了国内，继续探索自己的救国救民之路。
在这之前，他其实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思考和主张。
1911年，广州起义爆发了。
毛泽东很激动，他写了一篇文章，提出要请孙中山当大总统，康有为做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这是他第一次公开表达自己的政见。
很理想很天真。因为事实上，那时候的他连康有为梁启超和孙中山之间的主张分歧也弄不太清楚。
很快，辛亥革命爆发了，他又激动了一把，去参加了几个月的革命军。
之后，他参加了很多次考试，投了很多学校，又是退学、又是自修的，反复折腾尝试。
除了没想明白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外，那段时间，他甚至连思想都是混乱的，因为接触各种社会思潮，他的想法成了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等等的奇怪混合体。
甚至于，几年以后，毛泽东还成了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赞同许多无政府主义的主张。
我看历史的时候，曾惊讶的发现，后来说出“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毛泽东，直到1919年，还是一个不提倡暴力革命的“温和派”。
在1919年7月创立的《湘江评论》创刊宣言里，他还这样写：第一，我们承认强权者都是人，都是我们的同类，滥用强权是他们不自觉的谬误，是旧社会、旧思想传染他们，贻害他们；第二，用强权打倒强权，结果仍然得到强权，不但自相矛盾，而且毫无效率。
很显然，那个时候的毛泽东对暴力革命是颇不以为然的，所以他写的创刊宣言里倡导的是呼声革命、面包革命、无血革命，不主张炸弹革命、有血革命。
但越来越坏的社会和民族存亡的残酷现实，长久地、持续不断地敲打和教育着他。
3
毛泽东年轻时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民族存亡、礼崩乐坏的最坏时代。
1910年，毛泽东年仅17岁，正是三观塑造的时候。
长沙发生饥民暴动，清政府派兵镇压，把被杀的人的头挂在南门上。
当消息传到韶山的时候，很多人都很义愤填膺，但没过几天就忘了。
毛泽东却久久不能平静，他觉得那些参加暴动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的走投无路才起来造反被杀。
不久后，当地的哥老会和地主发生冲突，逃到山里建了一个根据地，但最后还是被残酷镇压了。
这一连串的事件给他年轻的心灵，留下了永不可磨灭的印象。
几十年后，斯诺在同他聊起往事的时候，虽然很多事情都记不清了，但这段他仍记得清清楚楚，甚至于还清楚记得那个带领人民反抗的哥老会领袖叫庞铁匠，最后也被砍了头。
他对斯诺说，这几件事“影响了我的一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他的一切举动都有了一个最初始的心，那就是对普通人深切的同情。
而与毛泽东同时代的其他人，面对那样的社会现实，表现出来的更多只是绝望和愤怒。
就在毛泽东写下《湘江评论》创刊宣言的前一年，1918年，曾任清朝内阁中书的梁济，决定投湖自尽，梁济问只有25岁的儿子漱溟：
“这个世界会好吗？”
梁漱溟想了想，回答：“世界是一天一天往好里去的。”
梁济最终还是选择在60岁生日前夕投湖自尽，它留下了一封《敬告世人书》，遗书中说：
“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
一年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爆发了。
现在的我们，可能无法现象，当时的年轻人们面对惨痛的现实有多么愤怒和绝望。
作为一战战胜国的我们，不仅无法获得足够的尊重，拿回本该属于自己的利益，反而在巴黎和会上，被公然侵犯主权。
和约中竟然明确规定：日本将继承德国在山东攫取的各项权利。
血海深仇，自此而来。
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将这种屡受屈辱的原因总结成了精辟的几个字：落后就要挨打。
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回国内，群情激愤，甚至有人当众热泪盈眶，乃至嚎啕大哭。
北京大学的学生们第一个站了出来，他们在起草的《北京学界全体宣言》书里愤而写道：
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
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
国亡了！ 同胞起来呀！
在当时的人看来，那真的是国之将亡，大厦将倾啊！
当年参加了五四运动大游行的人群中，有一个广西青年周瑞琦，平日温顺敦厚，有礼有节。
当目睹“还我青岛”、“取消21条”、“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目标难以实现后，为激励学生群体与北洋军阀政府抗争到底，他竟愤然投水，殉义而死。
而山东青年刘运增，得知周瑞琦殉国殉义身亡的消息后，悲恸流涕，大为感慨：
“人家身为广西人，却舍得为保全我山东而为国捐躯，而我身为山东人，青岛都要被日本割去了，难道却还不知道痛痒哉？”
遂投海自尽。
16岁的他留下8字遗书：“命投渤海，为国尽忠！”
2年后曾参加中共一大的刘仁静，当时还是北大预科一年级，在5月3日北大法科大礼堂，拿出一把菜刀当场想要自杀，想要以此激励国人，但被劝阻。
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撕下衣襟，咬破中指，血书“还我青岛”四个铿锵大字。
这就是当年的年轻人们所面临的残酷真相，这就是他们那一代人的悲怆和热血。
4
当时的毛泽东在干什么呢？
他也很悲愤，但愤怒不能解决问题。
和这些人不一样的是，从最初的感性认识开始，他更早地走向了理论和实践上的成熟。
国将不国，光是一腔热血、满腔愤怒是不够的，还需要真正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社会就要这样暗无天日吗？老百姓就要一直这么穷苦下去吗？
多少个深夜里，毛泽东猛抽着烟，屋子里烟雾缭绕，抬头望着屋外漆黑的夜晚，零星只有一点点光亮。
大概同一时代，毛泽东的老对手蒋介石也在想这个问题。
1924年7月，他在对黄浦军校第一期学生演讲时说：我们中国的危险究竟怎样解除？我们的国家究竟怎样建设？我们就是拼命地去革命，究竟从哪里下手，这样想来，几乎要发神经病。
这个问题他整整想了24年。
在1948年的时候，直到快被赶上海岛才似乎突然想明白，他终于痛心疾首追悔莫及地说“我们的国民革命军，不再是那个万众支持的北伐军，而成了给地主乡绅看家护院的狗腿子了”。
但在当时，他不可能也不会去真正想明白这个问题。
他对于国家和民众的看法，和当时的那些西式精英们没有什么两样。
内忧外患，民智未开，腐化堕落，愚昧落后。
乱世，绝望。这是当时无数人的真实想法。
绝望到什么程度？
不少的名流、精英和公知，已经完全倒向西方的价值体系里，觉得我们的民族是无可救药的，连废除汉字、自断文化的极端想法都出来了。
甚至，蒋介石都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在日记里写道：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
那时的蒋介石已经是名义上的国家领导人，一国之领袖居然对这个国家做出了“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的结论，这个国家还有救吗？
特别是后来日本打过来以后，当时很多人面对日本碾压式的军事力量，绝望到只追求保留中华文明的种子，寄希望于未来的复国了。
在这绝望之中，有多少人选择了放弃？他们或者明哲保身、苟活于世，或者醉生梦死、得过且过，又或者干脆卖身为奴、助纣为虐。
但毛泽东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内忧未除那就破除，外患未决那就解决，民智未开那就打开。
这些事情、这些问题，总是需要有人来一点一滴做的，积水成海、积土成山，往前走一点，总是离目标更近一点。
但到底要怎样往前走，才能真正救得了中国？
毛泽东无数次地向天发问，也无数次地问自己。
这样的场景，像极了《三体》小说里的一些人类精英分子，面对外星侵略巨大的实力差距、降维打击，在最深沉的绝望中，去独自思索可能逆势翻盘的战略和路径。
在《三体》小说里，刘慈欣把这样的人称为：
面壁者。
5
我一直觉得。
毛泽东就是那个时代里的面壁者。
但就像《三体》小说里的罗辑一样，毛泽东也不会有破壁人。
他需要自己去找出问题，更需要自己去发现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
不会有任何人来告诉他唯一正确的道路，他也不可能靠别人来帮助觉醒。
面壁者毛泽东，你的破壁人是你自己！
终于，经过漫长的调研和思索之后，毛泽东的思考越来越深入和接近本质，他也和蒋介石走上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他终于发现，中国的问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根本性质，是三座大山的压迫，是民心涣散，有家无国。
拯救中国的关键，在于推翻三座大山，推翻三座大山需要暴力革命，而革命的关键，在于发动起亿万万的普通老百姓。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毛泽东《渔家傲》
唤起工农的道路，就是马克思主义道路。
1919年，毛泽东到了北京，第一次接触到马克思主义。
是的，作为后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奠基人，没到北京之前的毛泽东居然没有听说过马克思！
他后来自己感叹说：到了北京，在马克思诞生整整100 周年之后，他方才第一次知道世界上有马克思这个人、有十月革命这回事。
但按照他自己的说法，仅仅一年后，从1920年开始，他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已经有了暴力革命的觉悟。
1920年，毛泽东在给远在法国勤工俭学的好友蔡和森、萧子升写信的时候，说明自己赞同革命道路的理由：
因为温和改良的法子，实属“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历史上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
这是他从无情的实际生活中得出的结论。
毛泽东给蔡和森的回复，更态度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他说这是“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选择。
在表明这种态度时，毛泽东刚过完二十七岁的生日。
一年后，就在去上海参会的船上，毛泽东又遇到了自己年少时的好友萧子升。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曾经利用暑假和萧子升走遍了湖南郊县（详见我的原创文《24岁毛泽东：我放长假，主要干这三件事》）。
两人已多年未见，在船舱里相对而坐彻夜畅谈。
那时候的毛泽东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和目标，萧子升回忆说：
“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毛泽东一直劝说我加人共产党，他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30年至40年的时间，共产党就能够改变中国。”
但萧子升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国家和人民，不值得他去牺牲。
那时候的萧子升，压根不会想到毛泽东此行是去上海参加如此重要的会议。
从1910年开始思考底层民众为何如此穷苦，到1921年参加中共一大，毛泽东已经完成了从面壁者到破壁人的转变。
接下来的二十多年的时间，都是艰难的破壁历程。
当年，达摩老祖一苇渡江，面壁十年，得悟。
而毛泽东面对的壁不是光秃秃的墙壁，面的是三座大山，是残酷的现实，是国家救亡的问题，更是实打实的白色恐怖，是铜墙铁壁！
金一南曾经说过，蒋介石用屠刀在中国造成的白色恐怖，可谓是全世界顶尖的白色恐怖。相较之下，俄国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人是有幸的。
我们来看一组数据：
列宁被捕流放过两次。
托洛茨基被捕流放过两次。
布哈林被捕流放过三次。
斯大林被捕流放竟然达到7次之多……
但在中国，共产党人只要一次被捕，便很难生还。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被捕后本已叛变，蒋介石也只让他活了三天。
蒋的政治词汇中充满了“枪决”，“斩决”，“立决”，“立斩决”，“见电立决”。
这都说明，在当时的中国，干革命是死亡率极高的一件事。
毛泽东并不想干革命，但要打破当时的黑暗统治，唯有革命这一条路。
四十年后，1961年，他对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问题，我最初就没有想过干革命的问题。我那时当小学教员，当时也没有共产党，是因为形势所逼，不能不干。”
就在这干个过程中，毛泽东终于找到了打破这铜墙铁壁的最终方法。
用铜墙铁壁去打破铜墙铁壁，同志们，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毛选第一卷
6
众生皆苦，而旧中国的民众尤其苦。
《华严经》里说，欲为诸佛龙象，先做众生牛马。
毛泽东更进一步，他告诉所有人，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包括他自己；也不靠神仙皇帝。
能解救众生的，只有众生自己。
按照佛教的说法，毛泽东完成了从小乘到大乘的进化。
从一人到众生，从自我到忘我的升华。
封建王朝和历史上有些国家的愚民政策就是要造就文盲，让大部分人没有文化、没有思想，像牲口一样供少数人奴役。
而毛泽东走到哪里，都要教最底层的人认字，红军里有专门的认字班，苏区有专门的扫盲班，建国后他还将稿费买成课本、学习用具，支持身边的警卫员开夜校。
为了便于大家理解，他所有的文章，大部分都很通俗易懂，我们熟知的老三篇，这些看起来平平无奇、却又很有力量和温度的文章背后，需要非常强大的文字功底和表达能力。
他迫切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理解他的思路，他的主张。
所以，他最认可的身份，是教员。
他曾经说过，四个伟大总有一天是要统统去掉，只剩下一个Teacher，就是教员。
而他教给大家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就是，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
他的面壁，不是暗地里搞阴谋，而是讲出来、写出来，让更多的人去相信，去践行，去和他一起创建心中那个理想的社会和国家。
在那个社会里，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劳动最光荣，青年人是最有希望的，老人有智慧，妇女能顶半边天，每个人都是完全的、有觉悟的人。
从哲学的层面，他的最高理想，是要建立一个绝对平等，摆脱物质追求，思想不断纯化的新世界。
在这样的世界里，每个人都摒弃了与生俱来的许多本能和劣质，不要剥削、压迫、痛苦、高低、优劣，要加强体育锻炼、增强人民体质，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要五讲四美三热爱，人人卫生健康。
每个人都能在这样的社会里，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剩下的，就是用一生的时间，去验证，去实践，这个伟大的构想。
7
成大事者，往往都会经历难以言说的孤独，因为他们思想太超前，常人难以理解。
老年的毛泽东，经常看书、看白蛇传看到泪流满面，我常想象他那时的心境：身边已无故人，满眼皆是回忆，一转眼已是百年身。
你看他的诗词，真的是一个很浪漫、感性的人，骨子里就是一个性情中人。
但另一方面，他又极端理性、严肃，且充满智慧和决断力。
我看到的一本书里曾经这样说过：毛每逢大事，闭门不出，深思熟虑，把所有可能遇到的不利情形都考虑进去，然后予以逐步施行。
从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为什么红色政权可以存在，如何搞工农武装割据，乃至论持久战，论十大关系……都是这样，在八角楼上，在窑洞里，在火车上，书桌前，经历漫长的思考和总结出来的。
这种思想的高度和深度、系统的推演思维能力，有天赋，也有后天大量的训练，其主要内容我在《为什么有的人年纪轻轻，思想深度却远高于常人？》曾经写过。
毛泽东虽然掌握了真理的力量，但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被人理解。
有的人觉得他土，有的人觉得他是投降派，还有的人讥讽他不懂马克思主义。
甚至他的同志也误解他、排挤他，毛泽东曾经被三次开除中委，八次受到严重警告，但还是继续坚持革命。
朱德晚年说：在很多重大事情上，毛主席的决定总是让很多人不能理解，甚至有很多人反对，但事情过后，实践证明他总是对的。
因为和那些擅长伤春悲秋的民国精英、擅长纸上谈兵的留苏学生相比，毛泽东最难能可贵的是，他一直都在实践，和他想要解放的民众奋斗在一起。
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多次脱下书生的长袍，穿上粗布外衣和草鞋融人人民群众。他常去小酒馆，在那里和工人、工匠、学徒和苦力坐在凳子上一边吃着煎饼，一边谴责工头奢侈的生活和嚣张的气焰。
从1927年八七会议，他自己提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开始，到1949年进入北平，22年的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在大城市生活过。
罗瑞卿晚年评价毛泽东：“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奉献了他的一生，生前身后什么也没有留下，他是一个最伟大的人、最无私的人……”
他投身革命的时候，这个国家暗无天日，没有独立的主权，民不聊生，经济濒临崩溃，国民毫无自信。
他离开的时候，抗美援朝，原子弹、氢弹，三线建设，扫除文盲，消灭了上千年的匪患，破四旧，移风易俗，消灭血吸虫、传染病，水渠建到每个生产队，乡村医疗体系，全民广播体操。
建立起了一个欣欣向荣、充满生命力和战斗力的新中国，一个有秩序、有文化、有理想的社会。
这是由内而外，从细胞层面，真正让我们这个绵延几千年曾经几度濒临灭亡的民族和国家，浴火重生。
一个古老的国家重新站起来，所有的人也都站起来了。
他重塑了整个民族的自信。这是之前没有人做到的事，老子没做到，孔子没做到，秦皇汉武、高宗宋祖也没有做到。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以有很多因素，但归根到底，还是毛主席他们那一辈人浴血奋战、埋头苦干，从无到有为我们打下的最最坚实的基础。
也难怪黄克诚在晚年说：我们这一代人对毛主席的感情是非常深厚的，是超出个人恩怨的。
8
最后再谈一点。
《三体》小说里，有很多震撼人心的名句，其中有一句，我觉得最能反映最真实的人性：
人类不感谢罗辑。
拯救了全人类的面壁者罗辑，被当成是疯子，暴君，在完成拯救使命的那一刻，要接受审判。
当今的历史何其相似？
有多少人在误解毛主席，抹黑他，诋毁他？
东欧剧变的时候，前苏联的国家推倒了列宁雕像，前段时间美国人民暴乱的时候，有人推倒了华盛顿雕像，深深觉得可悲。
一个背叛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毛泽东其实并不是想要人去崇拜他，我在历史书里，看到过一个非常细的细节。
1950年10月27日，毛泽东阅北京市二届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通过的送请政府建议中共中央考虑在天安门前建立毛泽东大铜像的提案时，批示：
周总理：不要这样做。
“不要这样做”这5个字，既决绝又无奈。
1975年的“十一”，看着那些他曾极度反感的口号，毛泽东不无嘲讽地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死神面前，一律平等，我毛泽东岂能例外？“万寿无疆”，天大的唯心主义。
他比谁都要清醒，也比谁都要无奈。
因为清醒，所以无奈。
毛主席最怕的是脱离群众，哪怕建国后，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得不长居北京，在外出考察的途中，他也经常让火车临时停靠，他下车走到路边和田里的老农交谈。
有一张国庆节的照片，毛主席席地而坐，和群众一起看烟花。
他这一生，都愿意和普通老百姓在一起。
从1976年算起，毛主席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四十多年了，他带走了他的剑，却留下了他的思想。
正是从这些思想里，我们重新认识了一个伟人。
我曾经说过，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暴打、现实的摩擦，你是无法理解毛主席的。
这也是为什么从知乎到微信、B站，我惊喜地发现，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去试图了解他、走近他。
因为，他自始至终都是我们的领路人，更是同路人。
而当你有一天理解了他，才能真正明白他的伟大。
那些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伟大，必定是拥有伟大的情怀和胸襟，创立了伟大的事业，经历了伟大的磨难和牺牲。
伟大的人并非生而伟大，而是在成长过程中显示其伟大的。——某电影台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