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防疫政策转变很快，专家们出来论证病毒危害降低，各大城市出行也不查核酸了，这说明疫情的拐点真正到来，以后的日子，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在后疫情时代，要在不损害经济的前提下保护人民健康，国家的任务就是防止医疗挤兑，个人的任务是做好自我防护。
做到这两点，我们才能有把握的进入后疫情时代，并且迎接后续的种种变化。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虽然新冠病毒和血吸虫病的原理不同，但后疫情时代的防疫要求，和教员治理血吸虫病有异曲同工之处。
所以这篇文章，我们就来聊教员是如何治理血吸虫病的，看看能不能对现代有所借鉴。
1949年，第三野战军某部在水上练兵时，不慎感染血吸虫病，大约三万多名解放军战士，受到这种寄生虫类传染病的伤害，极大削弱了战斗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传染病的威力。
血吸虫病的罪魁祸首是血吸虫，其虫生包括虫卵、毛蚴、胞蚴、尾蚴、童虫、成虫等六个阶段。
一般来说，虫卵在水中孵化成毛蚴，毛蚴可以在水中自由活动，于是便会钻入钉螺体内，发育成母胞蚴。母胞蚴在钉螺体内进行无性繁殖，生出大量子胞蚴，子胞蚴再进行一次繁殖，产生大量尾蚴，尾蚴离开钉螺重回水中。
人在水中活动的时候，如果遇到血吸虫尾蚴，尾蚴便会钻进人的皮肤，转变为童虫。
童虫经过一段时间的发育，顺着血管活动，最终寄居在肝脏、肠道附近的血管里，发育为成虫，每天可产卵两三千只。
正因为血吸虫在人体腹部繁殖的特征，从外表来看，感染血吸虫病的人都是大肚子。
而成虫在人体内产卵，随着人的粪便排出体外，如果遇到水，便可以进行新一轮的成长繁殖。
可以说，血吸虫对人体危害最大的是尾蚴，导致大面积传染的中介物是钉螺。
但问题是，钉螺在水中分布广泛，人的生活又离不开水，所以江南地区千百年来都不能克服血吸虫病，不幸感染血吸虫病的人也没法妥善治疗。
第三野战军的官兵感染血吸虫病以后，血吸虫病受到中央重视，于是从50年起开始调查血吸虫病的分布范围。
调查结果显示，上海、江苏、江西、安徽等12个省、市、自治区里，共有348个县流行血吸虫病，患病人口1000万，受威胁人口将近1亿。
安徽歙县原本是繁荣富裕的地方，清朝康熙年间有“牌坊林立、街市繁荣”的说法，但是因为血吸虫病，62个村庄的人口死绝，曾经最繁华的牌头村剩下75户，还都是解放前后从外地迁来的。
江西余江县的患病人口达4000，这些人生无可恋，随时准备死去，以至于余江县有首悲惨的民谣——
1950年春夏，江苏高邮爆发血吸虫病感染，短时间内死亡1300人，疫情震惊全国。
在以农业为主的新中国初期，人口和经济是直接挂钩的。
1000万人口感染血吸虫病，那么这些人口就丧失了劳动力，再加上因疫情死亡的人口，直接结果便是田地抛荒、经济衰退，而经济衰退意味着社会主义建设失败。
不论是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理论原则，还是新中国命运的宏大叙事，国家整治血吸虫病都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953年9月16日，民盟副主席沈钧儒给教员写信：
“春夏间在无锡太湖滨养病，见农村中血吸虫病传染甚广，危害人民生命。个人意见应请卫生机关加以重视，加强并改进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血吸虫病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大函及附件已交某同志负责处理。”
经过两年的调查研究，1955年11月，教员在杭州召集东部地区的省委书记开会，要求中央成立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政府成立血防委员会，彻底消灭血吸虫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