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争论
一月底我把赵燕菁教授的一篇名为《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随笔文章贴在了我的几个号上，引发了微信公众号（翟东升的全球政治经济研究）、B站、头条、微博等几个平台上总计二十多万的阅读和数千评论，其中B站和微博据说被自动屏蔽掉了不少评论，否则评论数更多。围绕赵燕菁教授的观点，从事经济学和经济政策研究的朋友们也吵得很热闹，有的经济学者批评赵老师，说“你是搞土地金融的，对于宏观经济学是外行，中国可不能再吸食‘债务鸦片’了”；而其对立面则反驳说赵老师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经济学教科书出发，债务怀疑派才是黑板经济学家。（建议大家关注一下张明教授主持的两位市场派首席经济学家之间的辩论：徐高VS赵建）。我的微信公众号后台也收到很多网友的私信，观点两极分化严重：有的夸赵老师敢想敢说见地深刻而独到；也有的指责赵老师是房地产利益的代言人；还有不少人问我，翟老师你把赵老师的文章贴在自己的号上，是否意味着你也完全同意他的观点？
他这篇文章中大部分观点我都是赞同的。这两年我们俩交流得不少，每次他回京我们都会组织学界和政策界的朋友们餐叙。赵燕菁教授与我的知识结构存在一定的交叉和互补，他跟我讲土地和资本多一些，我跟他讲货币体系和国际格局多一些。今年春节他回京过年，我们又畅聊了两次，所见略同，分歧较小。《债务是经济重启的关键》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中国经济下滑不完全是因为疫情”，其实也是最近半年来我在各个场合的最主要观点之一。当然，老赵同志一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中国经济之潜在资产负债表衰退和金融风险爆发而着急，担心中国跌入日本之覆辙，因此文中急切焦虑之情溢于言表。相比而言，我的态度比他淡然而超脱一些。我觉得之所以会发生这样那样的事情，其实是历史大周期所决定的“定数”，因为一代人必然有专属于一代人的认知，人们的认知决定了他们的选择，而他们的选择又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专家学者站出来大声疾呼，通常情况下并不能有效而及时地改变大众的集体认知，很多时候只能招致误解和谩骂。我寄希望于教育40岁以下的年轻人，因为他们思想的囟门还没有完全闭合，还能学习和理解超出他们既有认知的新观念和新逻辑。我相信在社会科学领域，“心能转物”，也就是说，人们的认知不一样了，选择和轨迹就会不同。因此，对中国的前途无须悲观。
针对朋友们的评论和疑问，我觉得有必要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也罗列出来，既是对赵老师的一部分观点的补充和修正，也是梳理我自己对当下和未来经济政策的若干思考。供大家批评指正。
二、我对地方债和土地市场的由来与功能的认识
中国经济的这三十年繁荣离不开地方政府在发展中的各显神通。平级地方政府之间都是竞争对手，相互比招商引资，比经济增速，比产业升级。有些省里在开会的时候，县委书记和县长们的座位次序是根据上一年度的经济业绩安排的，非常公平而残酷，不断强化大家的竞争意识。
1990年代初，源自上海的两位领导人入主中央，相对于北京、广东、四川、东北等地的封疆大吏们，他们缺乏打江山那一代的天然权威，以至于新领导感慨说“手里没有把米，小鸡都呼不来”。于是就有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从此大部分税收收入归中央，地方政府则获得了改革和发展的大量“事权”，而事权对应着花钱的责任。各级地方政府发现自己“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谁能找到常规税收之外的额外财源，谁就能获得招商引资、基建投资、以低价水、电和用地价补贴出口制造业的先发优势，从而形成制造业聚集、年轻人流入、城市化扩张、税费收入增长的良性循环。
1987年，曾有香港公务员来上海、深圳等地，手把手教给了大陆地方干部如何经营城市，也就是如何玩土地财政，（或者用赵燕菁教授的话讲是“土地金融”），如何把沉睡的国有土地的所有权变成灵活可用的巨大财政现金流。随着这种土地经营术在各级各区域地方政府中的传播和升级，各地政府成为本地房产市场最大的庄家，中国房地产市场就出现了类似于长庄慢牛股的走势，碰上牛市就放量涨，碰上熊市就缩量横盘。操盘水平低一点的地方，会看重短期内的卖地收入，要么把价格拉得太高，要么推出的地块太大太多，以至于后继乏力，比如早年的昆明。而操盘水平高一点的地方，则提前低价屯好巨量土地，然后力保房价地价长期慢涨而又坚挺，手中的剩余土地则用作抵押物，从银行和债券市场获得巨量信贷，再用这些钱去撬动产业资本的流入和基础设施的完善，从而形成良性循环。而香港的地产商早就知道此中门道，所以有些人就跑到中国各大城市的核心地段贷款低价拿地，然后捂住不建不卖，以获取利息与土地长期涨速之间的差价。
我在以前的文章和视频中都讲过，世界上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瓶颈都是政府无力向国民提供国家安全、基础设施、国民教育、医疗保障、战略产业扶持等公共产品，所以国民陷入贫穷、动荡、内耗的恶性循环，而其背后的原因则是未经社会革命的国家机器无法征收到足够规模的税。先发国家通常是靠殖民贸易和掠夺，或者对外战争胜利获得的巨额赔款，从而将外部财源转变成对内的公共产品，以此启动现代化的良性循环。其中越是能利用好债券市场的国家，比如英国，就越能用较优的债务信用和较低的债务利息赢得国家间的长期竞争，包括在世界市场上和国家间战争中的竞争；而越是不善于管理自己的债券信用的国家，比如西班牙，就在竞争中逐步输掉自己的先发优势，陷入违约、高息和失败的循环。他们之间的竞争其实与今天中国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颇有几分相似之处。
而中国式的现代化，走的是和平发展的路子，没有外部横财，所以各地发展的资金需要从内部想办法。上述土地市场的功能起到了一个资本市场的作用，让地方政府在不必大幅提高税率也无须搞对外殖民扩张就实现了巨额资本的筹集。中国之所以能在短短二十年里就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业国家，土地市场的发育和支持功不可没。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房地产市场、土地金融的繁荣与制造业的繁荣之间曾经是一个相互促进的正相关关系而不是此起彼伏、你进我退、相互排斥的关系。
有的人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而敌视资本、债务和信用，喜欢将金融和房地产称为泡沫和虚拟经济，而将制造业和农业称为实体经济，认为虚拟经济会挤压和剥削实体经济，导致后者的衰落与空心化。这种思维只是基于局部的经验和静态的认知，但并不符合世界市场过去三四百年的历史和全球的实践经验。这种思维背后体现的是一种稀缺性思维的思想钢印，他们坚信资源是有限的，能力是有限的，预算是有限的，钱是有限的，用在了这里就无法用到那里，用在了今天就无法用到明天。这种稀缺性思维甚至被写入了教科书的基本理论假设。但是请注意，假设总是与真实世界存在一些差异和距离。就如同二维生物无法理解三维世界的逻辑一样，如果用发展的动态的眼光去审视，尤其是加上了时间维度，就不难发现上述稀缺性思维是有问题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思维和假设本身就是问题的源头。当年小平同志说，资本主义有市场，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今天，我们应该进一步解放思想打开认知，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玩得好资本、债务和信用，我们中华民族也应该学会运用和管理资本、债务和信用，而且只有用得比他们更好，才能在竞争中占据上风。两者的不同之处不在于手段，而在于目的，在于“为谁服务”的问题，即究竟是服务于大资本家族的利益，还是服务于中国乃至全世界广大人民的整体、长期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