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印度是中美之外极少数的几个“次一等强国”，西方战略界有个专门的称呼，叫做“second-tier great power”。与英、法、德、日等其他几个second-tier great power不同，印度和俄罗斯是唯二不依赖同盟关系即可自主发挥影响力的次等强权——英国、日本必须依靠美国才能施加大国影响力，法国德国则强烈依赖欧盟的台子。纵观历史，国际社会上对于崛起大国的印象往往存在一定的滞后感。其实如果以GDP计算，印度目前是仅次于美、中、日、德的第五大单一经济体（预计2022年统计数据超越英国），而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印度早在2011年就已经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了。军事领域，印度的国防预算常年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美国和中国。不过印度的国防工业基础相对没有那么高质量，一些先进武器主要依赖进口，早些年印度始终是全球第一大武器进口国（2010年至2014年间占全球武器进口份额的14%），近年来逐步下降（2015至2019年占9.2%），已让位于沙特阿拉伯。印度向法国下单的阵风战斗机中国人一提印度，自然少不了种姓制度。种姓制度之下，印度十四亿人口被分为四个阶级：婆罗门（祭祀贵族）刹帝利（政治贵族）吠舍（平民）首陀罗（佣人）当今印度婆罗门的比例大概在5%左右，6000~7000万人，一个欧洲大国的体量。在世界各地纵横驰骋的印度精英大部分都是婆罗门，另有少量的刹帝利。比如：微软的CEO纳德拉，Google的CEO皮查伊，百事可乐前CEO英德拉·努伊等，都是大名鼎鼎的婆罗门。印度裔在美国混得非常好，以至于有人调侃，硅谷目前已经形成了白人做老板（婆罗门），印度人做职业经理人和高管（刹帝利），华人做中下层程序员（吠舍）的局面。那么如何判断一个人的“种姓”呢？一般就是看肤色，再配合姓氏、籍贯等信息；或许我们外人看得云里雾里，但印度人自己经过简短的观察或交流很容易便会得知。以最明显的外貌特征为例：印度低种姓族群通常黑瘦，面貌趋向东南亚和非洲长相，多是土著后裔；而高种姓长相偏近白人，多为迁徙而来的雅利安人后裔。这种社会的“分化”甚至传递到了在美国的印度人群体。硅谷科技公司面试时，印度高种姓人常常会对低种姓印度同事进行“种姓定位”（caste locator），除了询问是否是素食者、在哪里长大、信奉什么宗教等问题外，有时甚至会直接拍打印度男子的背部，看是否穿着一些婆罗门教徒的 “圣线”。在这些高种姓印度人看来，美国硅谷这样高大上的工作，低种姓人是不配介入的。实际上，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海外侨民，大家熟悉的湾区科技公司精英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其余绝大多数印度侨民都在中东海湾国家当石油工人，靠出卖苦力给国内汇一点钱。由于印度整个社会形成了“二元分化”，使得其软件开发等高端领域做得非常出色，而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则发展较缓。反映到进出口贸易上，作为世界第五/六大经济体的印度，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排到全球14/15位，和中国台湾地区差不多，完全没有当初中国大陆“世界工厂”的架势。唯一亮眼的单项只有软件出口，2019至2020财年印度的软件出口额达到了1470亿美元。印度裔大公司CEO。印度人在美国和英国拥有相当优越的社会地位，几乎每个印度国内的精英家庭都有英美的亲戚和朋友。前面提到，印度在进出口贸易领域的存在感不高。RCEP谈判过程中，中国一度非常希望拉印度入群来实现经济整合，可莫迪政府最后时刻还是选择退出。有些西方媒体将这一事件与同期的中印边境冲突联系起来，其实大有夸张之处。因为印度跟哪家都谈不成自贸协议，RCEP已经是涉及印度的自贸协议中非常接近成功的一个了。没有高水平自贸协定做支撑，印度纵然拥有巨大人口红利，也很难拿下世界工厂的宝座。失去了贸易领域全球影响力的印度该怎么办呢？从军事地缘层面找回来。长期以来，印度领导人对于国际事务都非常热衷，在东西方阵营角逐的冷战时期，印度在南亚次大陆上动作频频。期间，印度于1949年6月派兵进驻锡金，委任印度人担任锡金首相（1975年正式吞并）；1949年8月与不丹签订《永久和平与友好条约》，规定不丹对外关系接受印度的“指导”；1962年与中国爆发边境战争，失败后又蚕食藏南地区；1971年肢解巴基斯坦，促成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独立……尽管斩获颇丰，但苦于南亚次大陆较为封闭的地理环境，使得世界舞台上的主要玩家往往对印度不是特别重视，直到美国“印太战略”的出现。赫鲁晓夫与尼赫鲁。冷战时期印度名义上宣扬“不结盟”，实则是苏联的小弟，奥巴马时期，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当时比较兴奋的是日本、韩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2017年12月，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的首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奥巴马的“亚太”改为了“印太”，定义印太地区为地缘政治竞争的舞台，并沿用至今。这种字面含义的背后，是美国不再单独看待东亚和南亚，而是将印度洋沿岸国家与东南亚、澳大利亚、东亚看作一个整体，进而衍生出很火的“印太经济框架”等概念。拜登上台以来，把印太战略的核心定位为美、日、印、澳四边机制，定期组织四国领导人峰会。虽说是“四边机制”，但这个舞台其实是美国为印度量身打造的，目的是将身处孤立南亚次大陆的印度拉到远东大国竞争的核心位置，尽可能刺激新德里的“印度梦”。因为日本、澳大利亚原本就是美国的小弟，彼此沟通密切，换言之，四边机制其实可以分解为“美日澳+印”。与外界普遍认为的印方有所保留不同，印度从上到下似乎非常看重和享受“四边机制”，并已经从中获取了不少利益。比如：2021年初，针对中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自主研发的新冠疫苗，为从根本上抵消所谓中国的“疫苗外交”，美日印澳领导人在峰会上宣布向东南亚国家提供10亿剂强生公司疫苗；疫苗由美国和日本出钱资助，印度企业负责生产，澳大利亚分发——印度成为最大的实际获益者。简而言之，印度在这一过程中采用了比较高明的外交策略。莫迪政府有时会故意放出一些扭捏的姿态，一方面将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的担心忧虑导向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也凸显印度大国外交的“自主性”，拉高身价，好坐收渔翁之利。如果基于最坏处考量，中国不应该排除印度已下定决心与美日结盟的选项。2022年5月，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在东京举行纵观全世界，每个大国其实都有自己的几个小圈圈，几个重点经营的国家安全/经贸关系框架。比如：美国的G7、北约、美日/美韩同盟，俄罗斯的集体安全组织，中国的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RCEP，德法主导的欧盟，等等。再放宽一些，像海湾阿拉伯国家、东南亚国家，也都有海合会、东盟作为他们的主要小圈圈。唯独印度没有什么核心外交关系框架。首先印度并未加入一些区域性质的高水平自贸区，经贸领域十分欠缺；其次，印度毗邻的巴基斯坦、缅甸与它关系一般，甚至敌对；连印度洋中的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几个岛国都未实现有效整合。印度出席国际场合，要么是那种几十上百个国家一同玩的大场子，类似不结盟国家峰会、G20、联合国；要么就是别人坐庄邀请他来，比如上合；再或者普通的双边互访。像中国-东盟峰会、中国-阿拉伯峰会这种，印度极少有此类舞台。正因如此，使得印度高度重视印太战略和四边对话机制，并希望借此升格为一个自身可以部分主导的大国外交舞台。从这个角度思考，如果处理与印度的关系，如何定位印度在中美竞争大局里的位置，是十分考验中国外交智慧的一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