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降仪式上出席的中国代表主要包括：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参谋长萧毅肃、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海军部长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等。
日方代表包括：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陆军大将冈村宁次、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参谋小笠原清、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谏山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三泽昌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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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一南：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
七七事变之后10天，即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讲话，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这态度不可谓不坚决。
可为什么直到1941年12月9日，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日本大规模入侵已经发生了10年零3个月；
从1937年七七事变算起，中国全面抗战已经开展了4年零5个月，国民政府才迟迟正式对日宣战？
无须讳言，最直接的原因是美国参战了：1941年12月7日，日军偷袭珍珠港。12月8日，美国对日本宣战。于是，才终于有了12月9日的国民政府对日正式宣战。
正如今天很多国人没想过为什么卢沟桥是战争爆发地一样，很多国人也不知道迟至1941年12月9日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
如果说卢沟桥作为战争爆发地是耻辱，
那么，美国人宣战了我们才敢正式宣战，就不是耻辱了吗？
美国被偷袭，第二天就宣战，最后一定要把偷袭者打到无条件投降方才罢手。
我们早已不是被“偷袭”，而是侵略者早已明火执仗了。
在南京屠城了，大半个中国被侵占了，蒋介石的国民政府竟然还没向对方“正式宣战”。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文稿中6次提到“弱国”。
确实，到1937年全面侵华前，日本年产钢铁580万吨，中国只有4万吨；日本年产飞机600架，中国一架也产不了；日本年产坦克200辆，中国一辆也造不出来。
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北洋水师火炮口径和装甲厚度优于日本联合舰队，却在很短时间内全军覆灭。1937年中国与日本的国力差距比甲午战争时期更为巨大了。
蒋介石当时所说的“弱”，主要是指国力弱——军力弱、装备弱、训练弱。
至于精神弱——意志弱、心理弱、斗志弱，他则未曾意识到，或者意识到了也不愿承认。
所以，国民党政府一边进行着抵抗，一边琢磨着妥协，盘算着退路。
首先是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的“调停”。1937年12月2日，蒋介石对陶德曼大使表示：中日可以谈，日方条件还不算亡国条件。12月6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
后来因为侵略者攻陷南京后条件大大加码，“陶德曼调停”才宣告中止。
接着，1938年5月，日本外相宇垣一成的代表与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孔祥熙的代表在香港秘密接触。宇垣一成在日记中记录了孔祥熙的表态：“内蒙设置特殊地区是可以的”；“在条约上公开承认满洲独立，我们国内很困难，只有悄悄地逐步实行”；等等。
后因日本陆军强硬派非要“蒋介石下野”，这次交涉才告吹。
1939年3月，又有国民党复兴社人员与日本方面在香港悄悄谈判。但这个消息走漏了，得到消息的中国共产党方面要求“通缉主和人员”，桂系也表示，如果议和，广西军队将单独抗战，这样秘密谈判才夭折。
1940年，军统局又派人冒充“宋子良”，3月在香港、6月在澳门与日本参谋本部铃木卓尔中佐交涉，甚至一度拟定蒋、汪、日三方长沙会谈，这被日方列为“桐工作”，并称，这“曾经是事变行将解决，日中两国最接近的一刹那”。
当然，我们应该理解，抗日战争毕竟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弱国面对一个帝国主义强国的战争，也应该理解当时中国独立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困难局面，也不能说国民党与对方接触不包含权宜之计而都是出卖与叛变，毕竟，国民政府苦撑到了最后，接受了日本投降。
必须肯定正面战场的作用。国民政府组织了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
虽然国民政府在正面战场的坚决抵抗没能挡住日军的进攻，但也让日本侵略者始料未及。
更让侵略者始料未及的是出现了另一个战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
这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中国战场上出现的奇异景象。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
日本侵略者不会料到，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
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日本侵略者更没想到面前出现了一个全新力量——中国共产党，没有想到这个党动员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的民众，为侵略者垒起了一座无法逾越的高山。
七七事变之前，日本统治者以为三个月可灭亡中国，然而他们只看到了中国政府的羸弱。
七七事变发生二十多天后，1937年7月31日这天，蒋介石请胡适、梅贻琦、张伯苓、陶希圣、陈布雷等人吃饭，判断对日作战可支撑六个月。张伯苓附和，胡适不表态。饭后，胡适对蒋介石说，外交路线不可断，意即要保留与日本的弹性空间。于是，就有了上述种种秘密谈判。
蒋介石的眼光只看到了国民政府手中的有限资源。
毛泽东却说：“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从李鸿章、袁世凯、康有为到孙中山，他们基本上都是力图依托少数精英完成对社会的改造，都未把唤醒民众、动员民众、组织民众作为变革和革命的重点。
在他们眼中，民众只是被改造的对象，而不是推动变革和革命的动力，最终只能导致变革与革命一败再败。中国近代以来，对民众的轻视，比比皆是。
鲁迅的《阿Q正传》，充分地剖析了中国人的劣根性，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再次剖露了中国人的劣根性。
看看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种劣根性，明哲保身，忍气吞声，为了一己之利或苟活于世，什么都可以不顾。
人的尊严、社会价值、是非曲直、真理道义都在活命保命的前提下，变得无足轻重。
中国共产党胜利最大的本源，是民众的支持。
毛泽东讲：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再不把民众作为包袱、改造的对象，而是作为动力，作为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巨大的力量。
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论持久战》，他看到了中国民众中蕴含的巨大能量。弱国要想不被消灭而且战胜强国，必须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只有全民动员起来，进行人民战争，才能持久抗战，打败日本侵略者。
持久战最根本的是要依靠千千万万觉醒的中国劳苦大众。
毛泽东在这篇雄文中说道：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
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日军要被迫运来他们所需的军用品，而且要自己看守；他们要用重兵去保护交通线，时时谨防袭击……
……
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潜伏力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大批的革命民众不断地倾注到前线去，为自由而战争。所有这些因素和其他的因素配合起来，就使我们能够对日本占领地的堡垒和根据地，作最后的致命的攻击，驱逐日本侵略军出中国。
这就是共产党人的眼光与格局，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深邃与广大，也是抗战胜利的最强大的力量源泉。
中国最广大的地区是农村，最众多的民众是农民。开辟与发展农村抗日根据地，是真正动员民众、组织民众、武装民众、依靠民众与日本侵略者持久作战的核心与关键。
随着正面战场上国民政府军队节节后退，八路军、新四军坚决向敌后挺进，先后在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广大农村建立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到1940年已经拥有1亿人口。
日本侵略者完全没有想到要面对两支性质完全不同的军队，面对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战场。
战争初期，日军全力以赴进攻蒋介石领导的国民政府军队，根本不把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放在眼里。随着日军越来越深入中国土地，情况变化越来越出乎他们的预料。
1939年12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说：“华北治安战的致命祸患就是共军。只有打破这个立足于军、政、党、民的有机结合的抗战组织，才是现阶段治安肃正的根本。”
到1940年8月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时，日军已有9个师团和12个旅团被钉死在华北，严重牵制了日军兵力，消耗了日本国力。敌后战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军民一致打击侵略者的状况，令日军震惊不已。
战后日方编辑出版的《华北治安战》中记载：“居民对我方一般都有敌意，而敌方工作做得彻底，凡我军进攻的地区，全然见不到居民，因而想找带路人、搬运夫以至收集情报都极为困难。另外，空室清野做得彻底，扫荡搜索隐蔽物资，很不容易。”
日军第一军参谋朝枝回忆：“（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的抗战士气甚为旺盛，共党地区的居民，一齐动手支援八路军，连妇女、儿童也用竹篓帮助运送手榴弹。我方有的部队，往往冷不防被手执大刀的敌人包围袭击而陷入苦战。”
日军独立混成第三旅团报告冀南作战的遭遇：“两名特务人员捉到当地居民，令其带路，当接近敌村时，带路的居民突然大声喊叫：‘来了两个汉奸，大家出来抓啊！’”“冈村支队的一个中队，当脱离大队主力分进之际，带路的当地居民将其带进不利的地形，使我陷于共军的包围之中。”
这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是共产党的法宝。
《华北治安战》评论：“共军与民众的关系，同以往的当政者不同。中共及其军队集中全力去了解民众，争取民心，不但日本，就连重庆方面也远远不能相比。”
日军山口真一少尉与国共两党的军队都打过仗，对于两种完全不同的作战方式，他的比较与总结是：“对神出鬼没的共军每天都要进行神经紧张、令人恐怖的战争，打一次大规模的战斗反倒痛快。其后我参加过老河口作战，我回忆在中国四年之中，再也没有比驻防在（冀南）十二里庄当队长时更苦恼的。”
还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离山口真一少尉驻地不远的邯郸西部山区的一个村庄。
那天事情发生得突然，孩子们正在追逐玩耍，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日本鬼子，一下子把村子包围了。好几个正在开会的区委干部来不及走脱，都被困在村里，混在乡亲里面。
这是一个生命力旺盛的村子，全村5,000人中，有1,000多个孩子。日本人选中了突破口。他们拿出糖果，一个一个地给小孩，“吃吧吃吧，随便指指哪一个不是村子的人”。
令日本人没想到的是，1,000多个孩子中没有一个接糖。日本人把孩子攥紧的手掰开，将糖硬塞进去，孩子们的手像推火炭一样把糖推出来，又重新紧紧攥住。日本人的糖掉在满是灰土的地上。
几十年过去，有人问当年其中一个孩子：“你们咋那么大胆？真的一点不害怕？”这位已经白发苍苍的老者回答：“谁也不是铜浇铁打的，咋不怕？可那糖不能接，一接，就成汉奸了。”
这位老人没有多少文化，不会形容、夸张，讲起来平平淡淡。他和当年那些小伙伴凭世世代代流传下来的道德，凭庄稼人做人的直觉，在大灾难面前坚守着那棒子面窝头一样粗糙无华的意识，“一接，就成汉奸了”。这种道德的感召和良心的威慑是如此强大，以至狂吠的狼狗和上膛的三八大盖都无可奈何。
那些孩子让人感慨不已。1,000多个孩子同住一村，少不了打架斗殴，相互间头破血流。但在支起来的机枪和塞过来的糖果面前，在“一接，就成汉奸了”这一结论上，他们无人教导、不需商量，竟然息息相通。
这是一代又一代遗传下来的基因，一种不需言传的民族心灵约定，按照过去的话说，即所谓的“种”。1,000多个孩子，个个有种。
任何一个民族，都不乏积蓄于生命中的火种。共产党的群众工作的关键，就是激发这些火种。
点燃它，这个民族就不会堕落，不会被黑暗吞没，不会被侵略者征服。
这也正是日本侵略者的巨大悲剧所在：
不但要面对蒋介石领导的正面战场，还要在毛泽东领导的敌后战场面对觉悟了的、开始为捍卫自身利益英勇战斗的千千万万普通民众。
如毛泽东所说，日军陷入了“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抗战时期，还出现了一股知识分子加入抗日队伍的潮流。
1937年七七事变后，从西安到延安的几百里公路上，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男女知识青年奔赴延安。1943年12月，任弼时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抗战后到的知识分子总共有4万余人。”
这是土地革命战争中从未有过的景象。知识分子的大量加入，提高了队伍素质，增强了国人信心，拓宽了发展前景，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
这一切，就是抗战胜利的能量密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