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各地疫情防控措施的优化，全国疫情防控进入了新的阶段。
不少人一下子适应不了这样的变化，在焦虑和迷茫之中，对疫情三年，生发了新的困惑。
针对这些问题，不少人给出自己的判断，众说纷纭。然而，在着急下结论之前，不妨先思考一下这个逻辑：
一个人吃饭，当吃第三碗饭吃饱时，能说前两碗饭没有用，只吃第三碗饭就能饱吗？
看待这次疫情，也是如此，疫情的发展不是片段式的、跳跃式的，我们的防控也一直是持续的、系统的。
我们注意到了大家对于疫情三年的三个问题，也对这三个问题，做了回答。
回望过去，我们用艰苦卓绝的三年，换回了三个“窗口期”：
｜｜德尔塔病毒转为奥密克戎、毒性持续下降的宝贵窗口期；
｜｜对症药物研发特别是中成药大量推出的宝贵窗口期；
三年来，新冠病毒不断变异，Alpha（阿尔法）、Beta（贝塔）、Gamma（伽玛）、Delta（德尔塔）、Omicron（奥密克戎）等变异毒株，轮番给疫情防控带来新的挑战。
2020年9月，英国首次发现阿尔法变异毒株，此后，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阿尔法毒株席卷英国。
阿尔法毒株的遗传因子中有23个突变，这也导致其传播性极高。有研究表明，它的传播性比之前的毒株要高43%至90%。很快，阿尔法毒株就在全世界范围内迅速挤占其他新冠变异毒株的传播空间。
从最初被发现到第二年5月，半年多的时间里，阿尔法毒株就占据了全球变异毒株感染数的67%。
英国的一项研究表明，感染阿尔法毒株的死亡人数是此前毒株的1.64倍。2021年1月至3月，这是英国死亡人数上升最快的时段之一，平均每个月约1.7万人死亡。
几乎同一时间，新冠病毒又变异出了比Alpha（阿尔法）毒株更狡猾的Beta（贝塔）毒株。
相比于其他毒株，贝塔毒株更善于躲避人体免疫系统的追踪，并且，毒性更高。
研究人员发现，贝塔毒株的传染性比原始毒株高出约50%，病例住院率和死亡风险都更高。
随后，更为棘手的Gamma（伽玛）变异毒株出现了。当时，全球各国都在争分夺秒地推进疫苗接种工作，以抵抗病毒。
而对伽玛毒株进行研究的研究人员带来一个不好的消息：
伽玛毒株存在二次感染的可能性，这意味着它可以降低疫苗的效力。
在科学家还没有对阿尔法、贝塔、伽玛毒株有更多了解时，毒性最高的Delta（德尔塔）出现了。
2021年后半年，德尔塔毒株席卷美国，美国日增病例数一度突破10万，每日新冠死亡病例超过千人。
这几种毒株，在2021年不断地冲击着全球抗疫防线，也带走了数以百万计的生命。
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数约为3500000。
病毒不断变异，传染性不断增强的情况下，中国，怎么做到的？
答案，是中国能迅速找到感染源，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链。
从2019年底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中国就一直在提“应收尽收，应治尽治”，这句话的前提，是必须找到病毒传播链条上的每一个节点。
为了方便大家在全国范围内流动，2020年2月，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共同推出“通信大数据行程卡”，为全国16亿手机用户提供14天内所到地市信息的查询服务。
从那时开始，这个系统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查询数据，为大家的出行安全添一份保障。上线应用以来，“通信行程卡”累计提供查询服务超890亿次，最高单日查询量近4亿次，满足了人员出行、复工复产和各地疫情防控需要。
也正因为有这样呵护百姓安全的诚意和努力，在上海，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2020年11月9日，上海疾控中心通报一例新冠肺炎本土病例，当时距离上海上一次通报新增本土病例过去了133天。
然而，不论是居住地、工作场所、确诊前14天行动区域所涉8000多人，还是其工作场所的采集样本，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
就在线索中断之际，11月10日第二名关联病例的出现，帮流调组锁定了一只具备导致病毒境外输入条件的航空集装器。
但此时，这只航空集装器已随飞机飞离上海，无法直接采样。于是，流调人员通过物流数据信息的检索和摸排，发现了之前放置这个航空集装器的北美物流公司，再将北美流行毒株与之对比，就明确了上海这起疫情的源头和传染路径。
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流调组通过大数据行程追踪等手段，在24小时内就完成了第一个病例在上海生活和工作轨迹的排摸，迅速阻断了传播风险，同时赢得了3天内确定最终传染源的时间窗口。
尽管我们已经努力做到这种程度，但2021年底出现的Omicron（奥密克戎），又给中国防疫带来新的挑战。
｜｜在美国，当奥密克戎成为主要毒株三周后，美国单日新增近150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英国，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后，单是新年第一周，就新增了122.7万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在奥密克戎毒株刚出现时，密切关注疫情的前哈佛医学院专家伍卫琳博士对奥密克戎做了科学的计算：
根据早期研究，奥密克戎的传染性比德尔塔高出4.2倍，而德尔塔又要比新冠原始毒株高出1260倍，也就是说，奥密克戎的传播速度有可能是原始毒株的千倍之快。
面对如此高的传染性，核酸和扫码，变成了中国人的日常——不少人都说这是疫情三年中国人的“共同记忆”，但实际上并不准确，只有奥密克戎出现后，才出现了这样的变化。
当时，国外都在宣传“奥密克戎是流感”，但中国并没有调整抗疫的政策。为什么？可以看这样一组数据：
｜｜2021年年底，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283533.2万剂次；
｜｜到2022年12月12日，中国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达到345024.4万剂次。
而在新接种的这61491.2万剂次中，很多，都是老人和小孩。
一直到现在，当我们更加了解奥密克戎的致病率、重症率，当我们对症药物研发特别是中成药大量推出后，当我们全民广泛接种疫苗后，我们才调整了防疫政策。
中国从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抗疫道路。
其实，在面临每一轮新的变种毒株冲击时，总伴随着“病毒毒性已经下降”“感染后不会有太大危险”的讨论，在这样的情况下做选择，决定放开其实对决策者而言是负担和成本最小的一种方式，但选择把对老百姓可能产生的风险防控住，这需要何等的担当与勇气！
我们承受不起西方“以人为代价”的代价，我们更不愿承受那样的代价。选择总是困难的，尤其是当一项选择将要影响上千万甚至是亿万人时，做出选择需要千钧之力，我们千钧之力的底气，也是和西方不同的本质，说到底就是四个字：
不少人都提到，过去整整三年，疫情在全国似乎此起彼伏，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自2020年1月10日以来，新增本土确诊病例数为0的天数，有250天。
在全球平均每秒有7个人感染新冠肺炎病毒的背景下，我们有250天的新增病例数，是零。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而封控，保住了人，同样，也就保住了生产力。
我们付出了一定的经济代价，如何把失去的时间抢回来，未来经济工作怎么开展？有四个“敢”字：
很多行业的人都在说，如果不是疫情，还意识不到要进行数字化转型。
数字化，早已成为全球发展趋势，但坦白讲，在疫情前，我们的行动还不够。
疫情三年，善于在危机中把握机遇的中国，凝聚了这样的共识。
2021年，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之一，占GDP比重为39.8%。
现在98%的数字经济产业园都是建立于2018年及之后，2018年到2021年，新设立的产业园，分别是9家、24家、63家、79家。
与2016年至2018年三年相比，2019年至2021年，中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增长多了1万亿元。可以说，数字经济对宏观经济增长的加速和稳定作用，愈发凸显。
分地区看，GDP总量排名全国前列的城市，如北京、上海等，数字经济已成为拉动地区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数字经济GDP占比已超过50%。
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破解危局，推动了技术的变革，这种变革又在以想象不到的力量，拓展着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
2021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05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速加快2.4个百分点。
不得不承认，当危机出现，我们才能更快地找到认知的坐标系，更快地看清什么才最能代表未来。
疫情这三年，我们加速向数字时代转型，我们要更高质量的发展。
转型，当然会有阵痛。当这种阵痛夹杂着疫情带来的不便，让中国人绷紧了弦，咬紧了牙关。
各省、各地区，包机飞全球的消息此起彼伏。有意思的是，最早我们以为是浙江省敢为天下先，先包机出国，后来发现，早在10月底，广东拓展海外市场的团队就已经出发。
结果，再细到地级市会发现，浙江宁波自7月以来就“包机”先行，率先开通疫情后全国首趟以拓展市场为目的的涉外商务往返包机。一些省份更是由省领导率队奔赴境外招商，成疫情以来首次。
短短一个多月时间里，就有上百家企业在当地政府的组织下，前往日本、德国、法国、印尼、阿联酋、马来西亚、匈牙利、新加坡等多国，找寻发展的新机遇。
看到这些，很难不觉得振奋，我们的发展愿望依然热烈，我们对美好的向往仍旧迫切。
疫情这三年，外部环境绝非风平浪静，我们的国家始终在大国互动的激流险滩中寻找希望。三年过去，曾经气势汹汹与中国对抗的世界第一大国，没有得到多少便宜，不得不平视中国。
疫情这三年，中国在急风骤雨中构筑起全球的“朋友圈”，面向发展中国家召开了首次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开展了中国面向阿拉伯世界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外交行动。
这是这个国家在疫情三年间，用胸怀与作为，赢来的战略主动。
而主动带来的机遇，必然会惠及每一个人。因为这份主动，是14亿多众志成城的中国人，共同搏来的。
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某一个时刻回望，每一个我就是眼下正在追寻的结论的一部分，一些事情回头怎么看、现在怎么想、将来怎么办，很大程度取决于现在的每一个我。
当“我”乘14亿多的数量，再出发的力量，谁还会怀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