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苏联位于西伯利亚的天然气管道，突然发生了一次离奇的大爆炸。
这次爆炸的威力相当于3000吨TNT炸药，冲天的火光高达百米，外太空都能看得到。爆炸带来的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上百亿美元，本来就在阿富汗战争中焦头烂额的苏联，这下雪上加霜。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当然得给个说法，找个背锅的出来。
苏联高层派克格勃调查，结果越查越吃惊：原来这不是一次偶然的安全事故，而是由美国中情局精心策划的行动！
冷战开始后，随着铁幕落下，西方世界与苏联开始了各领域全方位的竞赛，双方由此展开了一场技术封锁与反封锁的隐秘战争。
发生在西伯利亚的爆炸事故，只是这场战争的一个缩影。
1949年11月，西方世界在美国提议下成立“巴黎统筹委员会”，将上万种尖端技术和战略物资列入禁运清单，目标直指苏联。
当时，为了获取西方科技最新发展动向，苏联克格勃专门成立了一个“科技理事会”，简称“T局”，这个局下属机构中有个非常特殊的“X射线组”，有200多号人，专门负责想方设法从西方国家获取先进技术。
比如，他们曾打着合作建厂的名义参观波音飞机的制造厂，参观人员穿着特别设计的粘性皮鞋，粘走车间中机身材料的碎屑。回去后再通过化验，破解飞机材料方面的技术难题。
这些秘密工作，为苏联节约了数百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美国人虽然有所觉察，但手里也一直没啥过硬的证据。
这个叛徒的名字叫维特洛夫，是苏联的资深技术间谍，他的工作就是评估从西方获取的技术价值如何。1965年，他被派到巴黎，对外掩护身份则是外交官。
来到西方的花花世界，维特洛夫很快被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打垮，然后被法国情报部门策反，之后又和美国中情局搭上线，成了一名双面间谍，代号“鼹鼠”。
要说这位老兄真是一点不含糊，先后向中情局泄露了4000多份机密文件，直接导致苏联部署在全球的250多名技术间谍暴露。
但中情局并没有马上逮捕这些人，而是准备将计就计，借这些间谍之手给苏联经济系统植入“木马”。
正好，苏联正打算建设西伯利亚天然气管道，将苏联天然气输送到欧洲，这个管道长达5700公里，是当时罕见的超级工程，意义重大，估计每年能为苏联带来300亿美元的收入。
但苏联需要从欧洲购买压缩机、涡轮机等设备，在一些关键技术上，像管道的自动测量、控制等，苏联也尚未掌握。
就在这节骨眼上，1981年底，美国宣布对苏联的天然气管道采取技术禁运，还在随后召开的巴统会议上，打算进一步扩大禁运范围，从计算机、光纤、半导体到冶金技术应有尽有。
不过问题是，西方也不是铁板一块，当时英国首相是“铁娘子”撒切尔夫人，就告诉自家公司，美国手伸得太长了，跟苏联的生意该做还是做，俗话说，有钱不赚王八蛋么。
他们通过维特洛夫提供的情报，让克格勃特工“顺利”地盗走了带有缺陷的产品。
控制燃气管道的软件被修改，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会重设泵速和阀门参数，从而使管道连接处产生超高的压强，最终造成了让苏联损失惨重的大爆炸。
简直电影都不敢这么拍，但，这就是真实发生过的历史。
前几天读到一本书《里根政府是怎样搞垮苏联的》，作者是彼得·施韦策尔(Peter Schweizer)，他是一名中情局前雇员，也是特朗普前首席战略师史蒂夫·班农的好友。
这本书详细记述了，里根政府如何对苏联展开了一系列史无前例的技术封锁与围堵，进而加速了苏联的崩溃，其中一些政策也体现到了特朗普的外交策略中。
在对苏联的这场至关重要的隐秘战争中，有一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81年1月，里根当选总统。入主白宫后，他最先接见的并不是主管经济的官员，而是新任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
这个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的老头儿，看起来似乎一团和气，却有着深谋远虑的头脑。
里根之所以让他掌控中情局，最重要的原因是：二战中，他曾作为美国在欧洲战区的情报负责人，专门研究纳粹德国的经济弱点以及如何破坏它。
在凯西的策划下，五角大楼出台了一份打击苏联经济的纲领性文件，正式把“经济与技术战”列入国家军事战略。
核心思想有两点：一是鉴别哪些技术对苏联经济至关重要，然后对供应商施加压力切断其技术来源；二是在加大投资尖端武器系统，迫使苏联在军备竞赛上继续押注——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星球大战”计划。
除了切断技术来源，更损的是，中情局还经常用假情报破坏苏联经济，尤其是对那些苏联依赖于西方的卡脖子技术。
比如，中情局在海外建立皮包公司，故意向苏联技术间谍出售被篡改的情报，包括燃气轮机设计图纸、石油钻探技术、计算机芯片等等。
1984年，苏联根据有缺陷的设计图纸来制造燃气轮机部件，结果频繁故障，项目不断推迟。中间商还故意把损坏的计算机芯片卖给苏联，导致苏联好几家军用工厂瘫痪，生产线关闭了好几个星期才找到原因。
在科技发展上，苏联自始至终都严重偏科，高度集中在军事领域，而在民用技术领域严重依赖西方。中情局估计，当时苏联有大约10万人从事西方技术的翻译工作。
像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为苏联提供了巨额收入，对苏联意义重大，但在开采的关键设备上却严重受制于人。
80年代后期，苏联光是钢管就需要进口1500-2000万吨，同时还要进口大量精密勘探设备、压缩机等等，这些一旦被封锁禁运，苏联能源工业便难以为继。
造成这种局面，跟苏联自身的科技发展路径有很大关系。
1973年，美国学者萨顿出版了一本书《静悄悄的自杀：美国对莫斯科的援助》。书中记述了苏联诞生初期，如何在美国援助下建立起强大的工业。
十月革命后，苏联把引进欧美技术和资本作为首要任务，苏联的三大钢铁厂，几乎全都是美国援建；苏联最大的汽车厂高尔基汽车厂，也是由美国福特公司援建的；著名的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曾有700多名美国工程师和专家在那里工作。
这一轮技术引进大潮，帮助苏联建立起了完整的工业体系，完成了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型。
但问题是，所有命运的馈赠，都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造不如买”的声音在苏联甚嚣尘上，使之陷入了一味追随和依赖西方的路径，导致了苏联在自主创新上的缺席。
70年代，美国企业中研发人员占比超过70%，这个数字在苏联只有12%，产学研严重脱节，效率低下。当时苏联科研机构最流行的一句话是：
对手封锁，加上自我封闭，才导致了苏联最终的落后和崩溃。
俄乌战争中，俄军使用的部分导弹，里面的电路板居然是由中国温州一家企业制造的。因为很多科技含量稍微高一点的产品，俄罗斯都造不出来，电子元件几乎全部依赖进口。
之前奥巴马曾嘲笑俄罗斯已经沦落为“大号加油站”，话虽然刻薄了点，但很大程度上也是事实。
今天的美国，毫无疑问是这个星球上科技最发达的“灯塔”，技术封锁的大棒，今天挥向中国，明天挥向伊朗、俄罗斯，但回到两百年前，美国也曾是被封锁和打压的一方。
在美国崛起成为超级大国的路上，吸引世界各地的顶尖人才，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刚打完独立战争时，美国基本就是个农业国，除了满地的棉花种植园，工业几乎要啥没啥，一穷二白，妥妥的发展中国家。
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的英国，才是当时的世界头号强国，诞生了蒸汽机、水利纺织机等一系列发明，最早从手工作业发展到机器大工业。
纺织业在当时可是最典型的高科技产业，为英国产出了一半的出口利润。美国人辛辛苦苦种植棉花，低价出口到英国，而英国凭借先进的纺织技术加工成棉布，再卖回美国，美国处在产业链下游。
英国人还针对美国建立了一套严密的技术封锁制度，对自家优势产业实行全方位的严防死守。
新式纺织机被英国列为高度机密产品，与之相关的一切机器、图纸、工人，一律不得出境，盗窃技术机密的人一旦被抓获，将被处以严厉惩罚。目的很简单：让美国老老实实给自己种棉花。
可想而知，美国人对此相当不爽。他们想要发展自己的工业，从外部引进技术，自然把眼光瞄向了大英。
冯小刚的《天下无贼》里，葛优饰演的贼头黎叔有句名言：“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
1791年，美国开国元老、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制造业报告》，阐述了发展美国工业的路径政策，其中赤裸裸地提出，要“奖励那些从别处带给我们改善和非凡价值的秘密的人”。
当时费城的一份招聘广告上就公然写着：“任何能够透露英国纺织技术机密的人，都将获得100英镑的奖金。” 这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
美利坚的诱惑吸引了英国大量技术人才“弃明投暗”，这里面分量最重的一个人，叫塞缪尔•斯莱特(Samuel Slater)。
斯莱特出生于一个英格兰的农民家庭，从14岁开始便在一家技术领先的纺织厂做学徒，七年的学徒生涯加上过人的天分，使他几乎掌握了从纺织机到纺织技术的所有机密。
这是个有野心的年轻人，在英国的纺织厂打一辈子工可不是他的梦想。
1789年，21的斯莱特混上了一艘开往美国的客船。他故意打扮成农民模样，操着浓重的乡下口音，从而骗过了英国皇家海军的盘查人员。
到美国后，他加入了当地一家初建的纺织作坊，凭借脑子里的记忆，复制出了当时最先进的阿克莱特水利纺织机，使美国诞生了第一家现代化的水利纺织厂。
斯莱特自己，也因此拥有了工厂合伙人的身份，后来又自己创业有了十几家自己的纺织厂。1835年离开人世时，他的总财产高达100万美元。
斯莱特的纺织厂带动了美国纺织工业的繁荣，生产效率大幅度提高，逐渐成为英国的主要竞争对手。
在英国，他被英国报纸称为“叛徒斯莱特”，指责他将英国的先进技术泄露给对手，应该被送上绞刑架。
不过在美国，由于这一丰功伟绩，斯莱特被称为“美国工业之父”。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专门拜访斯莱特表示致敬：“您教会了我们如何纺纱，让我们能够挑战英国的制造业；您让这么多纺锤运行，创造了这么多就业机会，我十分感谢。”
二战时期，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一大批顶级科学家移居美国，使美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科学中心。
战争尚未结束时，罗斯福便批准“回形针行动”，将包括V-2火箭设计者冯·布劳恩在内的纳粹德国科学家引进美国，后来帮助美国打赢了太空竞赛。
1950年8月，美国海军次长金波尔亲自给司法部打电话，要求他们阻止一个叫钱学森的中国科学家回国，因为他认为钱学森掌握核心机密，“无论到哪里都值5个师”。
之后经过长达5年的斡旋谈判，钱学森才得以回国，为中国航空航天事业奠定了最重要的一座基石。
今天，当中国在半导体领域开始追赶上来，美国发布一连串的封锁围堵措施，其中一项，便是限制美籍工程师为大陆半导体企业工作。
但中国不是苏联，以太空领域为例，中国便曾在打破技术封锁上实现过一次成功的突围。
1991年海湾战争爆发，让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什么叫高科技战争。
人们目瞪口呆地看着战斧导弹精准地从烟囱钻进目标建筑，坦克集群神不知鬼不觉地横穿沙漠，而GPS作为幕后功臣，也第一次震惊了全世界。
所有人都明白，卫星导航技术将成为未来战争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而将命运寄托于美国GPS显然不现实，中国的“北斗”与欧洲 “伽利略”导航系统，于是相继启动。
不过两家刚起步便遇到一个难题：卫星导航的黄金频段此前已被美俄占用。
当时国际电联表示，卫星频率还有一小段，至于中国与欧洲是共用还是争抢，由两家商议决定，不过，最晚要在2007年之前发射卫星，否则频率自动失效。
中国当时已经发射了三颗北斗，但在技术上遇到瓶颈，尤其是导航卫星中非常关键的原子钟技术，迟迟难以突破。
不过，欧盟那边也没好到哪儿去，这个分散的大联盟不像中国可以快速决策、集中力量办事，而是来回扯皮，还在为研发费用的事头疼不已。
一个缺钱，一个缺技术，两家自然而然地想到一块合作。
2003年，中欧双方正式签订“伽利略”合作计划：中国出资2亿欧元，获得“伽利略”系统20%所有权和100%使用权，而且中方全程参与从卫星制造到用户服务的各个环节。
中国希望借这次机会从欧洲学习，实现技术跨越，合作态度相当真诚，成立了合作单位，并立即投入了七千万欧元。当时欧盟主席称赞中欧两方是“尚未结婚，但已订婚”。
但大西洋对岸，冷眼旁观的美国坐不住了，开始插手阻挠中欧合作。
美方先是用“技术分享”的胡萝卜引诱欧盟放弃与中国的合作，再是拿出“中国威胁论”的陈词滥调分化游说欧盟国家。
双方之前签署的“伽利略”合作协议基本沦为废纸，欧盟对中方技术封锁，试图将中国从计划中完全排除出去：决议不让表态、资料不让浏览、技术细节不告知，甚至还将印度拉进来，以降低中国的影响力。
前期已经投入巨额资金的中国，面临欧盟技术封锁的窘境，也明白了那个亘古不变的道理：钱买不来技术和尊严，寄人篱下没有出路。
痛定思痛，中国咬牙走上自主研发的道路，而此时，距离国际电联规定的截止时间已所剩无几。
对中国来说，难度最大的依然是导航卫星的心脏：原子钟。
制造原子钟，需要量子力学、电学、材料等数十个学科领域配合，精度要求极高，每十亿分之一的时间误差，就会造成地面0.3米的误差。
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中国科学团队日以继夜埋头苦干，终于在2007年突破了原子钟技术，然后搭载在北斗二号卫星上进入太空。
不过卫星升空后，频率还需要被国际电联认可，卫星要变轨调整，地面接收到信号。此时，距离规定的截止时间只剩92小时。
在这场争分夺秒的无声竞赛中，中国十几家研发单位一同守在一个大操场上，大家将接收机摆成一排，等待卫星变轨完成，从天明等到天黑，终于在晚上八点，收到了从两万公里外太空传回的信号。
此时距离频率失效，已仅剩4小时。操场上欢声雷动，总工程师躲在了一旁偷偷抹泪。
对中国来说，最艰苦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北斗二号开始下饺子，以每年至少两颗的速度升空组网，不断升级完善。
而另一边的欧盟，被美国的“胡萝卜”一直忽悠到2009年，双方不断扯皮，“伽利略”进度却是感人。眼看中国这边卫星不断升空，着急上火的欧盟甚至要求北斗停止发射，为“伽利略”让道。
但此时的中国，早已不像过去，在技术上仰人鼻息、忍气吞声的日子一去不复返。
到2015年10月，北斗二号已经发射了二十颗卫星，而“伽利略”只有十二颗。欧盟见大势已去，之后给中方发来致电，决定与中方共用频率。
2017年，北斗发展到了第三代，与此同时，崛起的国产智能手机上开始标配北斗系统，在商业化道路上开始加速。
这时候的美国也算明白了，继续遏制北斗系统已经没有意义，于是索性发布声明，表示GPS和北斗将互相兼容信号，支持GPS的终端也可以获得北斗服务。
这场对中国卫星导航技术持续多年的技术封锁，以中国成功突围而告结束。
在太空领域，十年前，美国便出台了“沃尔夫条款”，将中国排除在国际空间站项目之外。NASA即便在冷战时期也保持着与苏联的合作，但却对中国避而远之，甚至禁止中国游客进入NASA设施，将脱钩进行到极致。
但这一切并没能阻止中国在太空领域的步伐，过去十年里，从空间站到探月工程，一步一个脚印，美国“外交学者”网站反思：“中国的太空计划表明，美国推行的脱钩政策难以奏效。”
这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意志、日夜艰苦研发的科研人员、以及中国电子产业崛起的大背景——所有这些，促成了这场技术突围的胜利。
2013年“棱镜门”爆出之前，很少有人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从手机操作系统，到办公软件、工业控制系统，从企业，到军队、政府部门，美国科技巨头们几乎渗透了中国信息基础设施的所有环节。
《中国经济周刊》曾对此做过一期报道：“棱镜笼罩中国：美国八大金刚在中国无缝渗透”。这八大金刚是：思科、IBM、谷歌、高通、英特尔、苹果、微软、甲骨文，它们覆盖了今天的信息社会所需的基本设施。
去年，华为轮值CEO郭平在演讲中提到了一个名词：“根技术”。比如能够提供强大算力的芯片和基础软件，就是根技术，是支撑起信息时代的基石。
很可惜，目前国内的互联网巨头，大多仍然只是停留在应用层面的创新，底层创新并不多，手里是没有什么根技术的，一旦人家来个釜底抽薪，整棵大树都可能轰然倒塌。
发展我们自己的根技术，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才是应对的根本之道。
而这，就不能继续停留在仿制、跟随，而是要在基础研究上深耕。任正非曾感叹：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芯片只砸钱不行，还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
去年，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在鼓动国会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时，喊出了这样一句口号：
这项法案，美国计划投入2800亿美元，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重大的法案之一，针对的目标，当然是中国。
不得不说，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拜登的“渔网阵”比特朗普的“七伤拳”厉害得多。
特朗普事事主张“美国第一”，一众盟友也被他搞得怨声载道，相比之下，拜登连拉带打，动作不断，逐渐布下了围绕中国的封锁圈：
制裁头部企业，切断供应链。像华为，就是由于无法获得芯片，不得不停掉手机业务；
阻断人才。去年美国一纸命令，导致在大陆半导体企业工作的美籍人员，不得不退出；
拉拢小弟，建立包围圈。一开始是欧洲、日本，前几天连印度也被拉进来了围堵中国。
一切只为一个目标：牢牢把控高科技产业，保证美国人能够继续喝着咖啡拿高薪，顺便将中国钉死在产业链的低端。
而对中国来说，能否突破重重封锁，实现产业突围，直接关系中国未来国运，关系普通国民的福祉。
这场竞赛发生在芯片、太空、大飞机、新能源汽车……每一个领域的跨越，都道阻且长，而又意义非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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