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想和大家讲一段往事，一个关于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往事。我之所以要提起他们，是因为在2023年9月9日来临之前的这段日子里，我大概是经历了我有限的人生之中最为晦暗的几天。
说实话，对于从阴暗角落里向我射来的各种轻佻戏谑，我早就已经见怪不怪了。早在这一次的风波之前，我就已经在各个平台的后台私信中、在评论区里、在手机上收到过不计其数的类似网暴信息了。起初看的时候还有几分愤怒，但后来慢慢也就习惯了。
这种习惯并不是麻木，而是轻蔑，因为它们的存在使得我意识到了这样一个道理：这帮人也就这点出息了，他们从不敢站出来和我正面对抗，于是只好用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腌臜伎俩在背后捅我软刀子。他们期望着这能对我造成伤害，殊不知，在我看来，这种做法只不过更加凸显了他们的怯懦和无能罢了。
但即便是我，这一次也必须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确实是颠覆了我的认知。人身攻击我见得多了，但敢于这样明目张胆地在社交媒体上对一个女性进行如此指名道姓地网暴，不得不说，这确实是超出了我的认知范畴。虽说我之前也从未觉得这帮人有多好，但我着实没有想到，他们可以坏到这个地步。
这让我想起了77年前被反动派杀死在了昆明街头的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在李公朴遭到暗杀之后，昆明的大街小巷上一度出现了各种诽谤和抹黑他的谣言传单。有的说李公朴“有八位太太”，说他被杀完全是因为“桃色纠纷”；有的则把脏水泼到我们的身上，挑唆李、闻二公所在民主同盟向延安复仇；还有的把杆子打到了云南籍共产党员艾思奇的身上，造谣说李先生“是被艾思奇处死”的，理由是他“不服从延安的命令”，全然罔顾彼时艾思奇就身在几千里之外的延安，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跑去昆明把李公朴杀死这个铁一般的事实。
那些在昆明的舆论场上给李公朴先生编造桃色新闻，挑拨他所在的民盟和我们共产党人的关系，把脏水一股脑全泼到延安去的蝇营狗苟、马户又鸟们，他们是不知道李公朴先生到底是怎么样的为人吗？他们是不知道李公朴先生到底是因为什么才为自己招来杀身之祸的吗？他们是不知道杀害李公朴先生的凶手究竟是来自何方的牛鬼蛇神吗？
我想他们是知道的，他们的心里其实比谁都清楚，那些冤枉李公朴先生的人，比谁都清楚李公朴究竟有多冤枉。但也恰恰是因为知道，所以他们才要如此不遗余力地往死里构陷李公朴先生、和他所在的民盟，以及我们延安的共产党人，因为他们太痛恨我们了，太巴不得挑起我们之间的捉对厮杀，太希望看到我们不攻自破了。
说来可笑的是，李公朴先生死了，被反动派的特务从暗中开枪打死了，而负责查办此案和捉拿真凶的，竟然是杀害他的幕后主使者，时任云南省警备总司令、毕业于黄埔一期的蒋介石嫡系心腹——霍揆彰。
根据军统元老沈醉的说法，霍揆彰和李、闻两位先生的死有着直接关系。霍揆彰之所以要置于他们死地，其根本原因就是为了讨好蒋介石。他要借李、闻两位先生的头颅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好让蒋介石提拔他当云南省主席。
蒋介石对李、闻两位先生的痛恨，对他们所在民盟的痛恨，对和民盟关系密切的延安方面的痛恨，无论是在昆明，还是在重庆，还是在南京，还是在延安，还是在上海，还是在北平，还是在全中国的任何一个地方，那都是人尽皆知的。蒋介石希望置他们于死地，但这种过分露骨的指令他不好直接下达，于是便通过种种暗示来要手底下人揣度他的心思。
霍揆彰自以为号到了蒋介石的脉，于是便放心大胆地召集了他云南警备总部的一票得力干将，拟定一份长长的暗杀名单。这份暗杀名单里足足有十多个人，他们都是当时极具影响力和社会号召的民主爱国人士，其中排名第一的就是李公朴先生，而排名第二的就是闻一多先生。
1946年7月11日，在送走西南联大最后一批北迁学生乘车离开昆明之后，当晚10点许，李公朴先生携夫人张曼筠看完电影，乘坐公交车回家。下车之后，在一个上坡路段，在身后传来轻轻一声枪响之后，李公朴先生突然倒地。他的夫人赶紧去扶，这才发现李先生的后背已经满是鲜血。是的，李先生中枪了，他被一颗背向自己的，从暗中射过来的子弹给放倒了。次日凌晨4点，因为失血过多，送医抢救无效，历经“七君子”事件和“较场口血案”等大风大浪都挺了过来的李公朴先生，永远闭上了双眼。
牺牲时的李公朴先生享年仅44岁，和我一样，是个年过不惑的中年人，一个普普通通的爱国者。
李公朴先生死了，一时间，整个昆明，全国的民主人士无不人心惶惶。但是最应该为此感到恐惧和沮丧的，最应该就此闭口停笔甚至是远走高飞的，名字就排在反动派暗杀名单上第二位的闻一多先生却没有。事实上，闻一多先生非但没有感到恐惧和沮丧，也没有想要停笔或逃跑。尽管他的家人、朋友和同志们是那样地替他的人身安危忧心忡忡，但是闻一多先生仍然没有放下自己的使命和信仰。哪怕是在自己的生命都已经到了最危急的关头，闻一多先生选择的依旧是以口代剑，挥笔为枪。他要在武器的批判撕开旧中国阴沉沉的夜幕之前，用批判的武器，去为还在沉默中等待着爆发的中国人民，点亮一盏烛光。
1946年7月15日上午，昆明学联在云南大学至公堂召开了李公朴先生殉难经过报告会。为安全起见，这场报告会原本是不建议闻一多先生参加的，非常不建议，强烈不建议。但闻一多先生对此的答复却是：“李先生为民主可以殉身，我们不出来何以慰死者？”众人眼看争不过闻一多先生，最后只能被迫和他达成协议：你可以出席，但不能发言。
结果，一向言而有信的闻一多先生这一次却食言了，这很可能是他生平的第一次食言，同时也是最后一次。因为他在至公堂上看到了李公朴先生的爱人张曼筠，看到她声泪俱下地向众人报告李先生遇害的经过。因为悲恸过度，张曼筠的发言时不时就要被啜泣和哽咽所打断。
见闻此情此景，闻一多先生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扶着张曼筠坐下，然后面向自己的家人、昆明学联的朋友、民盟的同志，还有云南大学的同学们，发表了那篇震耳欲聋的《最后一次的演讲》
年轻的时候读这篇文章我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因为那时候的我涉世还不深，没办法理解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他们当时所处的环境，还有他们宁可冒着生命的危险也要去完成的伟大事业。
但是，现在，当我也来到了他们当初的年纪，当我也开始沿着他们曾经走过的道路向前摸索，当我也开始学着他们使用批判的武器来向黑暗与不公抗争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他们当时的心情，还有他们所作出的选择。
“反动派暗杀李先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大家听了都摇头，我心里想，这些无耻的东西，不知他们是怎么想法？他们的心理是什么状态？他们的心是怎样长的？其实很简单，他们这样疯狂的来制造恐怖，正是他们自己在慌啊！在害怕啊！所以他们制造恐怖，其实是他们自己在恐怖啊！特务们，你们想想，你们还有几天，你们完了，快完了！你们以为打伤几个，杀死几个，就可以了事，就可以把人民吓倒了吗？”
“其实广大的人民是打不尽的，杀不完的，要是这样可以的话，世界上早没有人了。你们杀死了一个李公朴，会有千百万个李公朴站起来！你们将失去千百万的人民！你们看着我们人少，没有力量。告诉你们，我们的力量大得很！多得很！看今天来的这些人，都是我们的人，都是我们的力量！此外还有广大的市民！”
“李先生的血，是不会白流的。李先生赔上了这条性命，我们要换来一个代价。”
如果现在让我和闻一多先生置换一下时空，我穿越回到了1946年7月15日，那么我想，当我站在云大至公堂的演讲台上的时候，我也会发出和闻一多先生一样的呐喊，不是应该会，而是一定会。
而同样的，如果闻一多先生来到了2023年9月7日，那么我想，当他面对着社交媒体上那满屏的污言秽语的时候，他也会为我写下一篇当年为李公朴先生所写的演讲稿的，不是应该会，而是一定会。
李先生的血没有白流，我的泪也不会。李先生赔上了他的性命换来了一个代价，我也要用我的遭遇向各位同志和朋友传递一个重要的信号：
平台里头有很多人从不待见我，但越是这样我才越是要坚持斗争下去。我在前进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正是象征着我正在前进的最好证明。我不会将我们好不容易才拼杀下来的一点舆论阵地拱手让人，哪怕我今后还将为此付出更为巨大的代价。
它们所谓的同情和支持从来，就不会降临到我们共产党人的身上，降临到我们爱国同胞的身上，降临到我们这些为了小家和大家可以抛头颅、洒热血的劳动妇女身上。要将广大妇女同胞从被压迫的状态中解放出来，我们真正能够依靠的力量是我们的党和国家，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是我们劳动妇女自己。
1946年7月15日下午，也就是悼念李公朴先生的报告会结束之后，在闻一多先生回家的途中，在距离住所仅有200米不到的地方，闻一多先生也遭到了反动派特务的暗杀。特务们手持冲锋枪朝闻一多先生和他的长子闻立鹤疯狂扫射，如雨点般袭来的子弹，几乎是瞬间就将他们父子二人给击倒了。
屋里的家人在听到枪声之后赶忙破门而出，抢在第一时间将闻一多先生父子二人送到医院。闻立鹤侥幸从鬼门关上逃脱，他的肺腑被子弹击穿，一发子弹距离他的心脏仅有毫厘。而闻一多先生则因为头部命中三枪，伤势过重，最终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已壮烈牺牲了。
在闻一多先生死后，教员和朱老总先是在7月17日这天给他的夫人高真发出了唁电，后又在7月26日于延安召开了纪念李、闻二公的追悼会既反内战反特务大会。
李公朴和闻一多两位先生的血最终没有白流。在他们壮烈牺牲3年以后，国民党反动派最终被人民赶出了中国大陆，一个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世界的东方冉冉升起；在他们壮烈牺牲4年以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狂言，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在世界上站稳了脚跟。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反动派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先生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们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理想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理想，另一种是理想通过我而实现，纵然是付出了自己的生命。
我也应该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我们都应该努力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
倒下了一个李公朴，还会站起来一个闻一多；倒下了一个闻一多，还会站起来千千万万个跳动着拳拳爱国之心的中国人。中国人民是不怕死的，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始终相信，无论是在1946年还是2023年，无论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中国都不乏像李、闻两位先生一样的赤子，他们都在准备着，前脚踏上舆论阵地，后脚就不准备再踏出舆论阵地。
压迫者啊！你看见一个倒下去了，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站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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