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讲毛选第一卷第12篇《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相关历史背景。
反对策略这篇文章，是教员在陕北瓦窑堡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定稿于1935年12月27日。
这个时间点，可以说是我党我军最关键、最要命的时期。
几个月前是张国焘争权夺利的高峰期，搞得中央压力极大。
1935年中旬，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原本是一件大好事。
结果张国焘从朱老总那里套的消息，得知中央红军只剩下一副骨头架子了，只剩下一两万人，而红四方面军还有七八万人，实力上的巨大差距，立马壮大了张国焘的野心。
在随后的沙窝会议上，张国焘仗着实力强，开始向中央要权力，要控制权，当时张国焘列了个名单，想把四方面军的很多领导，都送进政治局，以达到人数过半，掌握政治局的目的。
后来因为南下北上的问题，双方闹出了不少矛盾，张国焘执意要带部队南下，而教员断言：南下是绝路。
甚至一度闹出了个密电事件，电文中有：“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教员在1934年3月召开的会议中提到的）
在关键时刻，教员审时度势，不得已来了个不告而走，没想到刚走出去没多久，四方面军的副参谋长李特骑马赶来，让四方面军的人回头，停止前进。
大喊：“不要跟机会主义者北上，南下吃大米去！”
中央红军的同志气得要直接跟李特开干，教员劝阻了并说：“捆绑不成夫妻。他们要走，让他们走吧！以后他们自己会回来的。”
后来教员称赞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就是在说这段时期叶剑英的表现。
张国焘带着部队南下后，在卓木碉会议上公然“另立中央”，自己给自己弄了一些名头后，张国焘还当场宣布“开除”教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的党籍，要对杨尚坤和叶剑英免职查办。闹得很厉害。
此后跟斯诺回忆这段往事时，教员直言这是“最黑暗的时刻”。
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教员也随部队进驻吴起镇。
大概11月份左右，南下红军在百丈关战役中吃了大亏，折损过半，已无实力继续进攻四川军阀，这大大挫败了张国焘的气焰。
随后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奉命返回中国向中共传达共产国际七大会议精神，带着密电码，从外蒙入境，一路跋山涉水，穿过茫茫无际的沙漠，成功到达陕北瓦窑堡。
林育英的到来，重新恢复了中共和共产国际的联系，压力一下就给到了张国焘那边，毕竟中共内部闹成这样，谁先跟共产国际恢复沟通，谁就能占得先机。
而林育英代表共产国际多次与张国焘交涉，才算从根子上让张国焘意识到自己没机会了，答应取消“中央”。
值得一提的是，这期间王明是持批评张国焘态度的，从莫斯科那边发来了电文，批评了张国焘，起到了拨乱反正的作用。
这可能也是教员一开始对王明回国，持极大欢迎态度的原因之一。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一是为了听取林育英的汇报，二是为了讨论接下来的政策。
1935年，中国的形势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中日矛盾已经逐渐取代国内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1935年1月中旬，日军首先制造了“察东事件”，迫使南京政府承认察哈尔沽源以东地区为“非武装区”。
随后南京政府又答应了小鬼子一系列过分条件，达成了“何梅协定”、“秦土协定”，导致河北、察哈尔省大部主权沦丧。
而老蒋一边对日本采取妥协态度，另一边又调集了重兵围困陕北红军。
把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以及中央军的胡宗南、关麟征、毛炳文等部，都调过来了，准备一口吞下陕北红军。
此时中央红军处境是很艰难的，陕北原本就没有啥产出，穷的要命。
养活几千红军就已经很吃力，一下又多了上万红军，部队的穿衣吃饭补给都成了大问题。
率领红军来了一次东征，打了阎老西的秋风，《沁园春.雪》就是这段时期写的。留下了千古名句“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面对如此困境，教员的思路是不能再走老路了，这也要打击，那也要杀绝，只会把自己弄成孤家寡人，走上绝路。
简而言之，这个策略就是：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要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放开思想上的束缚。
但当时我党走的路线还是“左”倾冒险主义那套，教员的思路是对旧路线的一种挑战，当时也不能直接说这个路线是错误的，只能提“关门主义”。
果不其然，在大方向上，博古等人是同意的，然而在“要不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问题，发生了严重分歧。
为了说服博古等人，让他们认清形势，教员费了很多口舌，举了很多例子，把历史上红军遭受的损失，背后的原因，都做了分析。
《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这篇文章，主要说的就是这个事。
如果知道了这个背景，再去看这篇文章，就会惊叹，教员讲话实在太犀利了，半句废话都没有，直中要害。
教员在发言中提出，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入侵华北，中华民族面临危亡关头，不仅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应当联合他们抗日。
博古表示反对，而反对理由是根据苏联的经验：“中间势力是最危险的。”（龙超清等人就是借助这一经验，杀了袁文才、王佐）
博古还发挥专长，引经据典，通过阶级分析，引用列宁、马克思等言论，讲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得出反对联合民族资产阶级抗日的结论，说这是背离马克思主义的。
教员回怼，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不一样，在亡国灭种的关头，他们是有参加抗日的可能，甚至就连大资产阶级内部也会有分化的可能。
在小鬼子的压迫下，我们都快亡国灭种了，在老蒋的围困下，陕北红军都陷入如此险境了，随时都有可能覆灭。
都到这个时候了，还不想着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还在搞关门主义这一套，还搞什么“圣经”。
“革命的力量是要纯粹又纯粹，革命的道路是要笔直又笔直。”
“圣经上载了的才是对的。民族资产阶级是全部永世反革命了。”
“对于富农，是一步也退让不得。对于黄色工会，只有同它拼命。如果同蔡廷锴握手的话，那必须在握手的瞬间骂他一句反革命。哪有猫儿不吃油，哪有军阀不是反革命？”
“知识分子只有三天的革命性，招收他们是危险的。因此，结论：关门主义是唯一的法宝，统一战线是机会主义的策略。”
最后教员向博古发出灵魂一问：“难道这样做，就是对祖宗不忠？对祖宗不孝吗？”（这里的祖宗大概是指共产国际）
经过一番论战后，教员最后得出结论：“同志们，统一战线的道理和关门主义的道理究竟哪一个是对的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到底赞成哪一个呢？我坚决地回答：赞成统一战线，反对关门主义。”
“人中间有三岁小孩子，三岁小孩子有许多道理都是对的，但是不能使他们管天下国家的大事，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天下国家的道理。”
“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革命队伍中的幼稚病。坚持关门主义策略的人们所主张的，就是一套幼稚病。”
博古这样的思想看起来自然幼稚，但在座的诸位，谁又敢拍着胸脯说，在做事的时候，真正做到了求同存异，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
在现实中，不要说合作了，但凡观点有点差别，就要赶尽杀绝。
教员的这番论述，十分有力，说服了党内大多数人，让大多数接受了教员有关统一战线的策略。
要是没有这个政策，张学良和杨虎城就算愿意接触红军，也要被博古等人拒绝。
连民族资产阶级都不愿意合作，还能跟大军阀、大资产阶级合作？
西安事变对于中共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就不用多说了。
实在不知道内情的，这个我们也写过了，感兴趣的可以回看。
周恩来评价：“不论张学良将军死活，我们中国共产党评张学良将军为“民族英雄、千古功臣”。”
而在张学良的壮举背后，鲜为人知的是教员的超前谋划。
教员也不可能预料到西安事变的发生，但他指出了方向，知道朝什么方向努力才有希望，朝哪里走才有生路。
后来很多老干部回忆教员，都喜欢用“一贯正确”这个词，这是有历史原因的。
在重要关头，教员的意见每每都能证明是正确的，是对的。这种情况不是一次两次，几乎是每一次。
给作者打赏，选择打赏金额
¥1¥2¥5¥10¥20¥50¥100 自定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