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豪寄语：老罗是占豪非常敬重的一位英国学者。拜读过很多他的文章，非常有见地、有思想，最重要的是他一直在研究中国，且对中国没有任何偏见。老罗刚刚获得了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在这里向他表示由衷的祝贺，这是中国官方对他客观研究中国、肯定中国发展的认可。
老罗已经七十多岁了，这个年龄绝大部分人已经退休了，但他还能保持高强度的研究，并且经常有高质量的产出，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个人都好好学习的地方。在这里，再次向老罗表示由衷的敬意！感谢老罗与战友们分享他的研究！
•罗思义（John Ross），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前英国伦敦经济与商业政策署署长，英国议会成员和英国工党国家执行委员经济顾问，伦敦市经济和商业政策署署长及发展局董事会成员，世界五百强企业顾问。
•自1992年起，撰写大量关于中国经济及其与世界经济关系方面的文章1000余篇，出版语言有英文、中文、西班牙文与俄文。2016年出版专著《一盘大棋？——中国新命运解析》，2018年底出版的《别误读中国经济》纳入中宣部重点主题出版物，在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
今年6月份，我有幸成为了中国出版业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获奖人之一。
但是，当我获得这个奖项时，我不禁想起了社会主义中国的非凡成就与我30年前亲历的另一件事之间的对比。在俄罗斯议会大厦被鲍里斯·叶利钦非法包围和炮击之前，我和时任国会议员的肯·利文斯通是在该大厦内参加会议的最后一批外国人。西方政府和媒体一如既往地表现出“对民主的关注”，为叶利钦的攻击行动欢呼。
阻止资本主义在俄罗斯复辟的最后一次尝试，被这场政变所破坏。因此，在其后的30年时间里，我的精力主要在关注中俄两国截然不同的命运——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取得了非凡成就；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俄罗斯则遭受了国家灾难，最终到现在引发乌克兰战争。
我在莫斯科亲历这些事件的原因如下——它与中国有关。从1992年起，我就搬到莫斯科，试图说服俄罗斯效仿中国的经济改革，而非西方政府和媒体几乎一致倡导的休克疗法。于是，当时我发表了一篇最能体现我想法的题为《为什么中国的经济改革会成功，而俄罗斯和东欧会失败》的文章，发表在俄语报纸上。
我的这一结论在俄罗斯引发广泛关注。鉴于我的分析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它被分发给俄罗斯议会的所有成员。因此，我与议会领导层建立了联系。
因此，我在叶利钦发动政变几天前就收到了消息——议会领导人收到警告，叶利钦正在与莫斯科周围的军事单位联系，以发动政变。显然，为维护国际团结，作为一名外国人，我不得不尽一切可能针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做点什么。我设法联系了西方记者和肯·利文斯通。
于是，一贯以果断著称的利文斯通，坐上了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当被引荐给议会成员时，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成为政变前最后一个带来国际团结希望的人。
叶利钦的政变，引发自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莫斯科最激烈的巷战——官方数据显示，死亡147人，甚至可能更多。
在这场政变后的几年里，我亲历了俄罗斯所遭受的灾难——这是我亲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俄罗斯的养老金领取者由于贫困陷入绝望的境地，不得不在莫斯科的冰天雪地中站数个小时，只为卖掉一根香烟——注意，是一根香烟，而不是一包。成千上万的俄罗斯人在街上试图出售自制的馅饼、旧鞋子和家庭用品。预期寿命直线下降。这不能不令人痛心。他们是击败德国纳粹主义的一代人——确保他们有尊严地安度晚年本应是政府的最高优先事项之一。
与此同时，我不止一次听到俄罗斯新贵称，如果希特勒赢得战争会更好，因为能更早地实行资本主义。如果养老金领取者难以适应新的“市场经济”，那么他们死了会更好。这些“自由主义者”公认的英雄是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
那些引发这场灾难，进而导致一场对俄罗斯人大屠杀的人，被西方媒体誉为“改革者”，就像下令炮击俄罗斯议会大厦的叶利钦被视为“民主主义者”一样。
尽管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和所读过的书，我早已知晓资本主义的虚伪与道德沦丧，但我亲历的这一切仍然超出我的想象，进而带给我更加强烈的情感冲击。那些掩盖这场灾难的人不仅在人性上，而且在智力上都应该受到最大的蔑视。
这场社会灾难令俄罗斯遭受了工业革命以来主要经济体在和平时期最严重的崩溃，与此同时北约不断收紧对俄罗斯的包围圈——我曾准确地预判到这一点，并提醒过我的俄罗斯朋友。这直接导致了乌克兰战争。
现在，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与国家灾难和社会灾难作斗争的俄罗斯军队仍然与美国的步步紧逼作斗争。正如我最好的一位俄罗斯朋友所说，与美国作斗争将决定“我们将来是住在我们的国家还是住在美国加油站|”。
在那段时间里，我与中国并未有过直接接触，对中国经济将取得成功和俄罗斯将遭受灾难的截然不同的预测，基于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具有预见性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9年，我受邀到一所中国大学任教；自2013年以来，我一直在为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工作。正是在那里工作的经历，帮助我获得了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
在中国，我亲历了社会主义国家中国的成功与资本主义国家俄罗斯的灾难之间的鲜明对比。在俄罗斯，数千万人陷入贫困；在中国，8.5亿人脱离了国际贫困线——中国减贫人口占同期全球减贫人口70%以上。自1991年以来，中国GDP年均增长9.0%，俄罗斯GDP年均增长0.9%，导致中国和俄罗斯发展截然不同。
就人类发展和尊严而言，用我的一位年轻的中国朋友校晨涓的话来说，就是“生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中国人可以说是无比的幸运”。在中国革命之前的一个世纪里，她的国家曾遭受外国列强铁蹄践踏，5千万至1亿人死于外国干预的直接和间接影响。1949年的中国几乎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命运是受他国而非本国人民决定。相比之下，仅仅用了70多年的时间，也就是一辈子的时间，这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成为了今天的中国——按照国际标准，取得主要国家中最快生活水平增速的它即将跻身高收入经济体，也是一个真正能掌握自己命运的国家。我的书中针对中国所取得的这些成就都有过详细分析。
在苏联解体之前，我曾看到一个口号“华盛顿和莫斯科并无不同”——根据该口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并无不同。现在它被“华盛顿和北京并无不同”所取代。但我看到的情况并非如此。显然，对于因为贫困而不得不站在冰天雪地里数个小时只为卖一根香烟的俄罗斯养老金领取者和中国的8.5亿脱贫人口，社会主义者不应无动于衷。
这与社会主义无关。它与任何人类现实都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