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1959年间，西藏存在着一支特殊的部队——藏军。
藏军的管理、训练、装备、服装均参考英军模式，教官大都是驻印度的英国人，连操练口令都用英语。
穿制服的藏军步兵，背景为日喀则宗山城堡，1938。仔细看图中敬礼的军官，姿势和香港电影里的警察一样，手心朝外
趁着辛亥革命后中土一片大乱，他计划收回所有历史上藏民族居住的领土，包括划归四川省和青海省的藏区。
由于当时川滇军阀正在混战，西线川军实力孱弱，西康一带逐渐被西藏噶厦政府控制。
1918年，藏军攻克西康重镇昌都，并在此建立指挥部。
随后，见好就收的西藏政府在英国代表调解下与北洋政府讲和，签订了《中藏昌都停战条约》——“中藏”，自立门户的意味已经昭然若揭。
在青海，藏军和军阀马步芳等展开了长达十几年的战争。
马家军的战斗力大家都清楚，藏军能和他们打得有来有回，可见战斗力十分可观。
直到1932年藏军被马家军击败，西藏噶厦扩张的势头才被封堵在长江源头以南。
昌都战败后，西藏开启了和平解放进程（《入藏与入台》）。
1951年7月16日，带着签署好的协议，中央西藏工作首席代表张经武经新加坡、加尔各答、噶伦堡等地转机，抵达西藏亚东。
在这里，他与准备流亡的十四世宗教首领会晤，介绍了协议情况。
一番劝说，对方最终决定携西藏旧贵族折回拉萨，与中央政府合作。
在张经武和西藏旧贵族返回拉萨的同时，张国华、谭冠三率十八军三千余人进驻拉萨，另有两万余解放军分驻日土、噶尔、日喀则等西藏各地，实现了对西藏各主要城市的控制。
不久，一个难办的问题摆在了张经武、张国华等人的面前——如何处理这支特殊的藏军。
几经周折，西藏军区将尚存的9000余藏军进行了精简，遣散老弱病残，保留了比较精良的七个团约3300人。
1952年2月11日上午，藏军在拉萨正式换装，授予军旗。
出于尽可能尊重西藏原政治生态的考虑，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与西藏旧贵族商议：精简后的藏军除易旗和换装外，驻防地、编制等均保持不变。
就是这个“保留藏军”的决定，为1959年拉萨的骚乱埋下了祸根。
当时张经武等人并不知道，就在精编后不久，藏军第一至六团的连营长曾集体盟誓：反对改革，准备反抗。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上的签字人员（右起）：李维汉（中央统战部长）、张经武（首任驻藏代表）、张国华（18军军长、西藏军区首任司令）、孙志远（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
从1951年解放军进藏开始，拉萨就一直暗流涌动，藏军对于旧体制有着宗教般狂热的信仰。
而解放军官兵和驻藏干部受新思想的影响，对藏族的很多宗教习俗并不认可，不少人“改革心切”。
为了防止双方发生矛盾，北京对西藏问题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一再要求地方干部不搞土改与民主改革，并将西藏问题决定权收归中央。
不过，这类“特殊政策”只适用于卫藏，西康和青海的藏区并不在照顾范围内。
也正是西康和青海的变革措施使旧贵族高层认识到，西藏的改革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1956年11月，西藏宗教首领应印度政府邀请，赴印参加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活动。
一行人从日喀则出发，先到锡金王国甘托克，随后搭乘飞机至印度新德里；在这次访印过程中，他向印度总理尼赫鲁提出了政治庇护的请求。
与此同时，周恩来也前往印度与尼赫鲁会面，并在一个月内与西藏宗教首领数次会谈。
经周恩来说服和尼赫鲁的保证，一行人又于隔年二月返回西藏。
至1957年春，藏区的形势已经非常严峻，其中又以西康地区的骚乱最为激烈。
这其中有很多复杂的原因，比如：民族矛盾、宗教矛盾、阶级矛盾、国际国内政治大环境、外部势力渗入等。
由于西康地区不在“特殊待遇”范围内，大批藏人从西康逃至噶厦政府控制的拉萨，后迁至拉萨南部不远处的山南市。
随着矛盾日益升级，局面渐渐演变为赤裸裸的武装交战。
山南位于拉萨东南部，今天大约1个半小时车程，这里曾是1959年叛军的大本营
中央情报局从1951年开始便立项了所谓的“西藏专案”，在此后长达二十年里，中情局从人员、资金、武器装备等多个方面对分裂势力进行了支持，扶植起一支叛军武装。
这支叛军里的骨干在关岛和美国本土科罗拉多训练后，空投至西康和山南地区。
在美国的大力支持下，叛军规模迅速壮大，发展成一万人以上的半正规军。
1957年前后，叛军随大批藏民一起由西康入藏，以山南哲古宗为根据地，经常与西藏军区部队产生冲突摩擦。
不仅如此，中情局还聘用外国人驾驶B-17轰炸机，前后分多个批次将在塞班岛接受特工训练的藏人空投到山南的桑耶寺旁。
他们携带美式无线电台潜入拉萨，建立起完整的情报网。
1958年5月20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批准了策反西藏宗教首领的行动，负责直接和他本人接触的是早已收归中情局门下的两个哥哥。
在1959年西藏骚乱爆发之初，西藏旧贵族的出逃方案也完全是由中情局一手策划的，负责护卫其撤离的是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科。
“西藏专案”在中情局持续了整整二十年，直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才寿终正寝。
1959年中情局用C-130运输机向西藏反动武装空投物资
1959年初，拉萨局势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最终点燃这个火药桶的火星是谜团重重的“看戏事件”。
话说在当时的关口，十四世宗教首领已经成了一个双方争夺的焦点人物。
噶厦高层、反动叛军和中情局组成的“叛乱力量”从各个方面对其积极争取，反复动员他起事，而西藏工委一方则仍抱有争取的希望。
2月7日（藏历年廿九）这天，西藏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与宗教首领一起观赏贺年金刚舞。
二人闲聊时，达赖提出在大法会后择日去观看西藏军区文工团演出：
“听说西藏军区文工团在内地学习回来后演出的节目很好，我想看一次，请你们给安排一下。”
几番商定，观看的地点定在了西藏军区礼堂，时间为3月10日。
罗布林卡大门，1938年。罗布林卡是旧西藏的“夏宫”
3月9日，观看演出的事情被叛军高层得知，认为“看戏”一事可以大做文章。
当晚，他们抛出汉人准备“鸿门宴”的消息煽动群众，至10日清晨，罗布林卡门口已聚集2000余人。
这些人鱼龙混杂，既有不明真相的民众，也有叛军骨干分子。
叛军骨干在门口当场召开各种所谓的“会议”，公开撕毁“十七条协议”，打伤打死亲中央政府的藏族高官，试图建立取代噶厦政府权力的机构。
解放军阿姨为我梳妆，1959年拉萨，摄影：蓝志贵
3月10日罗布林卡骚乱的同时，在西藏军区礼堂里，大家正惴惴不安地等待文工团演出。
可原定下午三点开始的表演，推迟到四点多还是不见开始。
突然，西藏工委副书记、西藏军区政委谭冠三上场了，他向大家宣布了罗布林卡发生的事件，要求大家立即回到各自单位，准备应对。
当时中央驻藏代表张经武和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均在北京开会，事态紧急，由谭冠三暂时代理中央驻藏代表，全面主持西藏工委和西藏军区工作。
入夜，驻拉萨的三千余藏军和山南前来增援的叛军共7000多人一起出动，占领了拉萨市周围各制高点。
叛军在药王山（拉萨市制高点）、罗布林卡、布达拉宫及市郊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各驻藏机关和西藏军区大院形成了包围态势，形势千钧一发。
综合各种迹象看，这是一场叛军计划缜密、有备而来的军事行动，不仅动员迅速，连时间也是精心选择的——张经武和张国华等军政高官均在北京开会。
起事当日，叛军还和印度驻拉萨领事馆做了沟通联络，作为最坏场景下的退路。
3月10日，由于谭冠三等驻藏干部并不清楚达赖本人的态度，所以没有轻举妄动。
在接下来的一个周里，谭冠三通过“秘密渠道”（阿沛·阿旺晋美）先后于3月10日、11日和15日致信被困罗布林卡的宗教首领，并于3月11日、12日和16日收到亲笔回信。
“害羞难言，忧虑交加，而处于莫知所措的境地，待情况安定了，一定同您见面。”
“现在此间内外的情况虽然仍很难处理，但我正在用巧妙的办法，在政府官员中从内部划分进步与反对革命的两种人的界限。”
“一旦几天以后，有了一定数量的足以信赖的力量，将采取秘密的方式前往军区。”
后来，出逃印度的宗教首领把这些话解释成“拖延时间”和“缓兵之计”。
他或许并不清楚，其实西藏工委早已经把可能出逃的情况汇报了北京，得到明确指示如下——
噶厦集团公开叛乱，叛乱武装攻击人民解放军，西藏政治形势完全明朗，这是极好的事。对可能的逃跑，人民解放军一概不要拦阻，无论去山南，去印度，让他们去。
第一封亲笔信。从第一行到第十行前半部分是谭冠三信的藏文译文，从第十行后半部到末尾是十四世宗教首领亲笔回复。
3月17日夜，宗教首领及随从由中央情报局特别行动科护送离开罗布林卡，逃向印度。
特别行动科（现称特别活动中心，Special Activities Center）是中央情报局直属的特种部队，常用于执行“政治上不可行”的秘密行动。
他们一般不会穿美军军服，也很少使用美军武器，就像《碟中谍》里的阿汤哥一样。
西藏旧贵族一行有浩浩荡荡600多人，而藏区人烟稀少，上千里逃亡路上的食品、物资供应是很大的问题。
因此美军飞机曾数次飞入西藏内地，一边侦察解放军动向，一边为出逃队伍空投食品、地图、收音机等物资。
（左起）十四世宗教首领、李觉、谭冠三、张经武在拉萨
大战将至，军委紧急拟定入藏部队作战方案，决定调54军等部队分多路入藏。
在北京开会的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立即乘飞机赶赴青海格尔木，率军沿青藏线增援拉萨。
上级同时要求驻拉萨的西藏军区部队对现有据点长期坚守，不要轻易主动出击。
3月20日凌晨，叛军7000余人向驻拉萨的各机关发动全面进攻。
当时解放军驻拉萨的兵力只有不满员的13个步兵连、一个轻型装甲连、一个炮兵团，加上机关人员和文工团，总计约2000人。
其他带入藏区的作战部队大多驻守在日喀则、亚东、察隅等边防地区，用以警戒时刻虎视眈眈的印度。
考虑到西藏幅员辽阔、交通不便，想迅速增援几乎不可能；正因如此，上级才指示驻拉萨部队“不要轻易主动出击”。
不过，仅仅经过3月20日和21日两天激战，解放军即先后攻克罗布林卡、小昭寺等叛军重要据点，实现转守为攻。
3月22日，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势下，药王山、大昭寺、小昭寺、布达拉宫等藏军据点相继被攻克或投降，拉萨市内的骚乱基本平息。
叛军在拉萨受挫后，逐步回撤山南，并于3月26日在山南成立所谓的“临时政府”。
4月初，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率大军沿青藏线抵达拉萨，他以四个团的兵力合围山南地区的叛匪老巢，粉碎了他们建立所谓“第二国都”的美梦。
紧接着西藏军区又举行了纳木湖、麦地卡等战役，进剿各地的残余叛匪。
而出逃的西藏旧贵族一行在经过十几天的漫长跋涉后，到达了印度实际控制的藏南达旺地区，开启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流亡生涯。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情局每年编列大量预算供流亡政府使用，其巅峰期的经费一度超过了西藏自治区政府的全年财政预算。
1959年4月，拉萨各族人民集会游行，热烈庆祝平叛胜利
在1959年整个平叛过程中，除深度介入的美国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外部因素是印度。
新德里年初即向中印边境东段大幅增兵，以牵制我边防部队。
当年8月25日，朗久事件爆发，印军与进驻马及墩（山南市隆子县辖乡）开展群众工作的中国部队发生武装冲突。
之后的几年间，中印边境事态不断，一直到1962年对印自卫反击战，新仇旧恨才彻底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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