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伟人的旷世孤独|2022-12-26

|序幕

1976年1月30日,除夕。

这一日,中南海游泳池无客到访,也没有一个家人陪伴伟人身边。

昔日指点江山的伟人,如今已然垂垂老迈,任凭屋外风狂雨急,他却早已无能为力。

世间寥落,莫过美人白头、英雄迟暮!

因为身体原因,半个月前,伟人连亲密战友周恩来的追悼会都没能出席。而那个嫌弃伟人土到只会吃红烧肉的女人,却在举国哀痛的时候穿上了她平时根本不穿的红色毛衣。

这一月,伟人总是独自呆坐沉默,只有泪珠偶尔无声地划过他的面颊。

中南海的空气,寂静而又悲凉。

此时的中国,内外形势严峻;又逢总理大丧,暗流涌动。为了严防阶级敌人搞破坏,首都禁放爆竹,整个北京城万马齐喑、悄无声息。

午夜,靠在沙发上的伟人突然从静默中惊醒,想起来这是春节。

他转头看了看身边的工作人员,缓慢地说:

“放点爆竹吧!你们年轻人,也应该要过过节。”

爆竹的声响带来几分喜庆热闹,伟人的脸上露出了一丝笑容。谁也没有想到,这就是伟人人生中迎接的最后一个新年。

可惜这最后一个大年夜,嗜辣如命的伟人连清淡的武昌鱼都已经吃不下了。

夜色浓重,爆竹掀起的烟尘随风飘散,伟人再次陷入无边的沉静。

孤寂,似潮水漫延。

壹|逆反

湘潭韶山有对夫妻,连生两胎都不幸夭亡。

第三子出生后,母亲叫他拜一块人形巨石做干娘,唤他“石三伢子”。

石三从小就是个异类,与世界格格不入。

虽然父亲外出当兵见过些世面,但他完全没看出自己的儿子竟然是个千年不遇的奇人,所以他对石三并没抱什么大的期望。

送儿子进学堂,只是希望他将来能帮家里记记账、写写契约合同。

父亲克勤克俭、精明刚强,在小小的韶山冲,也算是个不大不小的财东。

作为财东的儿子,石三从小衣食无忧,但他似乎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常常把带去学堂的午饭分给班上的穷同学。

他同情因饥荒抢粮而被斩首的“暴民”;家里遭窃时,他觉得是件好事,“因为他们偷到了他们没有的东西”。

他从来感觉不到家里的财产跟自己有什么关系,他对家庭财产的冷漠态度令父亲十分不满,就连一向纵容他的母亲对此也有意见。

小小年纪,石三就在追求一种叫做“公平感”的“虚无缥缈”的东西。

课堂上背书,先生要求学生走到讲桌前站着背。但叫到石三的名字时,石三却不动。

石三说:“既然我坐着你也听得清楚,那么为什么还要我站起来背呢?”

先生快被气晕了,大声命令石三站起来。

10岁的石三搬起自己的凳子,坐到先生跟前,用平静的目光盯着先生看。先生恼怒,揪着他的衣领试图强迫他站起来。

石三挣脱了,跑进山里躲起来。

尽管石三讨厌先生教的儒家经典,认为这些“腐朽”的东西没什么用,但他依然学得很好。

这个天赋极高的聪明孩子,上了5年私塾就被父亲拽出了学堂。

13岁的少年,白天和长工一起下地;晚上,成了父亲的管账先生。

父亲经常打骂石三,羞辱、打击他的求知欲,在人前宣称他“懒而无用”。

这在父权家长制的传统社会,其实太普遍了,没有人认为父亲有什么不对。

然而石三不愿意接受,他天生就反感世间一切的不平等。

石三一边干活,一边把整个韶山冲能找到的书都找来读了。这其中,大部分都是父亲眼中“离经叛道”的“坏书”。

石三伢子的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精神世界。相比之下,韶山冲实在太小了,让他感到憋屈。

他觉得自己应该走出去。

父亲打算让儿子去湘潭县城当米店学徒,而石三却想到当地一家“新式”学校去读书。

石三试着礼貌地跟父亲谈了自己的想法,父亲竟哑然失笑。

石三的自尊心,遭受了极大的伤害。

一个16岁的懵懂少年,此刻最需要的就是父亲的理解和指引。

然而这个父亲不懂他的儿子!

依靠母亲娘家亲戚的资助,石三得以在湘潭自学。可是半年后,他被父亲逼回了韶山。

石三去意反而更加坚决!

他知道父亲不会放他走,不过他已经学会怎么对付这个可憎又可怜的老人。

父亲一向擅于用钱控制儿子,说如果你想出去读书,我就要找个长工来顶替你干活。

这工钱,得你付!

石三问雇一名长工一年要多少钱?

父亲说十二块。

石三早有准备!

他把借来的钱放在父亲手上,说:

“我明早就去东山。”

贰|流浪

石三在东山高等小学获得试读5个月的许可。

他没学过算术和地理,年龄也偏大……不过堂长李元甫最终还是破格录取了他。

他在表格上面填写:毛润之,韶山人,17岁。

东山小学堂的大部分学生都是乡绅子弟,衣着讲究,眉眼势利,他们看不上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毛润之。

润之在这里依旧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只有一个真正的朋友——学习。

试读5个月后,堂长允许润之继续留在学堂,因为他的成绩十分优异。

但在这5个月里,润之的眼界变得更加开阔,他想周游湖南,去长沙看看。

到长沙后,他在湘乡驻省中学待了几个星期,武昌起义爆发。

两个月后,革命军占领了湖南、广东等15个省,清廷统治中国的时代过去了。

润之很兴奋,他认为新军是时代的先锋,于是报名参加了湖南革命军。

然而没多久,他又脱离了军队。

他对军队生活丝毫也不留恋,因为在军队时,他没打过仗,每天就是给长官们办办杂事、跑跑腿;为士兵们写写家信、读读报纸。

离开军队后,他忧虑自己的“前途”,一会儿想去学肥皂制造,一会儿又想去学法律或商业。然而他很快就发现,这些全都不是他心里真正想要的。可是他心里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他也不知道。

每天,润之要么邋里邋遢地混迹于长沙街边的木茶棚里;要么独自坐在高塔上俯瞰长沙城里忙忙碌碌的芸芸众生。

“浑噩”之中,他居然悟出了一个极富道家色彩的哲学观点:

“我即宇宙!”

这个年轻而又邋遢的流浪汉,肉身在市井行走,灵魂却已不知神游到几霄云外!

父亲自然是不愿资助润之像个无头苍蝇似的去满世界乱撞的。为了节省开支,他住进了便宜的“湘乡会馆”。

湘乡会馆住满了学生、过路客、闲荡汉以及当过兵的人。

有一天晚上,士兵和学生发生了冲突,双方打得头破血流、难分难解。

润之躲进厕所,直到殴斗结束才出来。

或许是认为这种争斗毫无意义;或许是出于自我保护;又或许是因为找不到身份认同,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站在哪一边。

在学校,他想去当兵。进了军营,他又觉得自己是个学生,不能“屈尊”像别的士兵那样亲自去挑水,而是每日向挑夫买水喝。

他能认同的自我身份,是学生还是士兵?

正如他的出身:家里富裕却同情穷人,可穷人总把他当富人。他是乡下财东的儿子,到了东山却被乡绅的儿子们当穷人,甚至还有同学想雇他做佣人。

那么,他到底是什么人?

一番纠结挣扎之后,润之考进湖南一师,结束了流浪生活,家里也给他寄了钱来。

在一师,润之差不多找到了自己的“前途”,他觉得最适合自己的事情是教书。

从此,润之有了一个新身份——教员。

叁|梦游

但是5年多的师范教育,并没有让润之成为一名普通的教员。

他更热衷于探索社会改革。

幸运的是,他在这里遇到了杨昌济。

杨先生十分欣赏润之,认为他“前程远大”。对润之来说,杨先生在某种程度上承担了一个父亲对儿子的教导与指引。

在一师的第二个暑假,润之与杨先生的另一个得意弟子萧瑜结伴穷游,一起走遍湖南的五个县,对农民的疾苦有了新的理解。回到长沙后,他俩与蔡和森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

虽然润之身边有了些朋友,已经不那么孤单,但他还想结交更多社会上的“高人”,与他们一起寻求拯救中国的良药。

他以“二十八画生”的署名发布征友启事,不想应者寥寥,算起来只有“3个半人”。

其中的半个名叫李立三,他听完润之慷慨激昂的介绍后,未发一言就走了,留下润之一个人在风中凌乱。

润之在师范学习的第五年,杨昌济接受蔡元培的聘任,去北大教书。

同年秋天,润之也去了北京。在杨昌济的推荐下,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给润之安排了一份图书管理员的工作。

在北大图书馆,经常都能见到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润之很想与他们交往,然而这些大忙人都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一个南方口音的图书管理员身上。

虽然身份低微,但只要肯闭嘴,润之还是有机会去旁听某些北大教授开讲座的。

一次在胡适教授的课堂上,润之斗胆提了一个问题。在得知润之并非北大的注册学生后,这位自命洒脱的胡教授拒绝回答他的问题。

润之喜欢北京古老的文化与厚重的历史,可是他在这里,依旧是格格不入。

北京是传统官僚文化的沃土,讲究名头与排面儿,没有人会去注意一个身份低微的图书管理员。

尽管身处政治动荡的风暴中心,润之并没能够融入其中。

他常常孤身穿行在北京的胡同巷陌,观察人间百态,琢磨世间公理;他形单影只飘到北海,对着垂柳上的冰凌吟诵唐诗;他独自一人爬上长城,抒发思古之幽情。

就连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他也置身事外、漠然处之。

学生们走上街头声称要砸烂孔家店时,润之一个人离开北京,去山东拜谒了孔庙。

他攀登了东岳泰山,游览了孟子的出生地,然后又来到《水浒传》中英雄聚义的地方——水泊梁山。

此时的他还是个无政府主义者,独自一人觅古寻踪,似乎想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之间,为病入膏肓的古老中国,找到一条新生之路。

他像个孤独的梦游者,在暗夜的荒原里踽踽独行。

离开山东后,他乘火车来到徐州。留连一番,又去了南京。

绕了一个大圈,最后,他到了上海。

去上海,是为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送行。

这些学生里面,有他的朋友。为留法出力最多的润之原本也可以与他们一起去的,但他没有,他选择独自留下。

送走学生后,润之去见了陈独秀。

他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逐渐转变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肆|农运

在上海逗留了一段时间,润之浩渺的心思从宇宙收回地面,他想做点具体的事情。

他回长沙组建了“湖南学生联合会”。

很快,他就成长为长沙地区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先锋。

他创办了《湘江评论》周刊,一个人写,一个人编,一个人印。

第一期《湘江评论》印了2000份,一天之内就销售一空。润之的文章雄辩有力、通俗易懂,连胡适教授也赞叹他是一位引人注目的作者。

可惜《湘江评论》只出了5期,就被军阀张敬尧扼杀。为了躲避追捕,润之重返北京,之后又去了上海,靠给别人洗袜子维生。

张敬尧最终被赶走,润之回到长沙。

新上台的谭延闿相对开明,他任命的一师校长恰巧是润之过去的老师。这位老师又聘任润之做一师附属小学的主事。

杨昌济病逝后,杨开慧也随母亲回到长沙,与润之成了亲。

附属小学薪酬丰厚,小两口住在清水塘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就是在这里,润之渡过了一段温馨甜蜜、安定幸福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对半生颠沛流离的润之来说,是十分奢侈的。

1921年夏天,润之去上海参加中共一大。

在这期间,萧瑜从法国勤工俭学回来。老友重逢,原本不亦乐乎。可惜二人的思想已经产生了巨大的鸿沟。

争论了几个通宵之后,再也无话可讲。最后只能各奔东西,老死不相往来。

参加会议的13位代表都受到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然而他们中的有些人,看起来不像是有共同信念、能够经受住考验的同志。

润之与他们总是聊不到一块儿去,在这次会议的争论中,润之常常保持沉默。

两年后,润之去广州参加中共三大,讨论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的问题。

润之一向赞成与各阶层广泛联合,壮大革命力量。他是国共合作的热心支持者。

大会选举他为14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迁往上海工作。

在上海,润之见得最多的国民党高级官员是汪精卫与胡汉民。

与他们相比,润之显得十分“土气”。但润之常常在二人高谈阔论的时候暗自思量:如果这些人成为新中国的领导者,不知道“新”在何处?

过去的两年,润之与法国回来的李立三等人搞过劳工运动。他发现中国与欧洲不同,中国的工人无产阶级人数太少,可农民遍地都是。

如果忽略农民这个最大的群体,中国革命是不可能成功的。

可是这一点,中共领导人没有看到,他们关注的重点在城市、在数量有限的工人身上。

孙中山对农民问题早有自己的主张。国共合作的第二个月,国民党成立了农民部,此举极大地激发了润之的工作热情。

但是同事们认为他与国民党走得太近,忘记了保持一个共产党员该有的独立性。

张国焘揶揄他“沉迷于国民党的工作”;李立三嘲讽他是“胡汉民的秘书。”

当时中国的农民组织很稀少,且大都是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创办的。比如沈玄庐在浙江萧山搞的衙前农民协会、刘东轩在湖南衡山搞的岳北农民俱乐部。

影响较大的是彭湃搞的广东农会,以海丰为起点,覆盖到陆丰及汕头等地。

孙中山到东江攻打陈炯明时,亲眼目睹了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认识到农民运动对国民革命的助益以及瓦解军阀权力基础的作用。

农民部成立后,国府任命彭湃做农民部部长。

彭湃在广州成立了农民运动讲习所,他邀请润之去讲课。润之的激情打动了学员,学员的热情安抚了润之。

而讲习所,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未来。

伍|孤立

润之从来不是一个墨守成规的人。

上海机关的工作方式不适合他。他不像其他人那样满足于从文件上了解世界,也不习惯跟别人早请示晚汇报,他只按自己的方式工作。

他的作息时间也不规律。

有些人经常抱怨他不守纪律。当然,这些并不是最主要的。润之没有其他人那样泾渭分明的党派或是门户之见。

莫斯科撮合的统一战线,根本上是基于三方的利益算计。可是苏联人要什么?国民党要什么?共产党要什么?

这些问题当时不在他的思考范畴。

他考虑的是:革命为了谁?谁会支持?谁会反对?熔旧铸新的最大能量在哪里?

他认为革命的成败,取决于中国3亿2千万农民。而在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确实更加重视农民问题。润之做事,不为党派及个人利益,他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同事们孤立了他。1925年1月,润之被踢出了中央委员会。

润之感受到了压力,失眠了。

这对天生拥有超强抗压能力的润之来说,是不常有的。通常在面对强敌的时候,润之是压不垮的。他一生几次大病,大都是遭遇内部同志排挤打压的时候患上的。

这次也不例外,他生病了,回到韶山修养。

说是养病,其实他并没有就此躺平。

他在湖南发展农会,到10月,湖南已经有500人加入农会。地主们很不高兴,湖南反动政府下达了追杀令,润之只好逃回广州。

在汪精卫的提议下,润之成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孙中山病逝后,国共之间的关系正在逐步恶化。润之暂时未受冲击,他在1926年1月的国民党二大上,被选进了农民部。

3月份,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将周恩来等共产党人驱逐出黄埔军校以及国民革命军。

润之与恩来建议以叶挺独立团为基础,与国民党左派联合回击蒋介石。但是很可惜,中共中央妥协了,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蒋介石顺利掌握国民党军政大权。

蒋介石既已背叛革命,自然不会让一个共产党人继续待在宣传部。

不过农民部无关紧要,润之被打发去做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负责人。

润之亲自组建了15人的教师团队,其中负责教授军事课程的,是周恩来。

毛周合作,由此开始,但却没有马上开始。

农讲所第六届讲习班自1926年5月开班,至9月结束。结束后,润之立刻离开广州,回了湖南。此时,北伐军已经打到武昌。

和润之预料的一样,北伐军经过早就骚动不已的农村时,引起了社会剧烈的震荡。他要抓住时机,引导这场变革。

润之身上的学究气已经消褪,他在湖南掀起了惊天动地的农民运动风暴。

1926年12月,北伐军占领武汉。

此时的湖南,75个县一半以上都有了农会,会员人数达到200万。

然而,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对湖南的革命都还没有清醒的认识。

他们担心润之搞的农民运动会引发“穷人与富人的激烈斗争”。为了保存统一战线、保障北伐能够顺利推进,他们一致认为应该限制润之和农民的“过火”行动。

润之被国共两党同时孤立。

不过润之已经不那么在意了。真理总是被少数人掌握,他已经找到革命成功的钥匙。

他也隐隐感觉到:

今后的路,越往前走,会越孤独。

陆|夹缝

北伐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难以置信的是,莫斯科与陈独秀仍然希望修补统一战线。

此时的中共有6万党员,已经赢得大量民众的拥护。但可怕的是,它的上层却迷失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汪精卫也做出了“清党反共”的选择。

大批共产党员横尸街头。反动派用刺刀屠杀工人及农民运动领袖,用煤油烧死左翼学生。

不止共产党损失惨重,因误判或排除异己的需要,无辜被屠杀的国民党员人数接近牺牲共产党员人数的20倍。国民党的基层控制能力大幅下降,北伐积累的民众好感荡然无存。

汪精卫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他的阵营以左派为主,清党导致他的势力急剧萎缩,很快就垮得一塌糊涂,再也无力与蒋介石一较高低,以至于后来居然投靠了日本人。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打点行装溜之大吉。

他说:“一切都完了!”

陈总书记也很绝望,他离开武汉,独自去了上海。

紧急之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罢免了陈总书记的职务。润之在会上提出了著名的论断:“枪杆子里出政权”。他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会后,中央派润之到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

润之带着队伍取得了几次小规模的胜利,但在攻打长沙时遭遇失败,损失惨重。

为了组织军队,润之奔走于汉阳矿工与农民赤卫队之间,不幸被地主的民团抓获。

也许真的是天命所归,润之居然在押解的路上神奇地逃脱了。

经此一难,润之明白以当下的力量,继续攻打长沙无异于以卵击石。

他主张放弃攻打敌人力量比较集中的大城市,改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

历史最终证明了润之的无比正确。

但在当时,没有人支持他。

冬天的寒风吹起秋天的落叶,润之没什么好抱怨的。他决定像《水浒传》里的反抗者一样,把幸存的千名战士带进山里。

北风萧瑟,士气沮丧。

一路上,润之不时地停下来鼓励这些情绪低落的追随者。

这支小小的部队处境极为艰难,需要突破成千上万的国民党部队,路上不断有动摇者掉队或叛变。这其中,包括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第一团团长陈浩。

上了井冈山后,还有军官企图暗杀毛润之。

孤立惯了,润之反而越来越从容。他在地主与土匪之间的夹缝中求生存,队伍不但没有灭亡,还在不断壮大。

他没有好的兵源,就去教育游民、改造土匪。

他在山上办起了干部班、战士班,用树枝在地上教学生写字。

他身上渐渐有了权威感,神情越发坦然、步履越发沉稳。

他成为井冈山的精神支柱与灵魂导师。

润之开辟了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不但没有得到支持与肯定,反而遭到严厉批评。

1927年1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把润之开除出政治局,撤销他政治局候补委员和湖南省委委员的职务。

特派员周鲁上井冈山传达中央决定时,只记得要开除,却把开除什么给忘记了,结果误传为“开除党籍”。

既然开除党籍,前委书记和党代表职务自然干不成了。当时军队干部不一定非得是党员,润之以一师师长的身份呆在军中,有些郁闷。

直到次年3月,才知道是个误会。

柒|朱毛

1928年4月,朱德和陈毅带着部分南昌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与毛会师。

朱毛两部合编,称为工农红军第四军。

到了年底,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红五军一部也来到井冈山, 井冈山声威越来越大。

与之对应的是——国民党军队“围剿”井冈山的力度也越来越大。

为了打破封锁,朱、毛率主力下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开辟新的根据地。

朱毛会师,从此风云突变。但朱毛二人的配合,一开始并不默契。

早在三湾改编的时候,润之就定下了“党指挥枪”的原则。但真要按照这条原则去改造朱德带来的军队,谈何容易。

一边是南昌起义的“正规军”,另一边是秋收起义的“农民军”。

正规军看不起农民军,嫌弃他们不专业,打不了硬仗;农民军看不惯正规军,认为他们军阀作风严重。

朱德身经百战,对小他7岁的毛润之也不是很放心,怕他不懂军事瞎指挥。

两人从会师后,就一直有分歧和争吵。结果到后来红四军召开第七次代表会议时,二人都被否定了。说毛润之搞“家长式管理”、“一言堂”;说朱德“江湖习气重”、“拉帮结伙”。

面对无端指责,气愤难平的润之强忍怒火,低头不停地抽着烟,不发一言。

润之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还被选掉了前敌委员会书记,由陈毅主持工作。

会后, 润之离开红四军到蛟洋去养病。

润之的病症是当时红军的流行病——疟疾。

但是这次病得很重,从7月一直休养到11月下旬。国民党听说后大肆造谣,说毛润之已死于肺结核。

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听到误传,还在《国际新闻通讯》上为他发了一篇讣告。

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德逐渐发现,离开润之,红军简直寸步难行。如果不按他的原则治军,红军真的可能会变成“流寇土匪”。

周恩来也多次与陈毅谈话,表明态度:

“一个党、一支军队需要有一个核心人物,红四军中毛润之是最好的人选。”

最终,陈毅用真诚的悔过请回了润之,朱德也当面向润之做了自我批评。在接下来的古田会议上,润之再度当选前委书记。

朱毛前委与军委之争,争出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这条基本原则,由此给红军注入了革命军队的红色基因。

古田会议结束几天后,润之提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润之与朱德从此精诚合作,携手前行间,天翻地覆。

然而历史的发展轨迹,从来不是一条平缓的直线。

第四次反“围剿”前,润之被以“抗拒共产国际和中央作战指示”的理由剥夺了军权。

润之再次被同志抛弃,一个人坐了冷板凳。

“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

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同志。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他曾找到最高“三人团”,提出向湖南中部进军,把江西的敌人调到湖南来消灭的建议。

具体计划是:将红军主力集中于兴国方向突围,走井冈山南麓,越过罗霄山脉中段,迅速进入湖南境内,在这一地区消灭“围剿”之敌后,再返回江西南部、福建西部。

后来的军史学家研究分析,发现这是唯一可能打破第五次“围剿”的奇招。

可惜天才的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红军惨败,不得不退出根据地,开始长征。

捌|长征

长征前,润之疟疾复发。

警卫员去供给处领被装物资,被告知没有润之的名字。

原来,统帅并没打算带上润之一起走。

疾病缠身且被敌人恨之入骨的润之若是离开队伍落了单,结局可想而知。

经过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人极力争取,润之才得以拖着病体参加长征。

长征开始后,红军作战迭次失利。至湘江战役,队伍已从8万锐减至3万,损失惨重。

蒋介石已掌握红军的行军路线,在前方部署了重兵。但中央红军仍按原定计划,准备继续向湘西前进。

润之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事力量薄弱的贵州前进。但李德等人拒不接受,坚持到湘西去送死。

红军,在生死边缘徘徊。

占领黎平后,周恩来主持会议,继续讨论进军路线问题。博古依旧坚持去湘西,但多数同志赞成润之的主张。会议最终决定改变前进方向,在川黔边创建新的根据地。

随后,红军先头部队占领了遵义。政治局在此召开了扩大会议。

会上,周恩来对润之作了这样的评价:

“他一直都是正确的,我们应当听从他。”

截至此时,王明“左”倾错误统治全党已达4年之久,给党和红军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润之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但指挥军事的是朱德与周恩来,润之只是一个协助者。

不过好歹回到了领导层,他的看法也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

等到四渡赤水之后,朱、周二人已经对润之出神入化的军事指挥能力佩服得五体投地。

以润之为核心的毛、朱、周完美铁三角,在这时已经初步形成,三人基本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合适位置。

但是林彪不服气,他说润之“尽走弓背路”,这样下去会把部队拖垮。他要求走“弓弦”,走捷径。还打电话给彭德怀,请他出来指挥部队。

林彪的看法,不止是他一个人的看法。虽然在会理会议上统一过思想,但人的认知水平不同,看不懂的一直不懂。

质疑藏在心里不说出来,你也没办法。

此后,润之就在支持与质疑中,带领中央红军磕磕绊绊地走到了懋功,与四方面军会师。

兵强马壮的张国焘看到一方面中央红军兵微将寡,装备也不咋地,野心迅速膨胀。

他不认可遵义会议的决定,表示要夺权。

伟人后来说,长征路上同张国焘斗争,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一段路。

张国焘是个野心勃勃的实力派,润之知道不给他一个相当的职位,红一、四方面军很难形成合力。

一番权衡,中央把原本属于周恩来的红军总政委位置给了张国焘。

中央如此让步,主要是从大局考虑,希望红一、四方面军能团结,一同北上建立根据地,壮大革命力量。

但是张国焘拿到军权后得寸进尺。在沙窝会议上,他要求让四方面军中9名干部进入政治局做委员。当时包含他本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只有8名政治局委员,2名政治局候补委员。

润之明白了,张国焘要的不仅是军权,还想要党政权。

归根结底,要的是他一个人说了算。

这是原则问题,既然谈不拢,只有暂时分开各自走一段,让张国焘冷静冷静。

红一、红四方面军混编为左路军和右路军。

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

然而右路军过草地到达四川巴西一带后,张国焘却下令左路军原地不动,频频发电要右路军停止北上准备南下。

中央多次回电劝说,张国焘不仅无动于衷,还单独发密电给右路军前敌指挥部政委陈昌浩,命令他:“南下,彻夜开展党内斗争”。

这是准备要流血的节奏!

幸好这封密电落到叶剑英手里,他立即找到润之。一番紧急磋商,中央带着右路军里的一方面红军连夜出走。

1935年9月11日,中共中央率北上红军抵达了甘肃俄界,暂时脱离了险境。

但是天晓得,润之有多寒心。

玖|领袖

张国焘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宣布“开除”毛润之等人的党籍,还下令“通缉”。

然而他很快就要为自己的愚蠢短视付出代价。

张国焘虽然掌握了红军最强大的兵力,但左路军南下后遭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不到3个月兵力就损失过半。

张国焘苦苦撑到1936年6月,不得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在组织上“归于统一”。

同年10月,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同红一方面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到达陕北后,中央为了内部团结,保留了张国焘的政治局委员职位,还让他担任陕甘宁边区副主席。

但他并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不好好干工作,天天喝得烂醉。

1938年清明节,张国焘借去桥山祭黄帝陵的时机,与国民党将领蒋鼎文拉上关系,投靠了蒋介石。

事实上,质疑遵义会议的,不只张国焘一人。

中共作为当时中国的一个在野党,如果没有苏联所控制的共产国际认可,党内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对于遵义会议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存在不同程度的怀疑和顾虑。

也就是说,润之的领袖地位并不稳固。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派任弼时赴莫斯科汇报工作,希望争取到共产国际的理解和支持。

共产国际领导人听取了任弼时的汇报,了解到中国抗日战争和国共关系的实际情况后,认为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

1938年7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书记季米特洛夫接见了即将回国的王稼祥和任弼时,代表共产国际作出重要指示。

他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同志是久经考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你们回去告诉中共全体党员,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

9月,王稼祥在中央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有关文件和季米特洛夫的口头指示。

王明见大势已去,表示承认润之的领袖地位。

5年后,毛润之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

学生毛润之,成长为一党领袖毛泽东。

毛泽东在陕北待了13年,陕北是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毛泽东走上天安门的“出发点”。

这13年,毛泽东身边有理解他的同志,支持他的士兵,拥护他的百姓,还有崇拜他的学生。

他树立起了不可挑战的权威;他目标清晰、措施得当、层层升级;他不再像从前那样迷茫、孤独。因为,一切都沿着正确的方向在走。

这段岁月,艰苦却充满希望。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移驻西柏坡。

这是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毛泽东在这里指挥了三大战役。

之后,他带着战友“进京赶考”,成为一国领袖。他反复告诫大家:“我们不要学李自成!”

中国有句老话:高处不胜寒。

这一去,他走上了人生巅峰。

但是伴随他后半生的,不只是光辉与荣耀。

还有深入骨髓的寂寞与清冷。

拾|宿命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

国家的经济底子太弱,国民经济随时都有崩溃的可能。

但帝国主义不给喘息的机会,美国的飞机越过朝鲜战场,把炸弹投进了中国边境的民房里。

毛泽东何尝不想置身事外!

但是他知道,和平是用拳头打出来的。要想阻止敌人不停来捣乱,就得狠狠地打。

但是战友们担心,能不能打赢?

老百姓也担心,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拿什么去打?

毛泽东没多解释,他把儿子交给彭德怀,带上了朝鲜战场。

1956年,他选定了接班人执政,自己想退居二线,潜心研究理论问题和党的建设。

然而实践结果与他的初衷大相径庭,他不得不亲自出场纠正。

好不容易统一思想,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可考试才开始呢,党内就出现了很多“李自成”,搞出不少荒唐事。

昔日盟友中的少数自由派看不惯了,意见很大,甚至要求“轮流坐庄”。

他划定的真正“右派”不过5千人,本想教育教育就行了。结果被人借题发挥,生生给整出了55万。很多仗义执言的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被整得极其悲惨。

这笔账直到今天还算在他的头上。

当年的国家很穷,大家都想大干快上,尽快解决肚皮问题。

结果河南有个马屁精带了个坏头,一下子把卫星放上了天。

又有人倡导大办食堂,把时间都放在田间地头。浪费加天灾,几十年后敌对势力炮制的惊天谣言满天飞——“3年饿死3千万”?这个屎盆子太大了,全扣在他一个人身上……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实际上就是共产党有了变质的危险。

他很忧心,他想教育教育“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请注意关键词“党内”、“资本主义”、“当权派”……

结果再次被人无限扩大范围,社教运动搞到生产小队这一级,不论内外高低,人人过关。

他的权威越来越不好使了。

他想在人家主持的中央会议上讲话,人家说不必了吧。他坚持要去,人家说来可以,别讲话。他想发表文章,京城内竟然不给登。

他彻底怒了,一张大字报直接贴到了中南海大院的墙上。

之后就是众说纷纭的特殊十年。

关于发动特殊十年的原因,叛徒张国焘都比很多身边人看得清楚。

他认为毛泽东骨子里有一种对“平等”的执念,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就会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

看看!要不然怎么会说最了解你的人有时不是你的朋友,而是你的敌人。

毛泽东离开后,还专门为他作了一个决议,评判他一生的功过是非。

这一评判,基本上否定了他的后半生。

|尾声

1976年7月6日,朱德也离开了。

铁三角缺了两角。

伟人更加苍老憔悴,连流质食物都难以下咽。

7月28日,河北唐山发生了7.8级的大地震。

伟人知道后,哭了,嚎啕大哭!!!

伟人一生为了人民,与世间所有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开战。

帝国主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官僚主义……

被敌人憎恨、诋毁,都是正常的。

最不能接受的,是人民的误解。

就在十年前,抹黑诋毁他的言论还充斥着整个互联网络,谁敢为他说句公道话,立马就被喷得连爹妈也不敢认。

那个时候,似乎只有反对他才能显示自己的“独立”与“清醒”。

可怕的是,这样的氛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体制外公然谩骂,体制内隐性纵容。

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没有人为此付出过代价。

敌人差一点就成功了!

好在伟人给党注入的党魂还在,我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在,党中央没有忘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年轻人996后,自发地捧起了《毛选》。

伟人生前对年轻人充满希望。

他曾笃定地说:

“我见到了孙中山,记了一辈子,至今不忘。年轻人见到我,也不会忘记我的,会去研究我的。”

对于只想保留“教员”身份的伟人来说,拥有更多学生,他才不会觉得孤单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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