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
其二，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经济战争（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
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
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经济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
1 币改方案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制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
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
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
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
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
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印书馆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
“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
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
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的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的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
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
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发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
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
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决，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
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
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他首先令财政部的主管人员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政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
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
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
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
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
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
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
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
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
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
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
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
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
2 具体措施
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
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
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
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
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3 多管齐下
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