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一些学者的观点，目前世界上的国家分以下几个“实力档次”。
第一档（五常）：美国、中国、俄罗斯、法国、英国
第二档（常任理事国的有力竞争者）： 日本、德国、印度、巴西
第三档（中等强国）：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韩国、加拿大、埃及、南非、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巴基斯坦、伊朗、墨西哥、波兰、尼日利亚、阿根廷和沙特阿拉伯等。
第四档（中小型国家）：其他。
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划分只是个大概，并不严谨。
比如第一档中，美国和中国的实力明显超过其他三个国家；而在第三档中，埃及的综合实力（GDP+军事）未必超过没有列入中等强国序列的越南，之所以升档是综合考虑了它在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力。
再进一步分析，金字塔顶端的第一档和第二档国家中，美、英、法、日、德是G7成员，代表传统发达国家；中、俄、印、巴则是金砖成员，代表新兴经济体。
如果把前三档国家合起来，我们其实可以找出G20的全部成员（G20有19个国家，另外一个主体是欧盟），具体如下：
G7+3（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集团）：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加拿大、意大利、韩国、澳大利亚和欧盟。
金砖五国+5（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集团）：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阿根廷。
由于发展阶段和对国际秩序认知的迥异，使得G20很难达成一致意见，已渐渐沦为像联合国一样的吵架平台。
以乌克兰危机为例，前十国/国家联盟全部参与了对俄制裁，后十国则均未参与。
即将举办G20峰会的印度
回顾过去十几年来的历史，全球格局出现了两个显著特征：
1、
以七国集团为代表的传统既成大国和以金砖五国为代表的新兴崛起大国之间，总体力量对比差距逐渐缩小。
G7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占全球经济总量的60%~70%，而目前已降至44%（金砖五国约占25%），如果以购买力平价计算，金砖五国已超过G7.
2、
乌克兰危机导致俄罗斯与G7的关系完全破裂，因对危机认知和处置方式存在分歧，使得七国集团与金砖国家之间产生明显隔阂。
G7以“捍卫秩序”为一切外交行动的出发点，而金砖作为新兴经济体并没有捍卫当前国际秩序的紧迫感，后者更加追求“发展权”。
在刚刚落幕的广岛峰会上，G7拉拢印度和巴西的意味十分明显，尤其是突然把泽连斯基请到现场，被外界认为是想施压印度总理莫迪和巴西总统卢拉，劝说他们改变中立立场。
不过事实表明效果非常有限。
莫迪虽然首次会见了泽连斯基，但表态只是“支持通过对话和外交找到前进的道路”，跟中方立场很接近。
卢拉则干脆没有跟泽连斯基会晤，并称“乌克兰的提议是俄罗斯投降，俄方不会接受，正如俄罗斯的提议是乌克兰投降，乌方也不会接受”。
另一名G20国家领导人、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仅仅笼统地谈到“和平的必要性”，同样没有支持G7对乌克兰的立场。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对于个别冲击现有国际秩序的地缘突发事件，西方守成势力和新兴发展势力的认知存在本质不同。
在不分享既有全球治理权力的前提下，西方很难获得发展中国家群体的支持。
一个最简单的例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美国占有16.75%投票权重和持股额度，拥有一票否决权（任何方案均需85%以上的赞同票份额方可通过），欧洲国家加起来也拥有近30%的票决权占比。
这使得IMF长期成为美欧施加影响力的政策工具，广大新兴经济体对此早有怨言。
G7想拉拢这些新兴经济体，就必须拿出实实在在的权力做交易，而这恰恰又是欧美十分忌讳的。
巴西总统卢拉与印度总理莫迪
回到中等强国的话题。
由于G7与金砖的实力接近与现实割裂，使得近年来国际政治中发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等强国迎来扩大自身影响的历史机遇。
早些年美国霸权鼎盛之际，谁会去关心土耳其的大选，沙特又岂敢发出跟白宫唱反调的声音？
至于说印尼，佐科总统第一任期（2014~2019）基本都在忙家务事，很少对国际局势发表观点，与第二任期频频高调亮相各种国际场合的做法截然不同。
换言之，之前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政治主要是第一档和第二档的几个大国在玩，中等强国参与感很低。
而现在它们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第三方力量，很多场合甚至可以跟五常一起坐下来谈论天下大势，其视野开始由区域向全球转变，并越来越多的亲身参与到国际秩序演变中。
从这个角度我们不难理解“多极化”对于中等强国群体的吸引力——它们和中国一样，都属于全球治理体系中支持调整权力分配的“改革派”。
实际上，中等强国渴望调整全球权力分配的政治诉求是普遍存在的，即使高度亲美的韩国尹锡悦政府也不例外。
像最近一段时间韩国国内出现了加入G7/G8的呼声，本质上就是民众追求国际地位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
与美国人相比，韩国人更在意总统的外交表现，尹锡悦近期通过访美、参加G7会议和接待欧洲主要领导人访问等一系列动作，已经把自己的支持度从30%拉高到了40%左右。
印尼首都雅加达
沙特首都利雅得
当下和可预期的未来几年间，中方外交呈现出的一个重要思路是由“大国外交为主”转变为“大国外交与中等强国外交并重”。
政治诉求层面，中国长期秉持的多极化理念和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观点在中等强国群体中很受欢迎。
交流机制层面，如中国-海湾国家峰会、中国-中亚峰会等一系列对话平台机制都在探索中逐步建立。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中等强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临时性/灵活性特征，容易忽冷忽热，比如：土耳其现任总统埃尔多安喜欢在国际场合长袖善舞，换一个总统或许变得十分低调，专注于国内事务。
即中等强国不同于全球大国，前者可以决定是否介入国际争端（类似九十年代的中国，选择韬光养晦，绝不当头），后者则无论如何都得表达态度，无法回避（类似今天的中国）。
因为中等强国的这种特征，使得它们通常不会成为大国竞争的有力参与者，而是“若即若离”，扮演一个两边下注的缓冲角色。
2022年9月22日，中等强国合作体（MIKTA）外长在美国纽约举行见面。中等强国合作体由墨西哥、印度尼西亚、韩国、土耳其和澳大利亚组成，五国均是G20成员，GDP总量基本处于1~2万美元的区间。
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今天，一个“非西方”中等强国群体的崛起对中国来说显得弥足珍贵。
它们意识形态色彩不浓，参与国际事务的初衷多是为了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外交政策层面习惯于奉行平衡战略，同时厌倦“西方中心主义”。
面对这种趋势，中国不需要像美国那样施压逼迫它们站队，而是应该利用好自身体量、产业和制度的优势，与更多中等强国建立长久紧密的现实利益关系。
国际政治中，大国的作用说到底就是为周边国家提供“公共产品”，包括和平的局势、持续增长的经济和外交沟通管道，用自身的稳定预期为不确定的世界注入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