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7月27日，战将杨勇指挥的抗美援朝战争最后一役——金城战役，以歼敌53万、收复阵地160余平方公里的战果，落下战幕。这一天，离杨勇40岁生日，还有3个月零1天。
这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后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战役结束之日，也是《朝鲜战争停战协定》正式签字之日。当晚22时，全线完全停火。
前线阵地上，志愿军抖去硝烟与战尘，在月光下纵情高喊：“胜利啦，我们胜利啦！”
在志愿军第39军作战处处长李宏垠眼中，“那个晚上的月亮格外明亮。”那也是李宏垠在朝鲜战场上第一次静下心来欣赏天上的月亮。
而在“联合国军”的印象里，“月亮是中国的”。美军陆战一师士兵马丁·拉斯回忆：“它就像是一只中国灯笼。”
仅仅在2年零9个月前，美国人是不把年轻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的。
1950年10月25日，朝鲜北部第一场雪飘然而至，南朝鲜军毫无警觉地进入了志愿军的伏击圈。
正在设伏的志愿军第40军118师首战两水洞，2小时之内歼灭南朝鲜1个营又1个炮兵中队。这一天，也成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纪念日。
听到前方遭遇中国军队，美军骑兵第一师第八团团长帕尔莫不以为然：“中国人吗？他们也会打仗？”
帕尔莫没有想到，仅仅6天之后，同样的厄运就落在了骑一师头上。
骑一师，美国“开国元勋师”，成为机械化部队后依然保留着“骑一师”的名头，“马头”标志的徽章格外醒目。朝鲜战争爆发后，骑一师成为第一批入侵朝鲜的美军主力师。全师装备坦克149辆、火炮300多门，一个师的重装备远超志愿军一个军的火力配置。
1950年11月1日，第39军从三面向云山之敌发起进攻。激战3天，骑一师损兵1840人。帕尔莫的第八团三营全部被歼，营长奥蒙德少校被击毙。又过6天，美国陆军永久撤销了这个营的番号。
这一战，志愿军仅是击毁和缴获的坦克就有28台，还缴获了4架美军飞机。那也是许多志愿军战士第一次见到飞机。
惊魂未定的美国大兵这样描述死里逃生的经历：“我们的周边到处都是敌人，他们有时候在前方，有时候在后面，你不知道哪里就会射过来子弹。我们被团团包围了……”
从两水洞到云山城，历时11天的第一次战役，志愿歼敌1.5万。
11月7日，新华社播发了这样一则电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民军总司令部顷发表公报称：共和国人民军在朝鲜西北部的作战中取得重要胜利。在此次作战时期，有中国人民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志愿部队的加入……”尽管这条消息是以转述朝鲜人民军战报的形式发布的，依然引起了世界舆论极大关注，那就是：中国出兵了！
事实上，麦克阿瑟自然也清楚，能给兵锋正盛的美军老牌劲旅以重创，显然不是此时已经溃不成军的朝鲜人民军能够做到的。然而，战场上的一切，似乎并没有影响到麦克阿瑟继续朝鸭绿江方向进犯的自信。实力至上，这就是美国人的逻辑。
1950年，美国钢产量8700万吨，新中国钢产量仅为60万吨。这时的“联合国军”地面部队已增至22万，比第一次战役增加了8万。
麦克阿瑟麾下，汇集了各种作战飞机1100余架和包括美军19个航母战斗群以及英国、澳大利亚航母在内的200余艘战舰；而此时的志愿军，尚没有一架可以作战的飞机和一艘可以作战的舰艇。
麦克阿瑟调集90架B-29轰炸机，炸毁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阻止中国增兵。紧接着，他又命令“联合国军”全线北进。
麦克阿瑟的企图是：以美第十军在东线经长津湖西进，第八集团军在西线由清川江北上，以“钳型攻势”在江界以南武坪里会合，再向北推进，赶在鸭绿江冰封之前抢占朝鲜全境。他还将部署在汉城的美第二十五师和刚刚到达朝鲜的土耳其旅、英军第二十九旅加强西线，美军第三师加强东线。
东西两线的指挥官：一个是美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德少将；一个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哈里斯·沃克中将。
悬殊的力量对比，让麦克阿瑟已经不想也不屑于考虑谁是他的对手了。他狂妄宣称：鸭绿江并不是不可跨越的障碍，中国人也并不是一支“不可辱的力量”。
虽然麦克阿瑟还没弄清他的战场对手，毛泽东和彭德怀却早就对这位美国五星上将了如指掌了。
麦克阿瑟，1903年以史上最佳成绩毕业于西点军校，一战期间担任“彩虹师”师长。1919年6月，39岁的麦克阿瑟已是西点军校校长。1945年9月2日，麦克阿瑟以驻日盟军最高司令身份，主持日本受降仪式，一时风光两无。
1950年9月，麦克阿瑟一手导演的几乎置朝鲜人民军于死地的仁川登陆，更是让他登上了军事生涯的巅峰。
鉴于志愿军实力在第一次战役中尚未完全暴露和麦克阿瑟的自大轻敌，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命令部队主动后退，诱敌深入，争取出其不意，打一个大规模歼灭战。
当时还是第39军117师作战科长的李宏艮回忆：“开始我们也有些不理解，打了胜仗怎么还大步后退？但是，听说是毛主席、彭老总的命令，也都是坚决服从，因为大家都明白，跟着毛主席就能打胜仗。我们还在沿途故意丢下了一些小锹、背包等物品迷惑敌人……”
麦克阿瑟果然上钩。他认为装备低劣的中国军队已“怯战败走”。尤其是连日的航空侦察并没有发现大部队活动的迹象，情报人员判断战场上的中国人最多只有三到七万时，麦克阿瑟推断，中国军队此前不过是“象征性进攻”。
“感恩节”，美国的重要节日，为每年11月第4个星期四。1950年的“感恩节”为11月23日，这一天恰好是中国农历的小雪。
“小雪已晴芦叶暗，长波乍急鹤声嘶”。从西伯利亚呼啸而来的冷空气裹着大雪扑天盖地。那个晚上，“联合国军”中的各国大兵，跟着美国兵享受了一顿从美国本土和澳大利亚运来的火鸡大餐。他们也许也没有想到，这将是他们中间很多人的最后晚餐。
11月24日，美军先头部队刚刚突进到鸭绿江边的朝鲜甲山郡惠山小镇，麦克阿瑟的“巴丹号”座机就飞到美国兵头顶助威来了。
登机之前，麦克阿瑟面对众多记者夸下海口：“你们可以告诉我的士兵，赶到鸭绿江边，我就放他们回去，我已经向小伙子们的家人们打了包票，圣诞节让他们回家过节！”
第二天，美国各大报刊出的消息，标题中几乎都有“圣诞”两字，《麦帅保证圣诞节前结束战争》《胜利在望——圣诞节不远了吗》……
也许是为了震慑中国军队，也许是为了安慰成千上万等待着亲人早日回家过圣诞的美国家庭，麦克阿瑟居然向全世界公开了他的进攻方案——
“联军对在北朝鲜新的赤色军队的庞大压缩和包抄行动，已经临近决定性的时刻。在过去的三星期中，作为这一钳形攻势的独立组成部分，我们各军种空中力量以模范的协同和有效率的持续攻击，成功地切断了敌军的补给线，敌军来自北方的增援已大大减少……”
也是在这个飞雪漫天的冬日，电波突然在朝鲜北部一个叫做大榆洞的偏僻矿洞密集起来。刚刚挖掘出来的防空洞，便是彭德怀的司令部。
远在日本东京第一大厦的麦克阿瑟，自然无法想象志愿军统帅部如此简陋，更无法想象在这冰天雪地之中，30万志愿军早已完成机动隐蔽。就像他无法想象这支军队会拥有铁一样的意志和铁一样的纪律一样。
此时，在120公里宽的战场上，志愿军精心布置的两个巨大口袋，已经张开了口子。
毛泽东和彭德怀采用的是战争史上少有的内外双重迂回战略，西线志愿军4个军从正面发起猛攻，另外2个军从侧翼迂回攻击。战役的关键是，侧翼力量能否迅速打开战役缺口，直插敌后，断敌主力后路。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迂回作战行动。
仅仅一天一夜，志愿军第38军、第40军便打残了南朝鲜2个师，在“联合国军”东西两“钳”之间撕开一道口子，美第八集团军右翼一下子暴露出来。担负正面进攻的志愿军4个军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了当面之敌。
美国老兵沃伦·维德汉回忆：“中国人的进攻战略非常高明，被我们称作大规模袭击，他们会用大量兵力直击防线，在防御圈上打开缺口，然后挺进我们所在的后方。”
得知方圆几十公里的雪地里突然冒出几十万中国军队，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意识到，自己的队伍可能已经陷入志愿军包围。二战时期，沃克作为巴顿手下的得力战将，曾经指挥美第二十军在横贯法国中部的大进军中突击神速。而眼下，这位美军“进攻专家”却不得不急令他的部队突围撤退。
第38军113师，奉命直插“联合国军”后退必经之地：三所里、龙源里。
时任志愿军第113师第338团三营机枪连指导员陈生秀回忆，“接到命令后一刻不停地往前跑。有的同志甚至跑着跑着倒地牺牲了。大家就一个念头，插到敌后，堵住敌人！”
一段战史上的奇迹由此诞生：第113师用双腿跑赢了“联合国军”的汽车轮子——14小时，在崎岖的山路上奔袭72.5公里，先敌5分钟挡住退路。
正是这5分钟，赢得胜利的先机。这就是后来的电影《飞虎》的原型。
空前激烈的阻击战在大同江边的山谷间展开。争取最后一线生路的南撤之敌和前来接迎的北援之敌，轮番向着占领了制高点的志愿军阵地上扑来，志愿军始终像钉子一样钉在阵地上——两支相隔不到1公里“联合国军”，最终只能相望却没能汇合到一起。
美军第五十七炮兵营营长斯顿回忆：“他们一次次顽强进攻，尽管我们的炮兵、坦克和机枪尽了最大的努力射击、掩护，但是中国人仍然源源不断地涌上来……”
松骨峰，第38军112师335团1营3连的阻击阵地，美军二师九团的唯一退路。美军发现，无论炮火多么猛烈，无论进攻的步兵多么接近山顶，总有中国人在军号声中一遍遍发起反击。
松骨峰下一段不足11公里长的山路，后来被美军称为“印第安笞刑场”，意思是穿过这条路的经历，如同遭受到了“死亡的鞭笞”。
几天之后，作家魏巍来到了前线。这片浸透了志愿军鲜血的阵地，仿佛还在诉说着战斗的惨烈。魏巍写道：“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向敌人扑去，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
魏巍的战地通讯后来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朝鲜战场上为祖国、为正义、为和平而战的志愿军战士，从此有了一个亲切而崇高的称呼：最可爱的人！
1990年，《谁是最可爱的人》一文中曾经写到的两位“烈士”——井玉琢和李玉安，神奇地走进了人们的视线。原来，清理松骨峰战场烈士遗体时，意外地发现有的战士还有微弱的呼吸，被紧急送往后方抢救。
几个月后，井玉琢和李玉安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井玉琢满脸都是被汽油弹烧伤的疤斑，牙齿烧得仅剩几颗，左耳只剩一小块，左手严重抽缩；李玉安胸口中弹，在医院昏迷了5个多月，才脱离了危险……而当时向魏巍介绍战斗经过的营长王宿启，没有想到自己的战友竟然“死而复生”。
伤愈后的井玉琢，放弃国家照顾，在黑龙江七台河市当了一辈子农民。李玉安则在黑龙江巴彦县一所乡村粮所，做了一名普通的工人……
西线之战持续到12月1日。志愿军击毁和缴获各种火炮1000余门、坦克300多辆、汽车2000余辆。美军第二师装备战损率高达80%，几乎是丢掉了全部重武器才勉强逃脱的。
就在杯弓蛇影般的西线“联合国军”一气退到“三八线”的同时，东线方向的长津湖，惨烈的鏖战仍在进行。美军陆战一师踩进志愿军设下的埋伏圈——第9兵团已经在雪地设伏6天6夜。隐蔽伏击不能生火，十几万大军用以果腹的仅剩下硬棒棒的土豆了。
小高岭，碣隅里东侧的一处高地，成了切断美军南逃退路的必守之地。美军飞机扔下的炸弹瞬间把厚厚的积雪融化，黑色的焦土如同在白色的大地上剜出的疤痕。
11月29日，志愿军第20军58师172团3连打退了敌人8次进攻，小高岭阵地只剩下连长杨根思一个人。急于夺路而逃的美军又一次潮水般涌来，杨根思找到了最后的武器——一包5公斤左右的炸药，勇敢地冲向敌阵。
30米、20米、10米……当围上来的美国兵终于明白了眼前这位冲过来的志愿军要做什么，惊慌失措，慌忙后撤。一声巨响，杨根思与青山化一体。人民军队序列里，后来有了第一个以英雄名字命名的连队——“杨根思连”。
解放战争时期，杨根思就是著名的“爆破大王”。在第三野战军参加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的78名代表中，他的名字位列第一。开赴朝鲜战场前，就是这位28岁的英雄连长最先喊出了气贯长虹的口号：“不相信有完不成的任务！不相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不相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
在抗美援朝战场，像杨根思这样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勇士，多达44位。
天寒地坼。此时的第9兵团，同时面对着两个凶残的对手——
一是，装备精良的美第十军3个师。仅是陆战第一师下属的炮兵十一团和第一坦克营，就装备了54门105毫米榴弹炮、18门155毫米榴弹炮和63辆M-26潘兴式重型坦克、6辆M-45中型坦克、2辆M-24轻型坦克。
一个师的火力超过了志愿军第9兵团3个军的总和。陆战一师还有固定的空中支援力量——第一航空联队的72架舰载战斗机。
二是，朝鲜北部50年一遇的严冬。地处盖马高原的长津湖夜间最低温度达到零下30摄氏度。冲锋号响起的时候，不少战士双腿失去了知觉。好不容易站起来，枪栓又冻得拉不开了。
雪在飘，铁在烧。前面的官兵倒下去，后面的官兵继续往前冲。“中国军人浑身挂满冰凌，还在顽强地冲锋”，在美国历史学家约翰·托兰眼中，中国军人远比他在欧洲战场上见到过的各国军人坚韧。他在《漫长的战斗：美国人眼中的朝鲜战争》中写道，“中国军人唯一的防冻措施，不过是用猪油和牛羊板油把脚糊住以防冻伤，但他们却展现了人类战争史上最不可思议的勇气和意志力。”
双方的交战，最后演化成钢铁与筋骨的较量、实力与血性的比拼。美军士兵所依赖的，是世界第一强国令人生畏的科技与工业制造能力；中国士兵所依靠的，则是敢于胜利的决心、信心和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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