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主要原因是其决策层水平不够所致，由于其决策层过分低估了日美的差距，认为可以用军事手段打败美国，导致做出了不理智的行为，真的是这样吗？
事实上历史上大多数国家级的决策者，基本都是当代的精英，其阅历和素养均远超普通人，做出的决策在大多数情况下也是当时所能找到的最优解。日本之所以偷袭珍珠港，也是因为在当时的场景下，偷袭珍珠港已然成为最优的选择。
明治时代（1868-1912）：日本成为英美在东亚代言人
近代日本崛起的起点，是明治时代。19世纪60年代中日同时开始维新运动，两国均大量创办现代化工业企业、进口西方新式武器。由于中国体量明显大于日本，当时西方各国均看好中国，英国也有意扶持大清成为东亚代理人。但甲午战争让西方大跌眼镜，弹丸之地的日本居然打败了清朝。再之后，日本又在日俄战争中一展身手，打败了欧洲列强之一的俄罗斯帝国，创造了近代黄种人击败白种人的神话，成为当时世界上唯一一个挤进列强梯队的非白人国家。
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明治时期主导日本对外政策的人是一群精英外交家，其最大的特点就是隐忍而克制。
在甲午战争中，日本以从清朝手中“解放”朝鲜为借口，在西方舆论中成功塑造了自己作为解放者的形象，将一场侵略战争包装成正义行为。并通过贿赂西方媒体，将清朝抹黑成野蛮而不开化的专制国家，将自己描述成向往西方的民主国家，以此来赢得西方好感。面对在华有大量商业利益、一贯反对中日开战的英国，日本反复承诺绝不将战火引到英国核心势力范围——长江中下游，以此来换取英国的中立。
由于日本外交战的成功，甲午战争期间中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被迫与日本展开决战。由于当时的中国武器落后且派系林立，在陆地上和海洋上均输掉了战争，由于担忧持久战会导致内部汉族爆发革命，八旗权贵表态愿意接受日本苛刻的条件，包括割让台湾、辽宁，赔偿白银3亿两等。
此时作为战争胜利者的日本却面临两大问题，一个问题是受战争鼓舞，日本大部分国民均要求政府拒绝与清朝和谈，主张打进山海关，占领北京，以此来获取更大的利益。另一个问题在于日本的贪婪引发俄国不满，因为俄国同样垂涎朝鲜和中国东北，强大的俄国联合法国和德国同时对日本施压，要求放弃对中国东北（辽东地区）的领土诉求。
此时的日本外交展现出了极其高明的一面，面对国内的民族主义，日本政府予以冷处理的态度，因为日本政府知道一旦真的按照民间要求，打进山海关，一定会遭到列强干预，届时日本可能有亡国的风险。面对俄国的逼迫，日本选择了隐忍，同意放弃对辽东的领土诉求，改为要求中国多赔偿3000万俩白银。
甲午战争使日本得以进入朝鲜和中国东北，这就与同样想侵占这两个地区的俄国发生矛盾。仅凭日本一国之力是无法对抗俄国的，在这种背景下，日本选择与英国结盟，因为英国同样担心俄国在远东地区快速扩张会威胁自己利益。英日一拍即合，结为同盟关系，大量英国的贷款和武器流入日本， 同样担忧俄国威胁的美国也给日本提供大量金融支持，在英美的扶持下，日本迅速打造出一支强大的海军，并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几十倍于自身的俄罗斯帝国。
弱小的日本凭自身之力无法与俄罗斯帝国对抗：
但有了英美的扶持后，日本就有了挑战俄罗斯的能力：
在打败俄国后，正式获得列强门票，成为近代史上唯一一个非白人列强（英美法德日俄）。此时的日本，其势力范围扩大到中国台湾、朝鲜、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一带，国内也建立起了现代化工业，国力蒸蒸日上，民族自信心大幅提升。
但明治政府清楚的知道：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之所以能成为东亚主导，根本原因在于英美希望扶持一个适度强大的日本以对抗俄国，避免俄国占领远东。日本更像是英美在东亚养的看门狗，用于盯住竞争对手俄国，而中国东北和朝鲜就是英美赐予日本的战利品。作为一个打手，日本不应该过度去侵占英美在东亚的利益，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而是应该牢牢经营好朝鲜和东北，作为对抗俄国的前线，以及发展工业的基地。因此在日俄战争之后，日本一改军事扩张政策，开始致力于发展本国经济。
懂进退，有分寸，知道自己所处位置，是明治时期日本外交能大获成功的根本原因。
大正时代（1912-1926）：日本与美国成为战略竞争对手
日本在进入战略收缩期后，欧洲却爆发了世界大战。1914年以英法俄为主的协约国和以德奥为主的同盟国展开争斗，这场战争使欧洲的实力大为削弱，令其无法再对东亚施加过多压力，战争也为东亚带来了大量军事订单。除美国之外，一战最大的受益者便是中国和日本。中国利用一战期间的军事订单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并通过参战获得战胜国地位，摆脱了《辛丑条约》带来的部分束缚（减免庚子赔款、收回部分租界、提高关税）。日本则提前预判英法将获得战争胜利，在战争之初就投靠协约国，获得的好处更大。一战使日本工业快速发展，出口大幅增加，一跃从债务国变为债权国，吞并了德国在南太平洋的好处，彻底地将沙俄的势力逐出中国东北，并发展出比肩英美的庞大舰队。
日本的快速崛起引起英美的担忧，英美对日本的定位就是驻守东亚、用于对付俄国的看门狗，这条看门狗的实力仅需能威慑住想要入室抢劫的小偷（俄国）即可，如果看门狗的实力过于强大，反而会威胁到主人（英美）的地位。英美非常担忧强大的日本会入侵中国，侵犯到其商业利益。在这种背景下，1921年美国召开《华盛顿会议》，参会国包括英美法日等列强和中国，并签署了《九国公约》，条约主要规定了两点：
1、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
2、各国在中国商业行为均应遵循“门户开放”原则，即中国市场对所有国家开放，任何一国不得独占；
对于条约发起国美国来说，设立《九国公约》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使全球最大工业国美国的商品可以不受限制地输入中国，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主要是为了抗衡英国和日本，避免中国被它国独占。但客观说，《九国公约》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中国被军事入侵的概率，成为日后面对日本入侵时，民国政府据理力争的法理基础。
除了《九国公约》外，为了限制日本的军事野心，美国还规定日本的军舰总吨位数不得超过美国或英国总吨位数的60%。如果说《凡尔赛和约》规定了欧洲的国际秩序，那么《华盛顿会议》规定了东亚的国际秩序，前者用于限制德国东山再起，后者用于压制日本侵华的野心。
但总体而言，大正时代日本的外交策略依旧沿用明治时期，特点就是灵活、理性、克制。面对美国在外交上的试探和威慑，日本选择稳打稳扎的应对，并没有采用过度强硬的姿态去刺激美国。在外交上参与美国制定的《华盛顿和约》，虽然该条约用法律的形势规定了日本海军规模必须缩减到美国海军的60%，但由于美国海军大部分军力部署在大西洋，在太平洋地区日本海军的实力占据优势。因此“华盛顿体系”对日本是有一定好处的，它使日本成为比肩英法美的的强权，且由于当时日本是国联创始国，日本享有的国际权利和地位与今天的中国相当（中国是联合国五大国之一，当时日本是国联四大国之一）。
大正时期的日本也一度尝试民主化改革，包括提高内阁权力、推行普选制度、允许多元文化存在等，值得一提的是，大正时期的中日关系处于近现代最好时期，大量中国留学生去日本留学，包括鲁迅、周恩来、蒋介石、、何应钦、李大钊、郭沫若均有日本留学经历，赴日留学生从规模上来看并不少于赴美留学生，以致于后来的民国政府一直存在亲日派和亲美派，二者在外交路线上展开激烈斗争，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日本大举侵华，民国的外交政策可能会部分向日本倾斜。
更值得一提的是，大正时期日本兴起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潮，包括周恩来在内的赴日留学生，都是在日本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理念。
昭和时代初期（1926-1930）：日本贫富差距急速扩大，成为法西斯主义温床
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变是从昭和时代开始的，而这种转变有着很强的阶级基础，而这种阶级基础早在明治时代就已经奠定。
大正时期日本看似高速发展，实则暗流涌动。1923年关东大地震使日本大量人口返贫，20年代日本又爆发了金融危机，大量企业破产。很多贫苦农民不得不卖儿卖女，由于营养不良，日本人均身高普遍倒退，远不如处于战乱时期的中国。很多日本女性为保生计，被迫去东南亚卖淫。
1929年美国爆发了经济危机，进而演变为全球性经济危机，使日本经济雪上加霜，工业产出大幅倒退，失去工作机会、饱受饥饿之苦的日本年轻人开始倒向法西斯主义，认为日本经济之所以衰退，根本问题在于英美垄断了海外市场，日本狭小的内部市场无法消耗庞大的产能，因此如果日本想有一番作为的话，就要用武力去开拓市场，将亚洲从欧美人手中“解放”出来。
但日本的年轻人错了，真正造成其失业的，不是外部原因，而是内部原因。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通过经济和战争手段获得的成果大部分被财阀和地主获取，占日本人口大部分的底层平民成为财阀们压榨的对象。日本内部市场狭小的根本原因，是因为财富被掌握在少数人（财阀）手中，占人口多少的平民则沦为被压榨的对象，上升无望。
这就要从日本的历史文化说起了，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个等级分化极其严重的国家，古代的日本平民被严格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阶级，这四个阶级间无法自由流动，农民的儿子永远都是农民，大名的儿子永远都是大名，各阶级间甚至无法通婚，等级秩序极其森严。
日本自古以来就有很强的阶级固化基础：
到了明治时期，明治维新主要的功臣是西南的各个藩镇，以及武士阶层。在维新成功后，这些阶层均获取了来自政府的大量好处，明治政府扶持原藩镇势力和武士阶层，使其摇身一变成为资本家和财阀，，掌控了日本国家经济命脉。之后无论是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日本打开了外部市场，资本家和财阀获取了最大的好处，但底层平民的生活状况却没有明显改善。日本社会结构异常扭曲，上流阶级和平民严重对立，因此共产主义思想在日本一度很有市场。在经济繁荣时期，上流阶级和平民尚能和平相处，大不了前者吃肉后者喝汤；但在经济衰退时期，上流阶层为了维持生活水准不下掉，就必须更加大力地搜刮底层财富，在这种情况下，底层几乎无力维持。
二战前日本贫富差距极大，平民经常忍饥挨饿：
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时日本失业率大幅上升：
但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为代表的财阀却占据日本大部分财富：
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平民几乎无法忍受，很多人饱受饥饿，而且通过正常劳作无法看到阶级上升的希望。日本兴起了两股思潮，一股是共产主义思潮，一部分日本人认为其生活状况之所以那么恶劣，根本原因在于上层阶级无情的压榨，要解决这种问题的办法就是社会主义革命。但这种思潮很快就被日本政府镇压，大量共产党员被逮捕。另一种思潮就是法西斯主义，其认为日本之所以那么落魄，根本原因在于英美的剥削，要想摆脱阶级固化的命运，只有通过战争来使软弱的英美屈服，用武力来开拓市场。这种思想与日本固有的军国主义思想一拍即合，30年代，日本社会迅速转向了法西斯主义。
对于当时大多数日本平民来说，从政或者从商是行不通的一条路，因为政界和商界都被贵族和财阀把持，唯一能实现阶级跨越的就是参军。参军不仅能解决温饱问题，还能通过战功来攀爬权力阶梯，于是大量忍饥挨饿且在正常竞争模式下看不到希望的日本平民踊跃参军，日本开启了军国主义重要一步。
从九一八到二二六（1931-1935）：日本法西斯主义正式确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地区。这场事变有很大巧合因素，最开始日本决策层并未想过要通过武力手段占领东北。更多是以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少数下级军官私自采取的行动，更多是一种冒险行为。但由于张学良不抵抗政策，东北军不战而退，将偌大的东北白白丢给了日本。这种不抵抗的行为极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野心，在此之前日本高层对华外交政策尚且理智，试图对华保持接触政策，更多通过经济手段（铁路+通商+矿产）来榨取利益。但九一八事变使日本下级军官尝到了甜头，也使其看到了通过军事冒险行动来获得阶级晋升的机会（发动九一八冒险行为的日本下级军官大多被提升）。穷人占主要比例的日本陆军沸腾了，跃跃欲试想要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此来获得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
当日本举国沉浸在九一八事变的“功绩”中时，此时的日本政府却保持高度清醒。时任日本首相犬养毅，是明治时期流传下来的阁老，为人极有战略远见，与当时大多数日本国民的狂欢不同，犬养毅却忧心忡忡，他认为：中国是一个极具潜力的大国，日本不应该为了东北而与中国走向对立，而应该与中国携手发展，利用中国庞大的市场来壮大自身，这对于东亚的和平有极大好处。因此他主张日军应退出中国东北，以承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来换取日本在东北的经济特权。
但很明显，犬养毅的主张不可能被日本军国主义者认同，日本军人大多来自社会底层，都指望通过战争来改变阶级，和平的主张根本不符合其利益，无论这种主张是不是真的有利于国家。1932年，在日本底层军人的支持下，犬养毅被刺杀，这标志着日本政府温和派的倒台，之后上台的首相成为军部的傀儡，大正以来建立的民主氛围荡然无存。自此之后，日本政府被军部掌控，这成为日本国运的转折点。
作为亲华派，日本首相犬养毅（中间）希望和平解决“918事变”，归还中国东北：
离开了文官集团的指挥，日本政府的外交水平一落千丈。1933,年，为了抗议国联（相当于现在的联合国）对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的谴责，日本一怒之下放弃常任理事国的地位，退出国联，这标志着日本不打算在外交体系下解决地缘矛盾。这就极大刺激了英美，在此之前，美国对日政策更多是一种接触性政策，由于美日之间有庞大的贸易额，美国也不想过度刺激日本，在太平洋地区部署的舰队较少。但在此之后，美国开始重新审视与日本的关系，美日关系从竞争转变为对立，日美关系日渐恶化。
到了1935年，由于无法解决贫富差距问题，日本民族主义愈发膨胀，很多年轻军官将自身的困境归结于外部环境的恶化。以致于爆发了“二二六”兵变，这场兵变主要发起者是以年轻底层军官为主的“皇道派”和以高级军官为主的“统制派”的斗争，表面上看是代际矛盾（年轻人不满年长者长期垄断权力），实际上是阶级矛盾（来自农村底层的低级军官不甘心权力被来自贵族世袭的高级军官垄断），这场政变导致日本文官政府再一次被屠杀，包括相对鸽派的凯恩斯主义者——财政大臣高桥是清，高桥是清一直试图通过凯恩斯主义来解决日本经济危机，事实上也确实取得很大成效，但由于他反对大幅提高军费，主张应该将大部分财政拿来搞基建和民生，因此被军部的人杀害。“二二六”兵变标志日本彻底沦为法西斯主义国家，尽管当时很多日本平民只想过好自己的日子、并不想出去打仗，但在军部的挟持下，整个日本都被裹挟上了对外扩张的战车。
总体来看，20年代的日本，尚且在改革的轨道上运行，民主化也逐步推进，社会氛围逐步宽松。但由于之后遭遇经济危机，中产阶级塌陷，民主化改革倒退。为了转嫁危机，避免底层的怒火燃烧到自己头上，包括天皇和财阀在内的统治者刻意煽动民族主义，这就引发了巨大的灾难。日本陷入了恶性循环之中：经济失败→民主化改革倒退→军国主义→外部环境恶化→经济进一步衰退。在这种背景下，30年代的日本年轻人，错误的以为能改变自身命运的只有战争，为此不惜干掉真正为了日本利益考虑、呼吁和平的文官集团，使日本走上战争之路。
拙劣的外交（1936-1941）：日美关系是如何走向破裂的
从1935年开始，已经占领了中国东北的日军就开始向华北渗透，包括推行“华北自治”等政策，试图蚕食中国华北地区，这引起了中国决策层的警觉，国民政府认为：中国不怕鲸吞，只怕蚕食。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中国决不能坐以待毙。
此时的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有两种路线，第一种是以石原莞尔为代表的稳健派，石原莞尔认为：日本应该从华北撤出，优先经营好中国东北，将东北变为日本的重工业基地。同时应当维持与英美的良好关系，使日本成为英美对抗苏联的前线，待发展十几年以后，再领导东亚与西方对决。
另一种观点是以东条英机为代表的激进派，其主张就是全面对华开战，用三个月的时间在正面战场击败中国军队，然后逼迫中国政府签订屈辱和约，割让华北。这种观点在日本非常有市场，底层的日本官兵普遍认为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本完全可以再打一次甲午战争，从中国身上捞取更大利益。
最终激进派的主张占了上风，这一点不让人意外，因为当时的日本决策层已经被好战分子把控，任何的妥协和退让都会被视作卖国，稍微理智一点的声音都会被群众声讨，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大本营决定对华开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不过与几十年前的清朝完全不同的是，此时的中国，领导阶层从满洲权贵变为汉人政府，民族主义深入人心，中国军队先是在上海与日军展开激烈对抗。相比甲午战争期间清军的不战而降，国军打得异常英勇，几十万国军将士血染沙场，彻底拖住了日军进攻的步伐。淞沪会战打了足足三个月，标志着日本“三个月结束战斗”的阴谋破产，日本大本营痛苦的发现，甲午战争那种通过战争来逼迫对方谈判的策略完全行不通，日本被拖入持久战。
1938年6月，武汉会战爆发，武汉是中国枢纽城市，是水运和铁路的中心节点，兵家必争之地。中国方面共投入了110万兵力，意图死守武汉。战争历时四个月，整个武汉几乎化作废墟，在中国官兵的英勇反击下，日本图谋快速占领武汉的阴谋被粉碎，中方以40多万人牺牲的代价，击毙日军25.7万余人，这场战争使日本色厉内荏的本质被充分暴露出来，证明国军完全有能力在正面战场上与日军打平。此战之后，中日战争进入对峙阶段，日本决策层被迫承认依靠武力手段已经无法征服中国。
淞沪会战使日军速战速决的阴谋破产，武汉会战标志日本已无法通过武力手段灭亡中国：
日本是一个小国，人力和资源匮乏，由于深陷中国战场，日本国内物资供应严重不足，东京出现抢米浪潮，这种时候摆给日本的选择只有两个：1、从中国战场撤退，体面结束战争；2、继续维持战争，直到物资消耗殆尽。
对于第一种选择，日本大本营不是没有想过，但由于蒋介石为代表的重庆国民政府拒绝与日本和谈，日本对此束手无策。对于第二种选择，自然是日本无法忍受的。物资的匮乏，尤其是石油和橡胶的匮乏，使日军在中国战场上捉襟见肘，一旦没有石油，日本的坦克飞机将成为一堆废铁，日军只能与国军拼枪战，这意味着中国可以凭借庞大的人力资源耗死日本。
另一方面，更为严重的是，自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美国对日本的态度逐渐发生改变。早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日本侵占中国东北，美国对此态度冷淡，因为东北并非美国势力范围，且美国认为日本在东北的渗透有利于对抗苏联，因此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美国的转变是从淞沪会战开始的，淞沪会战中国军队的英勇和日军的残暴，使日本在西方舆论的地位一落千丈，美国民间开始要求政府对日本进行制裁，并发起了对中国的捐赠行动。但即便是此时，美国官方对日本也并未采取过于强硬的姿态。
真正的转变是在1938年，当日本的飞机和军舰开到长江中游时，美国发现其在中国的核心利益被严重侵犯。美国可以容忍日本入侵中国东北，甚至可以容忍日本对华北的入侵，但绝对不能容忍日本对长江流域的占领，不仅是因为美国在长江流域有大量商业利益，也是因为美国在东亚推行的政策是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要求各国必须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并不得独占在中国的商业机会。如今日本大肆侵占中国内陆，已经严重触及美国的底线，在此背景下，1939年1月，美国以官方的名义对中国政府提供2500万美元贷款，这标志着美国的外交政策从中立转变为联中抗日。
哪怕就在这时，日美关系还有回旋余地，毕竟日美之间有庞大的贸易额，美国每年向日本大量出口石油、橡胶、钢铁等军火物资，美国的很多商人并不希望日美开战，经常游说政府，要求避免对日制裁。但日本却犯了一个不可挽回的错误，1939年2月，日本入侵中国海南岛，并在此建立军事基地。这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担忧，因为日本进驻海南岛，下一步就有可能入侵东南亚，而东南亚此时是英美荷法等西方国家的殖民地，西方认为日本有可能将海南转变成一个进攻东南亚的前哨基地。可就在此时，日本开始大张旗鼓的宣传“大东亚共荣”理论，认为日本有义务带领黄种人走向“解放”，以此来摆脱白人的束缚，并积极和东南亚国家反白人武装接触，为其输送军火，鼓励其与当地殖民者对抗。
日本入侵海南岛和南海，标志其有入侵西方殖民地东南亚的野心，引起西方恐慌：
如果说日本入侵中国，更多损失的是西方在华的商业利益，在西方眼中类似入室抢劫的行为，西方尚可以忍住不直接出手。那么日本入侵东南亚的企图，则是直接把西方的原料产地给抢夺过去，在西方眼中无异于杀人放火，这是西方所不能容忍的。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友好通商条约》，这标志着美国开始主动与日本经济脱钩，日美关系的压舱石被美国主动废弃。
当然，为了给日美外交留有余地，美国在废弃《日美友好通商条约》之后又给了日本6个月的条约延长期，在这6个月内日美之间可以通过谈判来决定是否要彻底废除该条约。
美国的翻脸使日本陷入恐慌，没有了美国的物资日本将很难维持战争，日本决策层迅速召开会议，制定对策。在经过一番讨论后，日本决策层认为：美国此举更多是虚张声势，是一种极限施压的行为，目的在于以威慑的手段迫使日本撤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日本很多高层认为针对美国的制裁，日本应该以强硬的姿态回应，使美国知难而退。毕竟日美有庞大的贸易额，美国本国的商人是不愿意放弃与日本做生意的。
日本的理智派也尝试与美国进行贸易谈判，双方也一度达成过对日本较为宽松的协议，协议内容主要包括：日本撤出南海，保护英美在华资产，长江流域重新对西方开放等，在此基础上美国可以承认“伪满洲国（中国东北）”的独立。这个协议可谓极其宽大，但日本国内的激进派是绝对接受不了妥协的，他们认为对外政策只能用剑使对方屈服，任何示弱和让步都是可耻的。因此1939年日美谈判基本没有达成什么进展。最终日美经贸正式脱钩，日美进入敌对状态。
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波兰人面对德国的机械化部队毫无办法，很快就亡了国。1940年5月，德国绕过马奇诺防线进攻法国，号称欧洲第一的法国陆军被德国的闪电战打得丢盔卸甲，很快法国投降。德军横扫西欧。德军在欧洲一连串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日本陆军长期以德国为师（海军以英国为师），因此陆军把控的内阁一直亲德，1940年9月，日本、德国、意大利签署《三国同盟条约》，轴心国集团正式形成。
德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胜利刺激了日本，使其走向疯狂：
1940年德意日正式签署同盟条约，共同挑战西方：
如果说日本侵占南中国海威胁到了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和安全，日本与德国结盟则是直接挑战整个西方世界的规则和价值观，美国已经无法再容忍日本这个敌人了，在日本和德国结盟之后不久，美国宣布对日本钢铁禁运，禁运的原因一方面是针对日本进驻越南北部，另一方面则是针对日本与德国的结盟政策。
要知道钢铁是日本极其重要的战争资源，没有钢铁，日本就造不出飞机大炮，美国的钢铁禁运几乎就是对日本的战争警告。但被德国胜利冲昏头脑的日本政府和国民显然没有顾忌这些，他们认为，如今英国和法国皆败在德国手下，英法荷兰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犹如探囊取物，日本没理由不去接手这些殖民地。如果控制了南洋（东南亚），日本就能成为资源大国，假以时日就有了与美国叫板的资本。在这种背景下，日本先是入侵越南北部，之后又鼓吹“解放”东南亚的政策，从外界看，日军大举进攻东南亚只是时间问题。
当然日本高层也并非没有理智派，日本有识之士认为：日本工业产值仅为美国十分之一，一旦日美开战日本必败无疑，当务之急是不要过度刺激美国，避免与美国走向战争。日本大多数高层也认可这种观点，因此依旧试图与美国展开谈判，前提是不要做出太多让步。这就好比一个贼去田地里偷西瓜，但由于忌惮田地主人的皮鞭，还试图通过谈判的手段安抚主人，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到手的西瓜。这种心态导致日本既害怕与美国开战，但又不愿意放弃到手的肥肉，其外交政策几乎是在刀尖上跳舞。
1941年4月，日本驻美大使野村在与美国进行多轮谈判后达成《日美备忘录》，该协议规定：
1、日美双方均不卷入欧战，日美双方均不因为德国问题而与对方开战；
2、日本尊重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美国解除对日本经济制裁；
3、日本承认中国独立，从中国撤军，但美国承认“伪满洲国”独立；
4、日本绝不侵犯美国殖民地菲律宾，双方减少针对对方的军事部署；
客观来说这个条件对日本是极为宽大的，既可以体面结束撤出中国战场，避免陷入战争泥潭，又能让美国解除对日本的经济封锁。但就是这种宽大的协议惹怒了日本部分高层，这些高层认为妥协和让步不仅不能换来美日关系的修复，还会使美国在之后过于轻视日本，因此要以打促和，利用美国害怕德日结盟的心理，对美国进行施压，以此来换取美国更大让步。
因此就有了后来的“松岗修正案”，该提案代表了日本强硬派的观点，其内容主要包括：
1、日本可以依据与德国的盟约对德国履行军事义务（说白了就是日本可以借着援助德国的名义合法入侵西方殖民地——东南亚和印度）；
2、日本不承认中国独立，拒绝从中国撤军、不保证“门户开放”政策；
3、日本拥有在西太平洋地区优先使用武力的权力；
日本的回应完完全全超出了美国的底线，上述三条美国一条都接受不了，美国亲日派大感失望，很多议员要求对日强硬，因为其一致认为日本压根没有和谈的打算，谈判就是浪费时间。而日本当局并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日本可以凭借与德国结盟的优势，压迫美国做出让步，甚至认为美国人民大多是个人主义者，反战情绪严重，美国总统如果做出要与日本开战的举动其将很快被弹劾下台。因此日本军部决定继续冒险，其认为完全有能力在东南亚捞取更多利益。
1941年7月，日军进驻越南南部，日本飞机开进西贡机场，这标志着整个东南亚都将成为日本空军打击范围，对西方来说，这无异于刀架在脖子上。这次美国没有手软，也没有犹豫，三天之后美国就宣布对日本实行石油禁运，并冻结所有日本海外资产。
美国的石油禁运引起日本极大恐慌，日本的石油只够用半年，没有石油日本寸步难行，那意味着日军迟早要被中国军队赶出中国，日本朝野上下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东京火速要求与美国和谈。可到了这一阶段，美国反而没那么想谈判了，因为在此之前，美国朝野还对日本抱有一丝幻想，认为日本只不过想入侵中国，不会染指西方在东南亚的利益。但到了这一阶段，美国已经看清日本就是喂不饱的狼，美国的亲日派摇身一变变成对日强硬派，美国军方大多也要求用军事手段解决日本问题。
针对日本的谈判要求，美国只给出冷冷的回复：
1、日本必须从中国和越南撤军，并与中国进行和平谈判；
2、日本应将与德国的盟约作为防御性而非进攻性（相当于拆散日德同盟）；
3、日本应尊重中国领土主权完整，承认重庆国民政府为唯一合法政府，并履行“门户开放”政策，放弃在华所有治外法权；
之后无论日本如何要价或者哀求，美国就是不松口，坚持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这对日本来说意味着卢沟桥事变以来侵占中国的领土必须全部吐出，这是日本军方不愿接受的。尽管日本高层均认为与美国开战大概率是死路一条，但谁也不愿意在与美国的谈判协议上签字，因为签字意味着要成为“卖国贼”和“替罪羊”，轻则被国民辱骂，重则被军部暗杀。
在这种背景下，美日之间只剩下战争这一选项。
1941：日沉太平洋
1941年底，日本绝望地发现自己只剩三条路：
1、接受美国的协议，从中国战场撤出，然后被民族主义者的怒火毁灭。由于当时日本已经转向战时经济，停战意味着工业生产停滞，且军队缩招后年轻人将面临极高的失业率，这种情况下日本必将爆发阶级革命；
2、不接受美国协议且继续维持现状，那么缺少石油的情况下日本陆军只能与中国军队打消耗战，面对中国庞大的人力资源，日本战争储备迟早会被消耗殆尽，最终大概率被赶出中国大陆；
3、不接受美国协议，要继续打仗只能入侵东南亚，从印尼掠夺石油，在这种背景下只能与西方开战。
与美国开战的任务就交给了日本海军联合舰队司令山本五十六，与大多数人想的不一样，山本在日本偏鸽派一些，其观点包括：1、反对扩大侵华战争，因为他认为这会消耗太多的国力；2、反对与德国结盟，因为其认为与德国结盟意味着跟美国开战；3、反对与美国开战。山本长期主张与美国搞好关系，针对陆军经常叫嚣要打败美国的观点，山本说道：“别太得意忘形，美国有美国精神，英国有英国精神，宣扬大和精神前，先去数一数美国有多少工厂。”
也就是说山本五十六是日本为数不多的理智派，可就这样的理智派，在当时的日本一度被认为是“卖国贼”，认为其就像“公知”一样搞投降主义，刻意跪舔欧美，过于卑躬屈膝。日本陆军多次对山本发起暗杀，使其不得不常年躲到军舰上去。（在当时的日本，陆军由于长期深居内地，且兵源大多来自内陆农村，因此视野狭小，动不动就主张和“英美鬼畜”开战；海军由于经常出访国外，且兵源很多来自中产子弟，因此具备一定国际视野，深知与美国差距，因此主张与美国搞好关系。但当时的日本，政治被陆军把持，因此最后走上了对美开战之路）。
1941年下半年，山本判断日美开战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作为联合舰队司令他必须制定对美作战的计划。传统日本海军战术是大炮巨舰主义的决战派，即引诱对方海军出来决战，在中途将对方歼灭。比如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东乡平八郎引诱俄国舰队奔赴对马海峡，并在此一举歼灭俄国太平洋舰队。那么从路径依赖的角度，此时的日本也应该采取这种战术，逼迫美国的舰队开赴菲律宾决战，然后在半道上将其一举歼灭。
但山本不这样看，山本认为在美国海军强于日本海军的前提下，正面决战的不确定性太多，日本海军一方面要护卫陆军在东南亚登陆，另一方面又要准备与美国海军决战，很容易遭到失败。日本唯一赢得可能就是先发制人，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扼杀在基地。
山本五十六认为，日本海军唯一赢得可能只能是将美国太平洋舰队扼杀在基地中：
山本的战略是这样：抛弃大炮巨舰主义，发挥航空母舰的优势，用海军航空兵偷袭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将其主力大部分消灭于母港中。在这种背景下，尽管美国工业实力远强于日本，但其从新舰军舰到下水成军至少需要1年的时间，在这种前提下，日本可以利用1年的时间差占领东南亚，在整合东南亚之后再与美国进行谈判。这就相当于下象棋的时候利用先手优势为己方制造机会，哪怕己方比对方少了两个车和两个马，但依然可以利用连环炮来将对方军，逼对手和谈。
山本乃至日本高层并非指望能通过武力手段打败美国，其更多指望欧洲战场，由于当时德国发动了对苏联的进攻，苏军节节败退，日本高层判断美国会执行“先欧后亚”的策略，将军力更多投放到欧洲。因此日本可以在占领东南亚后与美国要价，在有了东南亚的资源后，日本认为其可以逼迫美国承认其既得利益，以此来达到“以战促和”的目的。说白了，日本偷袭珍珠港，乃至占领东南亚，更多也是一种外交手段，想通过生米煮成熟饭的方式来换取美国让步。
在近代史上日本经常使用这招，甲午战争中，日本击败北洋舰队，占领辽东和山东后，以此为筹码逼迫清朝签订《马关条约》。日俄战争中，日本利用俄国海军从欧洲赶到远东的时间差两次击败了俄国太平洋舰队，占领旅顺，结合俄国担忧内部革命不敢过度增兵远东的心理，以此为筹码逼迫俄国签订《朴茨茅斯条约》。二战中日本试图再复制一次这种模式，即：利用偷袭手段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利用时间差占领东南亚地区并获得能源补给，利用美国担忧德国威胁不敢将大部分军力投放到东亚的心理，在谈判桌上逼美国让步，签署一个有利于日本的合约。
但这回日本决策层却大错特错了，其严重低估了美国的战争决心。第二次世界大战对美国来说是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是其问鼎世界霸权的阶梯。1905年的沙俄，国内矛盾积压，随时都有革命风险，西面的德国和奥匈帝国又虎视眈眈，因此尽管当时俄国国力远强于日本，但由于害怕持久战会引起内部革命，沙皇宁愿放弃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利益，也不愿意和日本死磕到底，因此才会接受与日本签订协议。而1941年的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国力冠绝全球，且作为一个民主国家，美国的内部矛盾早在各种选举和街头斗争中得以化解，美国根本不怕持久战，因为美国不存在内部革命基础。而这场战争对美国来说非打不可，因为只有打赢了德国和日本，美国才能顺理成章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集团领袖，才能登上世界霸主的宝座。因此与曾经的沙俄不同，美国在对日作战方面根本没有妥协与和谈的动机，要打，那就是打到对方亡国为止。
很多日本人被平时美国年轻人表现出来的散漫和自由主义所迷惑，特别在大萧条时期美国暴露出了虚弱的一面，使很多日本人认为美国已经丧失了向上的精神气。可实际上，以英美为代表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可谓是地球上最强的战斗民族，当年面对拿破仑法国的大陆封锁政策，英国一直坚持不妥协-不投降-不和谈的政策，顶着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压力，直到动员起反法同盟，将拿破仑帝国彻底掀翻。一战和二战期间无论德军如何威猛，英国也没有考虑过投降，直至最后两次打败德国。美国也不用说，自19世纪末以来，美国打败过西班牙、德国、日本、苏联等对手，在与大国对抗中未尝败绩。事实上正如山本所言：“日本有大和精神，但英国也有英国精神，美国也有美国精神。”英美文化中一直有英雄主义的倾向，无论是文学还是电影，都可以反映出英美的英雄文化。这种精神可以概括为独立、奋斗、不畏强权、乐善好施等。日本只看到美国散漫和个人主义的一面，却没有看到美国文化内核向上的一面，因此错误地以为通过恐吓和威胁可以使美国屈服，这无疑是错误的。
二战时期日本的另一个误判在于过度拔高精神的作用，其认为日俄战争日本依靠精神的力量打败俄罗斯，那么太平洋战争日本一样可以依靠精神力量打败美畜。但实际上，1905年日本之所以能打败俄罗斯，主要原因在于其背后有英美的支持，如果没有英美的输血（贷款+卖武器），日本很难撑到战争结束。而二战期间日本能指望的只有纳粹德国，在纳粹德国在苏联战场遭遇失败后，日本离灭亡已然不远。
1945年8月15日，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击垮了日本高层最后的信心，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投降的代价是非常大的：日本必须放弃侵占的中国东北、中国台湾及澎湖列岛、朝鲜半岛、南太平洋诸岛等领地，甚至本土的北方四岛也被苏联占领，日本本土则被美国驻军，本国不得拥有正常军队，只能拥有自卫队，军事工业被严重限制。这相当于日本吐出了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全部成果。几乎是40年后，在纽约广场饭店，由于本土被美国驻军，日本被迫与美国签订广场协议，同意日元大幅升值，引起国内金融泡沫，被美国人成功剪羊毛。二战期间日本的战败，使日本至今都只能充当美国的经济殖民地。不管日本人再怎么勤奋、再怎么努力，都无法冲破美国在经济、军事和科技上的封锁，今天的日本人还将继续为其先辈的狂妄自大而还债。
尾声
纵观日本自明治维新到二战期间的历程，可以给我国提供很多经验，至少有三条值得我国引以为戒：
1、在任何时期，发展经济、并降低贫富分化是非常有必要的。上个世纪30年代日本之所以会走上法西斯主义的道路，重要原因在于经济危机使年轻人失业率大幅上升，另一方面社会蛋糕大部分被财阀和权贵掌握，看不到希望的年轻人只能通过参军和战争来实现阶级跨越。我国政府和政党合法性大部分来自于经济增长，因此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继续深化改革，使大多数国民都能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改革必然会触及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把蛋糕分得更好。
2、应继续坚持改革的路线，无论是社会改革还是政治改革。在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时候，日本民主化一度取得重大进展，“大正民主”也使当时日本的社会文化氛围较为宽松。但昭和天皇上台后，由于经济衰退，国内政治改革出现倒退，权力重新回到财阀和贵族手中。为了转嫁矛盾，日本高层不惜煽动民族主义，使军方势力取得文官集团成为日本决策核心，导致决策水平大幅下降，经常为了小团体利益做出违背国家整体利益的决策。
3、任何时期不应该让民族主义过度干预外交政策。明治时期和大正时期的日本外交水平极为高超，能充分利用列强矛盾为本国争取利益。但30年代以后，日本的外交政策逐渐被激进的民族主义者绑架，将外交上的妥协和克制视为“卖国”，一味鼓吹对外强硬，使原本尚有回旋余地的中日关系和日美关系走向死胡同，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中日本被周围各大国围攻。
4、不应该过度低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的实力。二战前日本国民普遍认为英美年轻人散漫且个人主义，缺乏战斗能力。且大萧条和西欧战场上英美的表现也让日本对西方产生轻视，日本过度拔高本国文化和精神，过度低估美国文化和精神内核——英雄主义、自由独立、不畏强权等，最终导致其在战场上的失败。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