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19年12月《关羽败走麦城》，三国鼎立成为定局，一个月后曹操在洛阳薨逝，把经营半生的汉室和魏国留给太子曹丕。
曹操家族是沛国谯县豪族，其父曹嵩做过汉朝太尉，但相比那些儒家经学世族来说，曹操仍然是“赘阉遗丑”，不属于正统的上流阶层。
如果彻底向儒家经学世族靠拢，和他们融为一体，曹操的势力便有可能消融瓦解，再没有命令他们的资格，也没有称帝建国的实力。
可要是在儒家经学世族之外，培育一些政治力量，便可以挑动他们和儒家经学世族互相制衡，曹操居中调停，坐收渔翁之利。
所以曹操选择法家做为治国理念，“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重用曹氏和夏侯氏亲族为统兵大将，人才选拔方面要求唯才是举，“识拔奇才，不拘微贱，随能任使，皆获其用。”
曹操的目的就是，用有统一标准的法家理念，钳制奉行人治的儒家经学世族，提拔亲族和寒门官员，制衡儒家经学世族出身的官员。
在汉末乱世，曹操的政治路线不能说具有开创性，起码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因为曹丕没有数十年积累的军功威望，不可能用强硬的态度对待儒家经学世族，要坐稳宝座，必须向他们妥协让利。
于是曹丕刚继任魏王，便在陈群的建议下，颁布了九品官人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选，择州郡之贤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第其高下。”
九品官人法的初衷，肯定有制定标准为国选才的考虑，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九品官人法之下，人才的评判标准，掌握在儒家经学世族出身的中正官手里。
这样一来，官员的选拔权，便从魏王之手，事实上转移给儒家经学世族，陈群和司马懿等儒家经学世族大臣也开始青云直上。
而且曹丕的魏王宝座是继承来的，那么其他兄弟也有继承权，尤其是曹植和曹彰，实力其实不在曹丕之下。为了对抗家族兄弟们，曹丕选择了压制近亲宗室，重用远支宗室。
公元222年，已经代汉称帝的曹丕，封皇子曹叡为平原王、皇子曹霖为河东王，皇弟曹植为甄城王、曹彰为任城王等等。
这些曹氏诸侯王有名号，但每个人只有百余老兵做护卫，再没有任何兵权，也没有地方行政权，就藩相当于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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