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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教员是如何防疫的?|2022-1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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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防疫政策转变很快,专家们出来论证病毒危害降低,各大城市出行也不查核酸了,这说明疫情的拐点真正到来,以后的日子,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这样的变化,意味着后疫情时代到来。
在后疫情时代,要在不损害经济的前提下保护人民健康,国家的任务就是防止医疗挤兑,个人的任务是做好自我防护。
做到这两点,我们才能有把握的进入后疫情时代,并且迎接后续的种种变化。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虽然新冠病毒和血吸虫病的原理不同,但后疫情时代的防疫要求,和教员治理血吸虫病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教员是如何治理血吸虫病的,看看能不能对现代有所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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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第三野战军某部在水上练兵时,不慎感染血吸虫病,大约三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受到这种寄生虫类传染病的伤害,极大削弱了战斗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传染病的威力。
血吸虫病的罪魁祸首是血吸虫,其虫生包括虫卵、毛蚴、胞蚴、尾蚴、童虫、成虫等六个阶段。
一般来说,虫卵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可以在水中自由活动,于是便会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母胞蚴。母胞蚴在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大量子胞蚴,子胞蚴再进行一次繁殖,产生大量尾蚴,尾蚴离开钉螺重回水中。
人在水中活动的时候,如果遇到血吸虫尾蚴,尾蚴便会钻进人的皮肤,转变为童虫。
童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顺着血管活动,最终寄居在肝脏、肠道附近的血管里,发育为成虫,每天可产卵两三千只。
正因为血吸虫在人体腹部繁殖的特征,从外表来看,感染血吸虫病的人都是大肚子。
而成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着人的粪便排出体外,如果遇到水,便可以进行新一轮的成长繁殖。
可以说,血吸虫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尾蚴,导致大面积传染的中介物是钉螺。
但问题是,钉螺在水中分布广泛,人的生活又离不开水,所以江南地区千百年来都不能克服血吸虫病,不幸感染血吸虫病的人也没法妥善治疗。
人们对血吸虫病束手无策,便称之为瘟神。
第三野战军的官兵感染血吸虫病以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央重视,于是从50年起开始调查血吸虫病的分布范围。
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等12个省、市、自治区里,共有348个县流行血吸虫病,患病人口1000万,受威胁人口将近1亿。
安徽歙县原本是繁荣富裕的地方,清朝康熙年间有“牌坊林立、街市繁荣”的说法,但是因为血吸虫病,62个村庄的人口死绝,曾经最繁华的牌头村剩下75户,还都是解放前后从外地迁来的。
江西余江县的患病人口达4000,这些人生无可恋,随时准备死去,以至于余江县有首悲惨的民谣——
身无三尺长,脸上干又黄,人在门槛里,肚子出了房。
1950年春夏,江苏高邮爆发血吸虫病感染,短时间内死亡1300人,疫情震惊全国。
在以农业为主的新中国初期,人口和经济是直接挂钩的。
1000万人口感染血吸虫病,那么这些人口就丧失了劳动力,再加上因疫情死亡的人口,直接结果便是田地抛荒、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失败。
于是血吸虫病和国家命运划起等号。
不论是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原则,还是新中国命运的宏大叙事,国家整治血吸虫病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953年9月16日,民盟副主席沈钧儒给教员写信:
“春夏间在无锡太湖滨养病,见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命。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9月27日,教员给沈钧儒回信: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某同志负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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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1955年11月,教员在杭州召集东部地区的省委书记开会,要求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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