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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回答一个问题——司马光和王安石到底在争什么？这事说来话长，不过来龙去脉是清晰的。

北宋和汉唐明等王朝相比，有个很特殊的地方，就是用兵变的方式黄袍加身，直接篡夺了后周的江山，在“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乱世立国。

这样的时代背景，塑造了北宋的基因。

因为江山是赵匡胤继承自后周的，那么为了团结后周的文官，从朝廷到地方的政府班子要保留下来吧，否则就是动了既得利益者的蛋糕，赵匡胤的江山就坐不稳。

五代十国的战争和兵变都很频繁，结果就是武将权重，赵匡胤为了降低反抗的烈度，就必须保留武将的地位，并且赏赐他们丰厚的经济利益。

文官和武将都原封不动，那么地方上的地主也不能动，北宋便没有进行土地重新分配，也就没有数量庞大的自耕农阶层。

由于以上的特点，北宋自从立国起，就有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汉唐明用一百年走完的路，北宋直接一步到位，相当于别人六十岁做保安，你二十岁就做了小区保安，少走四十年弯路。

宋太宗赵光义继位后，吸取了五代十国到处是骄兵悍将的教训，决定进行科举扩招，重用文人士大夫们，并且在土地、工资等方面给与优厚的待遇。

这样一来，北宋的既得利益集团便越来越膨胀。

而得到利益的人，最直接的反应是保住利益，尽量避免任何变动，于是北宋养成了“不折腾”的政治风气。

大国崛起不需要、土地分配不需要、改革制度也不需要，只要大家能岁月静好，一切都是OK的。

但问题是，既得利益集团越来越膨胀，必然造成人民负担加重、国家财政萎缩的双重困境，体现在政治层面，就是教科书里说的冗员、冗兵、冗费。

到了宋仁宗年间，官员人数从1万人暴涨到2.4万人，导致“食禄者日众，力田者日耗”，禁军人数到了80万，所谓“八十万禁军教头”就是借用了这个数字。

而官员和禁军的数量膨胀，再加上皇帝逢年过节的例行赏赐，结果就是“天下财赋岁入一亿万以上，岁费亦一亿万以上。”

挣的多花的多，赤字水平保持的非常稳定。

范仲淹等文人士大夫们觉得不行，这样下去迟早要完，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改革，才能延长国祚，避免出现江山倒易的危险。

北宋的主流政治风气，逐渐从“清净”向“有为”转变，改革变法成为有抱负的士大夫们的共识。

于是宋仁宗年间出现范仲淹主导的“庆历新政”，虽然失败了，但改革的理念星火相传。

1063年宋仁宗去世，宋英宗简单过渡几年，1067年宋神宗继位，把头发梳成大人的模样，雄心勃勃的准备改革图强。

此时，北宋有两种改革方向，代表人物就是司马光和王安石。

没错，司马光不是顽固守旧派，他是主张改革的，只是和王安石的理念不同。

司马光建议，“用度太奢，赏赐不节，宗室繁多，官职冗滥，军旅不精，必力救其弊”，即不要大规模授官、取消对文武官员的不必要赏赐、皇帝节省用度、朝廷减少开销。

减少开销降低税赋，让朝廷和百姓都能喘口气。

司马光的思路是，既然重新分配土地不现实，那就在不改变现有利益格局的基础上，进行温和渐进的改革，能苟一年是一年，真到了大厦将倾的时候，那也没办法。

而王安石建议，“窘乏非今日之急，得善理财者，何患不富”，即现有的财政开销可以继续保持，关键在于国家调整“理财”方式，增加财政收入填补国库。

那什么是理财呢？

其实王安石的理财，不是代表劳动人民清算官僚地主的阶级运动，也不是改变生产关系或者促进生产力，而是国家改变财赋的征收方式，用一切手段搞钱。

用王安石的话说，“今之税，亦非重于先王之时，但不均，又兼并为患耳。”

看到了吧，王安石不是均田地，是均赋税。

如果理财的刀砍到官僚地主身上，那就说声对不起，如果理财的刀砍到百姓身上，那就苦一苦百姓。

反正，我王安石就是要钱，你们看着办。

所以，司马光和王安石不是改与不改的分歧，而是改什么、如何改的分歧，这是改革的路线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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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光和王安石的改革理念，很难说哪种是对的，哪种是错的。

司马光不动现有的利益分配格局，肯定不可能彻底改变北宋积重难返的局面，无非是把致死病调理成慢性病，延缓历史周期律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