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毛泽东主席诞辰129周年】
晚年的毛泽东，集一生之学养与积淀，携中华五千年文明之精髓与功力，凝聚起最大的个人牺牲精神，超越时代的局限奋起一击，如精卫填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夸父逐日，纵万难也无法泯灭其争取胜利的决心和渴望；如愚公移山，开一代新风，让后人完成夙愿；如女娲补天，挽大厦于将倾，留星辰于苍穹。
在20世纪，中国有两个重要的文化命题，一是蒋廷黻的“世纪之问”，二是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世纪之问”还是比较初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否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物质层面如何赶上西方。而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可谓穿越5000年，在时空层面上是蒋廷黻“世纪之问”的50倍。毛泽东更为注重黄炎培的“周期率之问”，这个问题既带有中华民族特殊性，又带有人类普遍性。
从19世纪末开始，中国人就在探索这些问题。康梁试图在原有传统基本被保留的条件下，老黄瓜刷绿漆，结果把当朝皇帝都给赔上了。北洋政府试图在形式上模仿西方，拿着一件洋人穿过的西装，给自己量身定做一件，结果把洋人旧西装上的补丁也做了出来。国民政府试图给美国人做跟班儿，把中国承包给美国，结果发现，人民舍命都愿意为山沟沟里打出来的共产党推车送粮，而美国人并没有为保他的跟班而披肝沥胆、肝脑涂地。
在中国历史上，毛泽东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人物，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从苦难深重走向灿烂辉煌的重要连接点，他不仅具备解决这个问题的眼界，而且拥有解决这个问题的平台。他用28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内部统一、国际独立问题；他还用27年的时间，解决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精神、文化等基柱的构建问题。毛泽东的独特经历和由此而产生的影响力，在中国历史乃至人类历史上，几乎都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不在他有生之年做出相应的实践的话，很多事情恐怕就没有其他人可以做了。
毛泽东一生最关心文化问题，这不仅仅因为他是一介文人、小学校长出身，更重要的是，文化问题才是社会、民族的根本问题。只是由于在1927年，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反动军人集团，为了阻止中国社会的根本性变革，向主张彻底革命的中国共产党人挥起屠刀，才使毛泽东不得不把他关心的重点，从文化转移到军事，直到他的军队解放了全部中国大陆。取得大陆政权的毛泽东绝不会停下脚步，他反复讲“进京赶考”，“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其主旨就是，文化问题才是中国的长远根本问题。他从事军事斗争的经历，是他人生奋斗目标的铺垫，而并不是他的初衷。
为了致力于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文化的重塑，晚年毛泽东做出了最大限度的个人牺牲，置个人的荣辱于不顾，准备摔得粉碎。他当然知道要改变人的陈腐思想的生存方式、环境和习惯，是一件无比艰难的事情，是不讨巧的事情。但是，为了民族的未来，他本着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与情怀，决心尝试改天换地，奋不顾身地打出了前所未有的奋起一击。很多人醉心于历数一个很长的政治运动清单，描摹在那个时代里文人们在各类场合中的种种丑态。其实那些数不尽的政治运动和思想改造，都是为一个目的，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既要破除中国传统文化的羁绊，又要抵御西方不良文化的入侵，同时，还要吸收外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建立新的中国文化体系，在继承中发展，在发展中继承。讨论毛泽东的问题，无法回避毛泽东晚年的努力，抛开毛泽东晚年的奋起博击，研究毛泽东的战争成就、政治智慧、经济能力，都是舍本求末，缘木求鱼。走进毛泽东晚年的精神世界，才能真正理解毛泽东。
毛泽东一生把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他毕生的信条和宗旨。他一向重视民生和生产发展，历来非常清楚，让人民生活得以改善，人民才会心情舒畅，才会拥护政府。但是，在毛泽东晚年时期，中国的确出现了人民生活改善的速度减缓的情况。造成这一情况的原因，除了人口增长很快，主要还是由于毛泽东要抓紧自己还健在的有限时间，着手解决一些中国人民的更为长远、更为根本的核心利益问题，以求真正能够跳出“周期率”魔咒，确保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故将物质经济发展问题置于了第二位。为此，毛泽东做出了个人的最大牺牲，将针对他的不满和恶评置于身后。
晚年毛泽东心中第一位的问题，是人民在整个文化结构中的地位问题，如何使执政者永远保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如何让人民有机会监督政府的施政行为，做到人人有责、人人尽责。对于执政者而言，人民常常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因为人民处于社会的底层，手中没有权力，从事着社会生活中最不起眼儿、最容易被其他人所替代的工作，因此也看似最弱势。毛泽东要让执政党看到，这些普普通通的人民，一旦被组织起来，被动员起来，其力量是无穷大的，无论多么强大的权力机构都会被淹没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
在中国20世纪的历史上，毛泽东多次在历史的关键点上，展现出常人难以企及的以弱胜强的智慧和胆略，并最后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他看到了人民的力量，依靠人民实现了这些非凡的、对中华民族的复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伟大成功。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毛泽东仍然牢记这一点，他以自己的切身感觉预见，如果中国共产党忘记了这一点，就会步国民党腐败的后尘，但到那时，总会有人再把人民重新组织起来反抗，那么中国社会就要遭受又一次血雨腥风。
在全国人民都在喊“毛主席万岁”的时候，毛泽东清楚，人是不可能活一万岁的，能够万岁的只有人民。由于他的特殊经历、特殊地位、特殊威望，他必须在他还活着而且还健康的时候，让他亲手组建起来的权力机构，深切地体验一下人民的力量，牢牢记住权力一旦脱离人民，甚至走向人民的对立面之后，人民的反抗力有多么强大。毛泽东希望人民能够更为直接地参与大至国家小至企业的管理和运作，如果社会管理活动，没有人民的参与，政府不去组织人民，人民就会成为一盘散沙，处于弱势地位。为此，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要给予人民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的权利；工程技术人员、管理者和工人要在生产实践和技术革新中相结合。毛泽东希望在他组建的政府中，让人民有真实的主人翁地位，人民的政府永远与人民息息相关，水乳交融。
很多人试图借毛泽东晚年时期经济工作不是第一要务这一点，把那个时代勾勒为贫穷、落后、封闭的时代，事实完全不是这样的。毛泽东晚年时期的中国经济发展，虽然不是第一要务，但所取得的成就仍然不可忽视。这些成就大多数都是当时不能马上见效，但都为后期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基础，比如塞罕坝林场、成昆铁路、大三线建设等等。这些经济布局，在当时只是投入，只是奉献，一代年轻人怀着扎根艰苦地区的梦想，经过几代人的奉献，终于在50年之后，发挥了巨大的效益。相对地限制一下不合理的经济行为，不搞掠夺性、毁灭性开发才是人民福祉的长久保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晚年毛泽东的外援政策也备受攻击，被认为是不顾国内人民的福祉、对外乱撒钱的行为，其实，这也是一种短见（如果不是恶意攻击的话）。毛泽东接手的中国是一个制造能力极其低下的国度，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已经可以制造出很多工业品、军工品了。如何让中国的工业品走出国门，是毛泽东早就考虑的问题了。很多外援项目，比如坦赞铁路等，其实就是新中国工业品的广告，也是投石问路的国际化过程。就我们当时的能力而言，我们的产品与欧美相比并不具有竞争力，不白给就不会有人要，中国工业品国际化的第一脚也就永远踢不出去。毛泽东做出的这种外援决策是很有远见的，也是我们现在“一带一路”建设最早的雏形和布局。
真正为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基础的是毛泽东。没有毛泽东完成土地和生产资料的公有化改造，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就根本没有制度基础；没有毛泽东的人口政策，中国就不会有后来承接低端制造业转移的巨大人口红利；没有毛泽东的扫盲和科技人才储备的努力，中国就不可能有开拓现代化进程的人才队伍基础；没有毛泽东奠定的国家工业体系和科技体系，中国就不可能有今天体系最全的世界制造大国地位；没有毛泽东致力建设的国防军事体系，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就不可能保证不被打断。虽然还在冷战时期，但仅在1971-1977年之间，就有65个国家与中国新建外交关系，还包括中国重返联合国、中美恢复交往等重大成就，开辟了“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崭新局面。这表明，晚年毛泽东努力把中国融入全世界，并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坚实的国际环境基础。
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点是我们的这个民族的DNA，是无法抹去的烙印，失去这些最基本的东西，既不现实也不应该。进入现代社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问题在于，她的成长与壮大，生根与发芽，都是以农业社会为背景的。西方强力将世界带入工业社会之后，中国也必须完成自己的工业化、现代化，故此，必须彻底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以适应新环境的需要。
晚年毛泽东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环顾四周依然危机四伏，中国人如果不彻底改造自己的民族性格的话，迟早还会再次趴下去。为了适应新的时代，新的环境，中国人必须努力改造自身文化。毛泽东改造中国文化的努力方向和他开出的药方，就是斗争哲学。斗争哲学源自外国，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固有的，在中国传统文化体系中，斗争甚至是一个贬义词。毛泽东将斗争精神具体地表达为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革命实践”，他希望人民都可以具有这种斗争精神，勇敢地迎接社会、生产和科技活动的挑战和考验，这种进取心是一切的基础。
毛泽东这一代人在20世纪前半叶，把中国从亡国灭种的绝境中挽救了回来，但是，在西方文明的强烈冲击之下，被中国文化深入骨髓的中国人民的生存空间与生存方式，依然存在着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改造中国文化的唯一手段，就是汲取外国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再塑中国的一种全新的文化形态。外国文化中的斗争精神，就是毛泽东认定的外来文化的优秀因子。毛泽东喜欢大寨、大庆，推崇鲁迅，厌恶胡适、武训这些人，他的这种偏好被形象地解释为喜欢“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人，推崇造反精神。他的这种取向，就是要中国人摆脱传统的束缚，用向外用力的精神，永远保有奋斗的精神。
晚年毛泽东对于孔子的批判是时代的必然要求。毛泽东是把孔子作为一种旧文化的象征进行批判的，与孔子本人的关联度的确存在，但不是绝对挂钩的。毛泽东本人对于孔子并没有根深蒂固的愤恨，相反毛泽东非常推崇孔子，甚至是喜爱孔子的。根据一些人的统计，仅在《毛泽东选集》前四卷里，毛泽东就引用中国古典文献和文学作品约60处，其中孔孟等儒家经典著述约20处。他的两个女儿的名字都出自于孔子的一句话，这一点很说明问题。对于任何一个男人来说，特别是经过许多颠沛流离、挫折困苦的男人来说，在40多岁时得到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无限快乐和轻松的女儿，都是一件非常欣慰愉悦的经历，此时的男人给女儿起名，一定是自己心底里，最真诚最美好的祝福。毛泽东没有借助《诗经》、《楚辞》、《易经》，单单对《论语》中孔子的话情有独钟，可见，毛泽东对孔子非但没有恶感，反而是充满了善意。
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通过新文化运动掀起了反孔高潮，把孔老二的学说连根儿拔了，捎带着中医、中药、京戏全否了，若非中餐实在是太强大，恐也难逃厄运。但实际上，那时反的孔与孔子没啥直接关系了，反的是在孔子身后经过近2500年的改造之后的孔教。孔子本人并不排斥斗争，“当仁不让”，“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但是到了后来，中国人越来越夸大孔子的自省思维，越来越只偏好于向内用力，而忽视了向外用力。佛学传入之后，中国更是彻底失去了进取心，朱熹的理学让国人进一步走向内心自省的沉沦，王阳明灵光一闪之后，又怂了。
完善自我没有错，道德立国也没有错，错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到20世纪，过于偏重人的内心道德建设了，故而缺失了外国保有的赖以叩开现代科学大门向外用力的斗争精神。在西方用现代科技武装起来并以此欺凌东方之后，如果我们还不反省中国传统文化之过，还不拿起斗争武器的话，那么我们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这才是晚年毛泽东致力于批孔的原因所在。缺什么补什么，必须让中国人恢复斗争精神，重振汉唐时期“虽远必伐”“天可汗”的威风。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的“三斗之说”和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大革命实践”的方向，均借鉴于外国文化。晚年毛泽东就是要通过这样的借鉴，在中国文化的核心领域里进行最深刻的变革，这才是大本大源。
在晚年毛泽东进行这一重大努力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从1966年8月的《我的一张大字报》开始，至1968年9月全国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时，历时两年零一个月的时间段内，国内秩序出现了比较严重的混乱，特别是发生了一系列武斗事件。对于这种现象的出现，毛泽东非常痛心，但是这种局面的出现并非完全出于他的预料。他早就说过，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由于毛泽东特有的经历和威望，这种混乱的局面也很快被制止，可以称之为“可控制混乱”。试想如果毛泽东没有在其生前就进行这种深刻的社会文化变革，不预先付出可控制混乱的代价，在其身后，中国如果再次陷入军阀混战或外族入侵，那么，混乱将无法收拾。
晚年毛泽东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于是这种哲学理念出现了行政化的倾向，这种现象和做法的确也是深刻的教训。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的确可以指导中国文化的改造，但是，这种哲学理念如果被生硬地被搬到日常社会行政管理层面，就会过度考验社会的承受力，从而使普通民众对于这种做法更加难以理解。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由于晚年毛泽东的思想过于超前，使得具体办事的人们无法理解他思想的含义，很多情况下，只能生吞活剥地去处理行政事务。
俱往矣，晚年毛泽东期望人民和他的战友们，能够发扬革命战争时的那股劲，继续革命，警钟长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是民族振兴过程中所万万不可缺的斗争精神。
中国共产党最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自从遵义会议中国共产党自主选出毛泽东以后，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共逐步走出共产国际的控制。在共产国际解散之后，中国更加独立地发展，但是，即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也还是把苏联视为老大哥，并没有实现完全的精神独立。激烈的《九评》亮出了中苏之间对于共产主义的不同理解，从意识形态上，亮出了一面截然不同的旗帜。有些人总是把毛泽东和苏联的分庭抗礼解释为争夺国际共运领导权，但是，毛泽东更为重视的，还是中国的问题，他明白中国是一个刚从战乱中站起来的弱国，当务之急不是争夺世界领导权，而是完成改造中国的任务。毛泽东通过与赫鲁晓夫的斗争，重塑了民族性格，重新建立了民族独立意识，把中国带向文化创新与道路创新的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