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朝鲜战争和1954、1958两次台海危机，美国对中国战略利益受损时不惜使用武力这一点有着深刻的历史记忆。
正因如此，当六十年代中期约翰逊政府急于升级越战规模时，白宫决策团队陷入了一种微妙的困境：一方面，美国打越战是为了遏制中国，另一方面，美国又不希望与中国爆发直接军事冲突。
1966年3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在两国尚未建交的情况下刻意使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称呼，被认为是对华示好和态度试探的表现。
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巴基斯坦期间，向即将启程赴美访问的巴总统阿尤布·汗系统说明了中方立场，让其传递给白宫。
6月，周恩来总理再次向英国驻华临时代办传递信息，要求美国地面部队不得越过北纬17度线，海空军不得侵犯中国本土，否则中国会出兵。
中方传达的信息在约翰逊政府内部引起高度重视，经研判，他们认为中国的表态“相当温和”，是“采取守势的信息”。
美方事前曾担心中国的底线是不得轰炸河内等北越大城市，而传递来的中方态度打消了这种担忧。
时任美国防部助理部长的威廉·邦迪（曾任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中国问题专家，美越战政策主要制定人）通知英国方面转告中国政府：已收到来自北京的消息，并希望对通过英国传递信息的渠道保密。
最终，美国戴着镣铐跳舞，制定一个没有那么高的目标（保住南越政权），依据战场小形势和国际环境大形势不停地做政策调整，正如2022年至今乌克兰战争中表现出的那样。
面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我们十分有必要搞清楚中国与美国的战争思维，即大国为什么会打仗，又会怎样定义一场战争的规模和性质。
1949年以来，新中国一定规模的对外战争只打过三场：朝鲜战争，对印自卫反击战，对越自卫还击战。
其中，对印自卫反击战投入了三万余兵力，性质比较单纯，战斗速战速决；相较而言，朝鲜和越南两场仗规模更大，牵扯更广，战略意义深远。
不难发现，当中国从一种战略模式转变为另一种战略模式时，最容易爆发军事冲突。
1950年2月，中国与苏联正式结盟，10月份出兵朝鲜。
1979年1月，中国与美国建交并达成战略上联合抗苏的共识，2月中旬出兵越南。
分析这两次战略模式转变的过程不难发现，中国的行为及决策有几点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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