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2月12日，满清宣统皇帝退位，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轨迹。
在南京，孙中山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心怀叵测的袁世凯，决定自己远离政治，投身长期构想的“实业救国”战略中。
彼时的中国，经济主权十不存一，矿山铁路港口海关被列强围猎，一车车矿产原料廉价运往海外，换来是洋枪洋炮洋钉洋火洋布倾销国内，连丝绸茶叶瓷器等传统王牌出口品都被挤出了国际市场，民族工业在逆境中艰难求生，实业救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
在湖南，一位年轻的新军士兵也觉得革命结束了，便卸下戎装，走到了“实业救国”路口。
“我看到一所制造肥皂的学校的广告，它不收学费，供给膳宿，还答应给些津贴。这是一则吸引人鼓舞人的广告。它说制造肥皂可以大大造福社会，富国利民。我改变了投考警校的念头，决定去做一个肥皂制造家。我在这里也交一元钱报名费。”
多年后的延安，毛主席对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回忆起了这段青葱往事。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人类化工的黄金时代，量大价廉的工业制备碳酸钠促使新的肥皂技术快速发展。哪怕在落后的旧中国，肥皂技术人才也成了就业刚需，才有了那张免费招生广告。
后来，袁世凯背叛革命，孙中山再次扛起大旗，却留下了“同志任需努力”的遗憾，而青年毛泽东在肥皂学校毕业后径直走上了真正救亡图存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后，时任食品工业部部长李烛尘又一次陪同毛主席谈话，工作人员发现老人家对当年学到的化学分子式依旧记得清清楚楚。
今天是2022年12月26日，毛主席诞辰129周年，也是共青团中央“中国制造日”活动举办的日子。
尽管因为当前疫情正经历放开后的第一波高峰，现场活动很遗憾地推迟到2023年2月下旬举办。
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在这个全球经济局势危机四伏、科技竞争风云激荡、产业博弈风谲云诡、贸易争端刺刀见红的当下，从老人家当年一次次关键抉择中，探寻未来中国制造屹立于浪潮之巅的真正“秘密”。
1936年，当美国记者斯诺第一次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来到陕北保安县吴起镇时，他被这个生活上仍停留在中世纪，却到处充满机器轰隆声的“红色工业中心”给震撼到了。
他看到了，红军把车床、模具和数十台缝纫机带到了古老的黄土高原上。机器在窑洞工厂里运转，简陋的环境下，工人忙碌地生产红色中国出品的商品和农具。
在红军西征期间，吴起镇成为红军的重要补给基地，“吴起制造”字样的手榴弹、迫击炮、炮弹、手枪、轻机关枪、火药、被服、鞋袜、药品等等一箱箱运往前线。
1939年，八路军总部军工部技师刘贵福造出了解放区根据地的第一支步枪。
在延安第一届“五一”工业展览会上，这支获甲等产品奖的马步枪让毛主席异常兴奋：
“我们自己也能造枪了！这个枪使用方便、造得好！很漂亮啊！要创造条件多生产，支援前线。”
抗日战争爆发后，兵源军械弹药军需消耗激增，很多人在前期工业成果的基础上，建议在陕甘宁边区建立重工业、大军工，还有人认为应该大量接受外部财政援助进行大工业建设。
毛主席却看到了这种空想盲目背后的危险性，一方面强调“必须发展工业”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长期持久抗战的前提，同时也驳斥了在根据地不稳固的情况下用有限财力物力、依赖外部援助搞大工业的想法，确定了“集中领导分散经营”的方针，既坚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又能因地制宜遍地开花，然后合并零散产能，实现了从无到有、从有到多、从多到大的有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