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张国焘和王明做主线人物，
聊一下党史上的叛徒们。
1924年5月，湖北督军肖耀南出动军警，包围汉口德润里23号，抓捕了领导“二七大罢工的”杨德甫、许白昊等共产党员。
杨德甫随即叛变，在肖耀南的军法处录口供，说出大批共产党员和工人运动领袖的名字、住址以及联系方式。
那份名单里，其中一人就是张国焘。
北洋政府交通部收到名单后，命令京师警察厅按名单抓人。
五月下旬，张国焘和杨子烈在腊库16号杏坛学社被捕，一起被查到的，还有中共三大以来的重要信函：
“赵醒晨由九江来函，报告党部仍需设在南昌。并嗣后通信若有重要话，可用白矾水写字，免被查获。”
“实庵由上海来函，太平洋运输工会会期不出阳历六月，人选望速定。”
…………..
类似的信函共有20多件，记录了党组织的工作的秘密，可见意以多么重大。发现张国焘和杨子烈是实锤的共产党员，警察厅便把他们押回去审问。
去警察厅的路上，张国焘害怕极了。
早年间在北大读书的时候，他就是学生里的风云人物，振臂高呼，便能动员起大批天之骄子，每天晚上，同学们都要到他的宿舍里，听他高谈阔论吹牛逼。
后来由学生运动走上革命道路，陈独秀和李大钊都非常欣赏他，尤其是李大钊，基本把他当作亲传弟子来培养，根正苗红到没边了。
1921年建党之后，张国焘又一直处于核心领导地位，比如一大的中央局成员、二大的中执委委员，论党内职务，比李大钊都要高一些。
张国焘一路顺风顺水，前程不可限量。
但问题也出在这里。
因为实在太顺利了，张国焘根本没有意识到，革命是要死人的，政治活动是可能被捕的，一不小心，大好前程和性命都没了。
张国焘慌的一笔，于是在被捕后不久，承受不住军警的严刑拷打，把知道的党组织秘密全招了。
这是张国焘第一次做叛徒。
1924年6月2日，京畿卫戍总司令王怀庆提交了一份报告，如实记录了张国焘的叛变行为：
“经派员将张国焘等提讯明确，据称，伊等私组铁路总工会，即为实行共产主义之通讯机关。陈独秀为南方首领，李大钊为北方首领。”
“党员甚多，大半皆系教员、学生，姓名一时记忆不清。辅助党务者，南方有谭铭三等，北方有张昆弟等。各铁路均有工人在党，日前搜捕名册，即系各路工人通信地点。”
也就是说，张国焘把恩师陈独秀、李大钊，都给供出来了。而李大钊正在北京到处奔走，准备营救张国焘。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军阀曹锟，李大钊通过冯玉祥的关系，把张国焘和同时被捕的同志营救出狱。
出狱后的张国焘，隐瞒了叛变的细节，反而说自己英勇不屈硬抗到底，和北洋直系军阀做了深度斗争，并且在1925年1月举行的四大上，重新当选为中执委，回到党的核心领导岗位。
直到1934年的六届五中全会，张国焘都没有离开过，始终是说话最算数的人物之一。
而就在2年后，记录在册的北方领袖李大钊，被占领北京的张作霖抓捕杀害。
李大钊：你对得起我？
1928年6月，张国焘在六大上被选为政治局委员，随后和瞿秋白留在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代表，共产国际通过代表团来指导中国革命。
张国焘的身份，相当于钦差大臣，而就在莫斯科，张国焘遇到一生中排名第二的对手——王明。
虽然王明在六大的身份，只是翻译科主任，但王明的背后，是共产国际东方部的部长米夫，这份来自共产国际的背书，给了王明极大的支持。
王明和米夫是在中山大学认识的。
1925年10月，入党不足一个月的王明，被湖北党组织选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由于形象好、俄语佳、口才流利，素人王明被时任副校长的米夫赏识，迅速提拔为党支部局小组长，第二年又在米夫的支持下，当选为学生公社主席。
不过仅仅是这样，远远不够，王明想继续向上爬，需要一些特殊的机缘。
历史没有让王明等待太久，机会很快就来。
1927年，王明陪同米夫到中国出差，回到莫斯科之后，正好赶上中山大学的派系斗争。
俞秀松、董亦湘等人支持校长拉狄克，形成中山大学的“教务派”，而中山大学支部局的人，支持党委书记西德尼可夫，号称“支部派”，这两派相当于党和政的矛盾。
教务派说学校的党务工作很烂，支部派骂学校的教学工作不行，两派争论很多天都没有结果，斗的不可开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