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每个异族建立的政权都是二元制的，即建立政权的民族和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实行分而治之，以此来保证民族的独立性，进而维护政权的独立性。
鲜卑建立的北魏是这样，蒙古建立的大元是这样，满洲建立的大清自然也不例外。
从大清入关到乾隆末年，将近150年的时间，汉人都被封闭在长城以南、嘉峪关以东，不允许迁徙到传统汉地以外的地方。而东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传统游牧地区，大清任命的军政官员，几乎都是满人。
例如新疆，自从乾隆收复新疆以后，大清任命过30名伊犁将军，其中3人是蒙古旗人，27人为满洲旗人，至于都统、参赞等高级官员，也基本是满洲旗人。
新疆驻军倒是有不少汉人，但大清在新疆实行民族隔离政策，专门建造城池给满汉人员居住，不允许他们和新疆本地人私下来往。
除此之外，大清在新疆北部实行札萨克制，新疆南部实行伯克制，这些都不是传统中国王朝的官制。乾隆发给札萨克和伯克的官印上写着满文、蒙文、维文，唯独没有汉文。而且札萨克和伯克们进京朝觐时，也不能经过陕甘一带，必须按照规定，在长城以北的蒙古地区行走。
大清这么做的目的，就是要切断汉人和少数民族的关联，迫使少数民族和满洲结盟，利用广袤的土地和内陆骑兵，制衡占人口多数的汉人。
同样因为大清是以小族凌大国的异族政权，入关之后就充满了不安全感，为了提高汉人对大清的忠诚度，历代皇帝便极力提高儒家的地位，希望用三纲五常、君君臣臣的理念，削弱汉人的反抗心理。
而且康熙、雍正、乾隆等大清皇帝，通过文字狱的血腥手段，从文官士大夫手里夺走儒家经典的解释权，从那以后，大清皇帝便晋升为言出法随的儒家圣人，操纵着汉人的精神思想。
儒家，也从晚明时开放包容的意识形态，彻底异化成扭曲封闭的宗教。
就这样，凭借种族隔离和文化操纵，大清稳坐江山两百年。
实事求是的说，大清确实是中国王朝，但大清的一切成就都和汉人没有关系，汉人本质上是大清的耗材。
如果大清一直强盛下去，那么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就永无出头之日。只有大清政权遭遇挫败，那个笼罩大多数人的囚笼，才有可能破裂，而此消彼长之下，汉人才有可能真正恢复力量。
当占人口多数的汉人被彻底解放出来，这个国家才能进行最大范围的动员，爆发出被大清封印的潜力。
从这个角度来说，鸦片战争以后，大清接连不断的挨打，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事实上，正是在挨打的过程中，大清的种族界限和儒家宗教逐渐崩盘，汉人的力量逐渐恢复，武昌城头的一声枪响，就让江山变了颜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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