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实现民族复兴这一伟大目标，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注定要进行全面深刻的斗争，需要克服的困难和必须解决的矛盾以及坚决战胜的挑战可谓林林总总，但究竟什么东西才是其中的主要矛盾，具有总纲的性质呢？
概括地说，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朝着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前进，所面临的问题无非就是内外两个方面，从矛盾的角度来看，就是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深刻理解与辩证分析当代中国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的关系，从中找出起主要作用的一方，也就找到和瞄准了实现民族复兴的焦点与要害。
从内部矛盾的范畴看，当今中国面临的矛盾很多，基础性的矛盾依然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任何时候都客观存在，但具体呈现对抗性还是非对抗性，则要依据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而不同。在当代中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体上已经没有对抗性，而是彼此之间的适应性发展，是要对二者不断进行合理调适，这就是所谓的中国之治，总体上已经达到良治善治的水平与境界。
从外部矛盾的范畴看，当今中国面临的挑战与危险呈现这样三个突出特点：
一是挑战与压力越来越大。未来一种可能的前景是，针对中国，整个西方世界都要压上来，一起挑衅发难；
二是对抗性质越来越恶劣。霸权集团对中国的打压在深度与广度两个方面急剧拓展发展，由此导致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冲突越来越严重，中西方关系的对抗性成为彼此关系的主导；
三是发生颠覆性危机的可能性不可低估。所谓的颠覆性，就是人们通常所讲的“摊牌”、“破裂”，目前，中美关系正急剧地走在向这个战略节点发展靠近的进程中，有朝一日果然走到这一步，中美关系如此剧烈变化必将在相当程度上颠覆现有全球战略格局，从而推动世界各国关系发生大动荡、大改组，也将催化产生大面积深刻的对抗与冲突，也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构成最重大的挑战，形成空前的危机。
由此看来，当代中国内部矛盾与外部矛盾各自的属性及彼此关系也就一目了然了。也就是说，内部矛盾不具有颠覆性，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会因为内部矛盾而中断，但外部矛盾则具有强烈的颠覆性质，是可能造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半途而废最危险的因素，毫无疑问，因而也就成了主要战略矛盾之所在。外部矛盾其实就是民族矛盾，所以，笔者早就认定，当今中国外部矛盾大于内部矛盾，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参阅笔者2012年文章《内忧与外患：未来十年中国的挑战（之六）》，2014年文章《当代中国民族矛盾的特点与未来发展趋势》），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焦点与要害问题。
有鉴于此，关于中国的反霸斗争问题，笔者想强调如下几点：
中国同霸权之间的矛盾已经走向战略与历史的深处，斗争已经无可避免，霸权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最大的斗争对象。对于这一点，只要眼睛不瞎、心术摆正、尊重客观事实，人们都已经不会有什么意见了。
但是，要不要鲜明地举起反霸大旗，一些中国人却有种种顾虑。在政治上，有“不当头、不举旗”的遗言祖训，直到今天还被一些人奉为金科玉律；在经济上，有人特别害怕因此影响同西方的金融贸易关系，因此遭遇更大的损失；在军事上，一些人对西方各种先进“武器”内心里始终都相当恐惧，始终都难以树起与之对抗并战而胜之的信心与勇气；在科学技术上，对于自己是否真的能够实现高科技的自主自立，解决“卡脖子”问题，也没有把握……总之，面对有史以来最大最猖獗的霸权，这些人从心底里感到胆怯，一个“怕”字占据了他们战略思维与情感的大部分空间。
怕字当头，反映在具体对策上就表现为如下两种主张：一是回避，尽量躲避或躲开霸权的锋芒，面对来自霸权的羞辱打击，以忍为上，本着忍辱负重的态度加以对待；二是隐藏，即“多做少说”，尽量隐藏自己的行动，让霸权对中国放松警惕、麻痹大意，利用这样的空子来积攒自己的实力，以求将来奋起反抗之际能打对手一个出其不意、措手不及。
应该说，上述这些主张及相应表现也不失为一种策略与办法，应该承认，这些东西在一定条件下也能够起到一定的效果。但是，在中美关系发展到现在这样的阶段，上述路径已经走不通了。如果继续奉行上述主张的话， 总体上将有弊无利，其突出的不利之处在于以下三点：
一是这种办法的战略隐蔽作用已经不复存在了
如果说冷战结束初期，在战略上混沌未明时代，中国的“韬光养晦”办法还曾起到一定战略隐蔽作用的话，那么现在继续忍辱负重已经于事无补了。现在，中国已经被霸权当成最大的战略对手，同霸权国家的关系已经发展到要通过所谓“战略竞争”一较高低的阶段。中美关系现在与将来就是输赢关系，为此霸权当局将无所不用其极，将采取一切手段来打压遏制中国，矢志要赢得再一次冷战式的胜利，这在美国方面已经公开化了。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喋喋不休地陈述什么中美两国“共同利益”远远大于 “彼此分歧”，根本麻痹不了霸权，也无助于化解或化解霸权的进攻，而只能是自我欺骗，只能堕落成为可怜的“鸵鸟政策”。
二是由此内卷带来明显的消极影响
面对霸权攻势一味妥协退让，由此所产生的内卷效应不可忽视。其严重的内卷后果之一，就是严重影响政治公信力和国家的战略形象，给公众造成十分不良的执政印象，即通常所说的“软”或者“弱”，遭致民众的不满与愤懑。从而同民众之间产生心理情感隔阂，还可能出现一定程度人心涣散、意气消沉的不利局面。此情此景，对于一个走在强起来道路上、致力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家来说，是不可忽视的消极影响。
三是国内亲美亲西方势力猖獗
中国国内存在可怕的第五纵队和带路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大量亲美亲西方势力一直很活跃，这也早已见怪不怪了。出现这些现象，当然有多方面深刻的社会原因，但其中一点不可忽视，那就是在中国并未形成强大的反霸政治舆论，因此亲美亲西方势力依然可以招摇过市，他们不但活动自由，而且还对影响国家对美关系的决策与走向信心满满。这些势力将空前强烈的反霸民愤视若无物、嗤之以鼻，从思想到行为都表现得相当猖獗、相当有恃无恐。原因就在于他们断定中国不可能敢于公开反霸，既然对外不敢公开举起反霸大旗，对内就不得不打狗看主人，针对亲美亲西方势力就要高抬贵手、轻易触碰不得了。
因此，笔者一直强烈主张，反霸斗争必须内外兼修，不搞好中国国内的反霸斗争，就不可能搞好对外关系上的反霸斗争（参阅笔者《反霸斗争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同敌对势力作斗争，要内外两条线同时进》等文章）。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一个必然之变，也是当代中国难以逃避的战略宿命。
现在，中美关系已经发展到中国应该公开举起反霸大旗进行坚决反霸斗争的时候了。只有这样，才能抓住主要矛盾，团结带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进行战略竞争。前有未有的战略竞争充满了不确定性，蕴藏着空前巨大的战略风险，对此，最根本的对策是调动和激发全中国人民的力量，而不能简单地走上层路线，单纯依赖新兴资本家或者几个精英。这样才能达成得道多助的效果，也就是说，只有得全中国人民之道，受全国人民之助，才能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对内是这样，对外也是这样，只有坚决不妥协地树起反霸大旗，才能在此基础上打造强有力的反霸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在霸权的欺凌打压下遮遮掩掩、缩手缩脚，不管同具有强烈反霸诉求的国家走得多近，也难免给人以并不坚决、只是被逼无奈的印象。在这样的状态下，想要打造同呼吸、共命运的战略联盟根本没有可能，貌似形成的统一战线也因此将相当松散，缺乏凝聚力与向心力。
如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现在有一种说法，即能打败中国的只有中国自己，关键是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办好。理解前半句，似乎是说中国最大的危险来自内部；理解后半句，可能有人就要把“办好自己的事情”同“反霸斗争”对立起来了。其语境就是，不要过多地操心霸权干什么，只要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霸权就奈我其何！
我们说，上述这个说法，其前半句的判断是片面的。且不说中国自己打败自己的可能性有没有，关键是想打败中国的绝不仅仅是中国自己，霸权就有强烈的打败中国企图，并且其危险性还明显大于前者，任何人也不敢打包票断言中国已经可以打遍天下无敌手。因此，这样描述中国所面临的主要矛盾与主要危险过于武断，因而也是偏颇的。现如今中国来自外部的危险与危机明显大于源于内部的危险与危机，这是不争的事实。上述说法的后半句往往也使相关理解走入误区，其误就在于很多时候都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同“反霸斗争”对立了起来、割裂了开来。但事实上，“反霸”就是中国自己的事情，而且还是自己最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办不好，就可能发生颠覆性的灾难，就有再次中断中国现代化历史进程的危险。坚决进行反霸斗争，这是新时代中国人民“伟大斗争”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涵，非但同“办好自己的事情”不对立，相反，二者高度耦合统一。
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不移在内外两条战线上开展反霸斗争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参阅笔者文章《反霸斗争将成为推动中国发展的新动力》），将成为解决许多现实矛盾与问题的有效抓手。
其一， 强化政治治理，引导和改造新兴资产阶级
新兴资产阶级在中国显著存在并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这是不争的事实。如何团结、规范和引导他们，使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与社会框架内将积极作用最大化，这是相当棘手的政治难题，其中相关政策的高、低、轻、重相当难以把握。反霸斗争则是很好的杠杆与抓手，通过组织动员新兴资产阶级参与到反霸大潮中来，将有效地激发与引导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有效地团结他们中的大多数，较好地实现对这个阶级（或阶层）的政治领导，并在斗争中使之得到改造，从而进一步打开当代中国中国政治治理的新局面，在某种程度上说，也开辟了政治治理的一片新天地。
第二，加强经济实力，牢牢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主导权
当代中国经济同西方资本主义经济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强烈的双重性质。一方面是促进发展的积极性，一方面则是由此带来主导权削弱的消极性，二者之间的关系要依据时代背景与战略条件的不同而发生不同的变化。在中西方关系以“战略合作”为主的年代，中西方经济联系中的积极性起主导作用，积极性大于消极性；随着中西方关系进入到“战略竞争”的时代，中西方经济关系的积极性质日渐消退，而消极性则急遽上升。对中国而言，这种消极性突出表现为发展经济的战略主导权之争。此前，在 “战略合作”“全球化”等时髦光环的迷惑下，中国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在诸多方面或者也失去了自主，或者自主性缺失，譬如著名的“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论调甚嚣尘上等，一些人热衷于从西方引进、模仿，热衷于搞依附性的生产链条，从而导致对西方市场的依赖，导致对西方经济体系的依赖，出现了诸多战略上 “软肋”。弥补这些“软肋”，开展反霸斗争将成为最直接、最有效的推动力。通过反霸斗争的促进与拉动，中国将加快自己的战略觉醒，加快补上经济自主自立自强的课。反霸斗争越是激烈急迫，这种补课效果就越快越好。通过这样的战略性补课，中国的经济实力才能避开“肥”而不“壮”的陷阱，才能由“大”而“强”，才能在“实”的意义上有战略性的进步，才能升级升华成为国家与民族的铜筋铁骨。
第三，突破技术枷锁，解决“卡脖子”关键问题
反霸斗争形成空前强大的牵引力量，将有效拉动中国攻克各个高科技“卡脖子”问题。人们都知道，如果没有当年美国压迫以色列撕毁与中国之间的预警机合作项目，今天中国则很难有空中预警军事力量的突飞猛进；没有当年欧洲伽利略系统对中国的排斥，也很难有今日中国北斗系统在太空中辉煌闪耀。种种事实证明，只要中国下定同西方斗争的决心，就一定能排除万难去争取到辉煌的胜利；相反，凡是同西方搞“合作”、玩“共赢”的那些东西，无一不受制于人。所以，下定自主自立自强的决心，往往在相当程度上要依赖所谓的“倒逼”，即非要人家西方“逼一逼”才行。其实，从根本上说，反霸斗争也属于逼上梁山，突破技术枷锁，解决“卡脖子”关键问题，也同样属于逼上梁山，正面的阐述，这就是反霸斗争的牵引。解决“卡脖子”问题就是具体的反霸斗争，进行反霸斗争必须突破技术枷锁，二者高度耦合统一。
上述几个方面也仅仅是反霸斗争的牵引拉动作用之大要。事实上，开展反霸斗争将使中国从内到外都焕发出新的活力与生机，反霸斗争凝聚人心、团结人民，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十四亿中国人民团结在一个旗帜下，万众一心向着共同的敌人做坚决的斗争，由此焕发出来的伟力前有未有。如果问当今世界什么力量最伟大、最磅礴，毫无疑问就是中国人民的力量，这是最宝贵的资源。
如何抗击霸权的围剿与遏制，这是当代中国最重大、最紧迫的战略课题，对于这个天字第一号课题，心动手痒争相献计献策的人很多，不同的人给出了不同的解决方案。
有人把抗击霸权的希望寄托在扩大对外开放上。持这种立场的人认定，只要中国继续扩大开放，尤其是扩大对美西方的开放，就能化解来自西方的攻势，就能保住中国复兴崛起的发展势头。
我们说，这种想法是相当幼稚的一厢情愿。事实上，继续加强中国同西方的联系，现在已不可能让西方回心转意，也难以对西方构成约束与制衡。坦率地讲，这种思维依旧停留在过去中西方“战略合作”的阶段，仍然局囿于“互信共赢”的层面。但现如今中西方“互信”与“共赢”的基础已经不复存在，“战略合作”已经被“战略竞争”所替代，过去意义上的对外开放已经不能适应新变化、新形势，而必须改弦更张、改质增效才行。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我们并不反对对外开放，因为扩大开放是发展前进的象征，也是实现发展前进所必须。但具体怎样开放，向谁开放，开放什么，则需要与时俱进，需要根据背景与条件的变化而变化。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局势进入新的大动荡、大改组时期，过去意义上的开放必须在这样新的历史时期得到改造与升级，使之升华成为新阶段、新特质、新内涵的对外开放战略。
要做到这一点，反霸斗争是强大的牵引，同时也是澎湃的内生动力。通过反霸斗争，将拉动中国的对外开放实现战略转型，使之向着政治与战略的更高层面迈进。如果说，对外开放过去主要着眼于经济的话，那么今后中国对外开放的首要指向则是战略利益第一，就是要塑造新时代的国际反霸统一战线。完全可以说，反霸统一战线就是新时代的对外开放，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理应采取的大战略。坚定的反霸斗争和新时期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二者构成一体两面的关系，表面上看是两件事，但实质上却完全都是同一个事情。
实行这个大战略，首先要反对右倾关门主义。这种右倾关门主义的具体表现，就是打着 “不结盟”的旗号，拒绝打造全球反霸统一战线，让中国在战略上始终处于孤家寡人、形单影只的尴尬境地。
中国革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左”倾关门主义，这种“左”的盲动不懂得争取中间派，不知道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的重要性，而把一切他人都视为对立面加以打击，关上革命统一阵线的大门。结果把自己孤立了起来，变成孤家寡人了。现在则出现了一种右倾的关门主义，这种右倾盲动把所谓“不结盟”奉为金科玉律，不得越雷池一步，以所谓“靠不住”为借口不去争取中间派，以什么“白眼狼”的说辞拒绝联合一切应该联合的力量，同样是也关上了统一战线的大门，结果同样把自己孤立起来，变成了孤家寡人。
我们认为，从战略意义上说，当代中国的这种右倾关门主义基本等同于投降主义。在两强争霸的冷战时代，不结盟是抗衡两极世界的有效举措，具有不可忽视的积极意义，因此中国虽然并不是不结盟国家，但大力支持不结盟运动。进入现如今“战略竞争”时代，霸权同盟集团不断扩张，极力做大做强，以此纠集庞大的战略队伍压向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把“不结盟”作为信条来约束中国，事实上就是逃避，就是害怕惹恼霸权的消极鸵鸟政策，就是不敢直面霸权的围剿而与之做坚决的斗争。
我们眼前的世界是霸权肆虐的世界，霸权国家把霸道、霸凌与霸虐行径发展到极致，连中国这样的大国都难免罹受其灾。究其原因，就是战略均势被严重破坏，在力量对比中，霸权集团占有绝对性的力量优势。与此相对应，则是反霸力量四分五裂，不能形成统一战线，更远远没有拧成一股绳。从民族复兴的前途与未来出发，中国迫切需要优化全球战略格局，推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公平更正的方向发展。而要做到这一点，一方面需要持续发展深化东升西降的战略进程；一方面还要汇聚全世界的反霸力量，使之凝成一个有机整体，以防止霸权将新兴力量各个击破。可以说，没有前者为基础，后者就要成为失去根基的无谓之举；而没有后者的保障加持，则前者的可持续性也将出现严重的危机。二者不可偏废，必须齐头并进才行。只有这样才能粉碎霸权的围剿和进攻。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反霸斗争对于当代中国的发展壮大具有全面的牵引拉动作用，也是打主动仗所必须的战略与策略。所谓千头万绪抓根本，反霸斗争就是最大的根本。从这个意义上说，民族矛盾上升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中国新的难得的战略机遇。开展反霸斗争将为中国塑造一个新的战略机遇期，将推动中国英勇地走向全面发展复兴的伟大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