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写道，自周朝之后，中国就是一个“天下国家”，与普通国家有着根本上的区别，所以，在涉及中国历史上各种重大的国家问题时，不能简化到与普通国家相提并论。
由于“天下国家”数千年历史有一个“平天下”的“总事业”贯穿始终，而且取得了很大的“总成绩”——“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存续和发展、“广土巨族”的形成——这就决定了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独特性。例如，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一个历史之谜的中华政商关系，就需要在“平天下”的事业中破解，而且会发现其独特性的根源深藏在三千年前的商周之变当中。
“天下国家”，或称“内含天下结构的国家”[1]，区别于城市国家、邦国和王国等，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而“平天下”这一事业则是“天下国家”独有的也是必然的使命。因为这一事业的本质，就是对“天下”型定居文明的守护，确保它不解体，不灭亡。
《吕氏春秋》曰：“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2]又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皆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3] 即是说，“平天下”的事业，在于通过“天下为公”实现全天下范围内的安国、安家、安身。
周朝初期，以政治单位的层级结构和政治伦理的礼乐制度为核心，周王室（宗主国）为顶级，封国和服国（诸侯国）为第二级，士大夫采邑（贵族领地）为第三级，历史上第一次建立起内含天下结构的“天下国家”。然而，尽管是一个极具创新性的制度设计，细密而严谨，繁复而有序，“郁郁乎文哉”，却还是太超前于当时的时代了。
管仲曰：“以家为乡，乡不可为也；以乡为国，国不可为也；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以家为家，以乡为乡，以国为国，以天下为天下。”[4]老子曰：“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5] 意思是，“天下国家”是一个整体秩序，这个秩序对全天下每个政治单位包括每个人都是有要求的，必须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可以自行其是。
很显然，这太理想化，只在非常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中才可能实现。
春秋战国时期贯穿了三大历史进程
事实上，周朝初期的天下，还远远不是一个完整的、成熟的“天下”型定居文明，甚至大部分地区都还属于化外之地。化外之地渐次开化，先后融入定居文明区，最终合并成为“天下国家”的组成部分，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完成的。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回看春秋战国时期这段对于中华文明存续和发展至关重要的时期，会发现这五百多年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过渡期，也不是诸侯称王称霸故事、诸子百家争鸣故事等流传至今的历史典故所能概括的。整个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并行地贯穿着三大历史进程，而正是这三大历史进程的先后完成，才共同促成了秦朝的统一和秦汉帝国的建立。
第一个进程是国家的兼并和集中，数百个林立的小邦国，合并成为了七个大国，最终又统一成为了一个超大国家。
周初封建，“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6]，但这七十一个分封国，其实只是当时全天下邦国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按《逸周书》的说法，在封国之外， “凡服国六百五十有二”[7] 。
关于这些臣服于周朝的前殷商小邦国，或者就是小部落，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录，人们只知道周朝历史到了《春秋》记事的时代（隐公元年至哀公十四年），只剩下十几个方圆数百里乃至数千里的大国存世，绝大多数小邦国或部落都在过去的几百年里被兼并融合了。再到战国时代，又完成了一轮大淘汰，只剩下了七个更大的国家。
从七百多到七个，集中度99%，这是在干什么呢？如此剧烈的兼并融合，其历史意义是什么呢？
春秋时期形势图
小国被大国吞并、国家数量越来越少的兼并集中进程，世界历史上不乏其例，也最容易纳入现代的国际关系理论框架加以解释。例如查尔斯·蒂利的“国家制造战争，战争创造国家”的民族国家理论等。但是，如果只看到国家，甚至将春秋战国时期的各诸侯国简单理解为相当于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主体，就不能真正理解其历史本质和意义。
很多学者都忽视了这一点：春秋战国诸侯国的特殊性在于，它们虽然都已是典型的领土国家，但是在观念意识中，“天下”仍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就是群雄割据的所有领土国家的总和。因此，每个诸侯国都天生自带复兴天下的使命，各国君主都被告诫其言行要取信于天下，通过施行仁义“天下可运诸掌”。所以，就其本质而言，每个诸侯国都是在周初“天下国家”解体之后进入了“据乱世”阶段但仍然怀抱“太平世”理想的一个小型“天下国家”。
也就是说，这一时期的历史演进是带有方向性的，国家的兼并和集中也隐含了某种目的性，并不是只服从于丛林规则。到了战国晚期，七国无一不建政府、定法制、备官守、设郡县，本质上已属于同一种制度甚至同一种风俗文化的“现代国家”，相比周初时参差多态、类别不知凡几的七、八百个邦国部落，已经高度发达，既不属于同一类别，也非处在同一水平。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确有一个“战争创造国家”的进程贯穿始终，但这八百年却是“天下国家”从早熟到成熟、从理想到现实的一个具有自身演化逻辑的阶段性历史运动。而无论是欧洲近代早期，还是当代世界体系，并没有 “天下国家”这样一个历史背景，与春秋战国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个进程，是散布于东亚大陆的众多蛮夷戎狄族群大规模同化融入华夏族群。
周初封建，在山东北封齐太公，南封鲁周公，开始有了齐国和鲁国。但齐国和鲁国所在地区的原住民分别是莱夷和东夷，再往南的淮水流域还有淮夷，在建国早期，新移民与原住民相互争地，杀伐不断。所以，齐鲁两国的发展壮大过程，同时就是夷人被同化的过程。及至齐桓公九合诸侯、尊王攘夷、救燕国灭山戎那个时期，齐国内部的族群同化融合应早已完成。
晋国始祖是成王幼弟叔虞，始封于河汾以东的太原，该地的原住民是“群狄”，即商周时的猃狁、鬼方、鲜虞及后世的丁零、敕勒、铁勒、突厥等。《诗经·六月》所记周宣王遣尹吉甫“薄伐猃狁，至于太原”[8]，《左传·昭公十五年》所记晋大夫籍谈有言“晋居深山，戎狄之与邻，而远于王室。王灵不及，拜戎不暇”[9]等，即反映了晋初周人农民与游牧戎狄错居杂处、互有攻伐的情况。
及至鲁庄公十六年曲沃武公为晋侯时，“谓晋人曰：‘与我伐夷而取其地。’遂以晋师伐夷，杀夷诡诸”[10] 。晋献公时号称“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11]，大量的狄人部落如皋落氏、骊戎、耿、蒲、屈等，都在这一时期先后被灭国。
再说秦国。与周人东进的方向正好相反，原属东夷居于曲阜的秦人，在商朝末年从山东穿越中原来到西北，取了周人故地。
根据司马迁在《史记》中的记载，秦人赢姓，始祖是东夷白帝。西迁时，赢姓的一支去了山西，成了后来的赵国；另一支去了甘肃和陕西，就是后来为周孝王养马，并“分土为附庸”的秦赢。秦仲被封为西陲大夫，为周王室“保西陲”，岁岁攻伐，到秦文公五世中有三君死于戎难，历时四百余年与西戎混居杂处，相互融合。经过春秋战国时期，西戎整体即已全部被秦、晋、赵等国同化。《后汉书》中所记的西戎，只剩青海诸羌。[12]
楚国更不必说，连是否正宗的黄帝世系都大可怀疑，所谓帝颛顼之后、唐祝融之后、夏昆吾之后、殷彭祖之后、周始祖曰熊绎等各种认祖归宗都是自称的，无法考证，总之与中原族姓世系有别。建国之后，在南方不断融合百濮百越“群蛮”，在中原则将汉阳一带周初姬姓诸封国吞并殆尽。经过数百年同化融合，无论从种族上还是文化上讲，楚国整体上还是更接近于荆蛮。也是到了齐桓公称霸的时期，楚国崛起成为大国之一。
所以，若以齐桓公的霸业高峰时期为阶段标志，如公元前664年率大军灭山戎孤竹之年，此时距周初分封诸侯过了大约三个半世纪。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齐和晋，是中原对外扩张消灭戎狄，而秦和楚，则是蛮夷向内同化融入中原。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都是华夏族的扩张和对蛮夷戎狄的同化。
第三个进程，与种族融合进程相一致且更为本质的一个进程，就是定居文明区域的同步扩大。
一些学者认为，华夏族与蛮夷戎狄的区别，并非是种族上的，而是由生产生活方式所决定的。如拉铁摩尔，他的“移置理论”（theory of displacement）认为，在北方草原地带过着游牧生活的戎狄部落，实际上是被很早就居住在农牧交界线附近的边缘人口“推动”出来的，是定居的农耕社会人口和土地不断扩张的结果。
也就是说，这些戎狄部落不过就是当初边缘人口中那一部分更能适应大草原自然环境的人群而已，种族上并没有根本的差别。《史记》曰：“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3]也是一个佐证。
现代中国的农牧业分界线示意图
周朝以迁居到岐下周原的周人氏族为文明主干，周人继承后稷、公刘的稼穑传统，推进农耕，发展农业，所以，当开始实施“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的武装殖民政策后，基于农业经济的定居文明就在一个很短时期同步扩大到了各地边疆。这应该是在那个历史时期最大的一次定居文明圈的扩展。七十一个诸侯国，就是七十一个定居文明核心区，这应该没有问题。然而，农民集团在全天下范围内进行武装垦殖，这一战略性扩张行动的另一面，必然是对于全天下先前的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部落领地的战略性抢占和掠夺。
对于采集者、狩猎者、放牧者们来说，原本自由自在、居无定所、四处游走的生活，变成了在一个固定的地方居住下来，每日在一片固定的田地里耕种，或在一座固定的房子里缫丝织布的生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巨大转化。究竟有多么巨大？用尤瓦尔·赫拉利的话说：
人类曾有长达250万年的时间靠采集及狩猎维生，并不会特别干预动植物的生长情形。……农业革命所带来的非但不是轻松生活的新时代，反而让农民过着比采集者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狩猎采集者的生活其实更为丰富多变，也比较少会碰上饥饿和疾病的威胁。
确实，农业革命让人类的食物总量增加，但量的增加并不代表吃得更好、过得更悠闲，反而只是造成人口爆炸，而且产生一群养尊处优、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普遍来说，农民的工作要比采集者更辛苦，而且到头来的饮食还要更糟。[14]
蛮夷戎狄融入华夏的过程，实质上也就是这个转变过程，并无其他。因为一旦定居下来，从事重复的农耕和养殖生产活动，就是一整套的新道德和新风俗，文明发展的速度也随之加快，城市开始出现，成为定居文明的主要标志。
反映在汉字上，“國”与“野”相对，《说文》段注：“歫國百里曰郊”，“郊外謂之野”；而“文”也与“野”相对，《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其中的含义是，只有武装边界之内的國才有定居文明，而边界之外的野，既可以是农耕也可以是游牧或游猎，处于荒蛮世界。
分封初期，最靠近“天下之中”的鲁、卫、宋、郑、陈、蔡各国，或是先王故都，或是文物重地，历经数百上千年文化浸润涵养，已成华夏族的人文渊薮所在，声教衣冠名区。相对于晋楚齐秦燕吴越等边疆国家，在这些中原小国里见不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15]各部落，也没有“被发左袵”、“断发文身”等风俗，文化上都是“君子国”，血统上都属“正宗”，也就是农耕定居文明的核心区。《论语》记：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16]
中原地区定居文明的经济和文化繁荣景象由此可见一斑，与边疆地区的荒蛮面貌迥异。
但是，春秋战国五百年的历史大势，却是文化高人一等的定居文明核心区注定被半开化的边疆大国先后灭国。晋楚中原争霸、齐秦东西二帝，核心区的老贵族国家都先后成了大国霸政的牺牲品。如果抛开国家的表象，仅从蛮夷戎狄被同化并转入农耕定居生活方式的先后顺序上看，其规律即表现为：率先转入定居的地区一定会出现文化和经济上的昌盛，但尚武精神也迅速消失，国力随之衰落，随着晚近转入定居的地区在四周崛起，国力增强，前者终将被后者征服吞并。
这一可以被简要归纳为“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的规律，不仅只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实际上贯穿于全部人类文明史。从古埃及古苏美尔覆灭到雅利安征服古印度，从古罗马帝国亡于北方蛮族到蒙古大军横扫欧亚大陆，从东胡女真入主中原到欧美列强统治全球，各文明历史概莫能外。本系列在后续篇章中还会详细阐释，这里暂不赘述。
综合以上，春秋战国时期的无与伦比之处在于，这五百年里包含了国家的兼并集中、种族的同化融合以及定居文明区域的层层扩大这三大历史进程。而秦朝大一统的实现，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则是这三大历史进程共同的结果。
最终，通过这三种历史进程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创造了最佳条件，并在“早定居者衰，晚定居者胜”历史规律的作用下经过上千次战争决出了秦国这个“与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 [17]的终极胜利者，天降大任于斯人，由它一举完成了大一统历史使命，重建了周初开创的“天下国家”。
70年对话5000年，今天的中国人应该认识到，春秋战国时期这些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运动，在整个世界的文明史上，不仅在当时是空前的，直到今天也还是绝后的。翻遍世界历史，找不到任何可以与之相比的时期。
西方学者至今看不懂春秋战国时期
西方学者看中国，一直都有很多难解之谜，甚至研究越多，谜团反而越多。导致这种情况出现，本不是因为中国问题有多神秘、多难懂，归根结底还是西方学者自身的问题。概言之就是两大先天缺陷：一个是老毛病，就是先入为主的“西方中心论”立场，用西方文明做标准评判其他文明；另一个可以叫做不由自主的“现代中心论”立场，用现代社会做标准评判古代社会。
进一步讲，这两个先天缺陷是一病二症，因为西方文明本身就是一个没有历史的现代文明，其巅峰只出现在近代之后，所以偏于“西方中心论”也必然同时偏于“现代中心论”。结果就是，大多数的西方学者，既不能很好地理解其他文明，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古代历史，两个偏向叠加之后表现为：在面对最具历史特性的中华文明时完全混乱，就像是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遥望高山大川，怎么看也是模糊一片。
这里不得不提到数年前由四位顶尖学者倾十年之功完成的六卷本《哈佛中国史》。无论这部被认为代表了“新史学”中国史研究世界水平的著作取得了多高的学术成就，获得了多少赞誉，被多少名牌大学当作教科书，它的先天缺陷却是如此的显而易见。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该书直接截断了春秋战国及其以前的这段历史。作者之一陆威仪在他编写的第一卷《秦与汉》中写道：
总体来说，秦和汉两个帝国构成了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如同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和“古希腊——古罗马”地中海时代类似，这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和其他时代明显不同。但是，如果不先抓住中国这个最早的统一时期，了解其完成统一的具体过程，我们就无法理解本书所要讲的内容。[18]
这段话里，历史观的先天缺陷和内在荒谬一目了然：第一、秦汉不是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夏商周才是；第二、秦汉之于中国，完全不同于古希腊和古罗马之于西方，两者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第三、秦汉不是中国最早的统一时期，从“天下一统”的角度看，周朝是第一次，秦汉是第二次；第四，没有春秋战国时期，就没有秦汉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不提前者，后者就好像天上掉下来的，这不是历史，是童话。
《哈佛中国史》主编卜正民（左）和“秦与汉”作者陆威仪（右）
当然可以争辩说，学术研究，各有道理，陆威仪的辩护是：
（前帝国时期）的人，要么以“秦人”“齐人”“楚人”为人所知，要么以其他诸侯国国名命名，或者以某个特定地域命名，比如“关内人”。公元前3世纪，秦的征伐把这些不同的人群在政治上联结起来……[19]
这个理由单薄得像是开玩笑。本系列在前面讲了，周初建立的是“天下国家”，秦汉建立的也是“天下国家”，都不是普通王国或帝国，都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独特的也是必然的产物。而整套“天下”体系和政治结构，则是周初的创造，并经过周朝八百年，特别是春秋战国五百年三大历史进程的反复糅合塑造，最终才孕育出现代化的“天下国家”秦和汉。
这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重大事实，周朝初期形成的“德治天下”和“协和万邦”伟大理想，直到今天的现代世界还远远没能实现。三千年来谁著史？三千年前谁领先？为什么故意无视呢？将中华文明中的秦汉对应西方文明中的古希腊古罗马，同称“古典时代”，表面上看似乎也算一种学说，但在人们头脑中产生的实际效果是什么呢？
在中华这边，秦汉距今只有2000多年，原本的5000年文明史被一下子截掉了3000年，少了一大半；在西方那边，古希腊古罗马本是包括西亚和北非在内的古代地中海社会一部分，一旦被并入了所谓“西方文明”，原本只有1500年文明史的西北欧社会又接上了另一个社会的1500年历史，最后结果，好像西方文明史比中华文明史还要悠久，还要连续！
70年对话5000年，对于西方学者明显属于“西方中心论”和“现代中心论”双重错乱的问题，实际上没必要再平等讨论，只能彻底扬弃。环顾中国历史研究领域里西方学术霸权留下的一个个“精神殖民地”废墟，中国学者还有大量的拨乱反正工作要做。
另一个说明“精神殖民地”贻害严重的例子，是欧美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就是运用基于近现代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理论模型，研究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期，并使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进行相互对照，试图找出为什么中国的秦朝实现了统一，而欧洲始终四分五裂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项研究，出了不少学术成果，有人强调地理因素，有人强调文化因素，有人强调支配和制衡或进攻和防御的平衡因素，但都没有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
美国圣母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许田波2008年完成的《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一书，代表了欧美学术界在这个领域的学术前沿。
该书基于如下基本假设：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和近现代欧洲在很多方面有相似性——起源于一个由许多国家组成的封建社会，有着频繁的战争，经历了封建体制的垮台和官僚体制的形成，有一个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等，因此可以运用比较历史学、以国际关系理论和行为主体性（agency）为核心的理论方法进行对比研究。
研究的结果是：之所以近代欧洲的历史演进形成了一个多国平衡的局面，而中国却走向了统一，是因为春秋战国中的列国采取了“自强型改革”和“聪明的”军事外交策略，而欧洲国家却都采取了“自弱型权宜措施”的对应和相对“笨拙的”外交策略，所以前者的国家力量越来越强大，最终迎来了秦国的统一，而后者则由于“实施‘自强型改革’之晚和推行‘自弱型权宜措施’之早，继续使欧洲偏离强制型轨道”，而失去了武力统一的机会。[20]
《战争与国家形成：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不能说该书中使用的“竞争性逻辑的动力学”理论模型不学术，长达42页的中西文参考文献目录令人肃然，书中也不乏精彩论述和深刻洞见，但总体上，这项研究却又是双重错乱的典型。
由于“西方中心论”立场，作者将不具备对称性的中国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西方两者硬塞进比较历史学的对称性案例研究框架当中，于是不得不忽略大量的差异性，勉强求得一个简化对比中的简化结论。又由于“现代中心论”立场，作者实际上是在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框架下来分析春秋战国的历史发展，完全丧失了历史感。
赵鼎新教授在针对该书的一篇书评中指出，“受到对称性比较历史学方法一些固有局限的限制，采取这一方法的学者一般重比较而轻历史，或者说他们的历史叙述往往缺乏很强的时间/空间感。”[21]
以上两个例子都说明，如果不改变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基本的出发点，无论是哪一种“新史学”，都是死胡同，出来的研究成果也都是误人误己。
何为基本的出发点？既然世人公认，只有中华文明是唯一从最初的原生文明延续发展至今没有中断的文明，那么理所当然，也只有中华文明最适合当作一种标准，用来对比其他文明，进行各种衡量，并描述出人类文明史的一般发展规律。
在这个标准中，春秋战国这一历史时期的本质就是：它是“天下”型定居文明发展的一个必经阶段。在这一独特文明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夏商两代是“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成型阶段，周朝八百年是封建制“天下国家”发展阶段，从秦朝开始是郡县制“天下国家”发展阶段。
按唐代柳宗元的看法，在制度演进上，郡县制取代封建制为势所必然，也是“公之大”之后的自然结果：
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
夫殷、周之不革者，是不得已也。…夫不得已，非公之大者也，私其力于己也，私其卫于子孙也。秦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公天下之端自秦始。[22]
柳宗元画像
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从周事“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到秦事“失在于政，不在于制”，归根结底，这是“天下”型定居文明自有的制度演进逻辑，只有中国人自己看得清楚。如果不是受到“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的干扰，今天的中国学人断不该连唐代古人那点见识都没有。
从柳宗元到现在，中华的“天下”型定居文明又按照自身的逻辑发展演化了1200年，并成功汇入了全球化时代。立足于当下世界回看从“势不可”到“势之来”、从“私天下”到“公天下”的历史发展大势，难道不是来到了“世界之所以革之者，其为制，公之大者也”的新时代了吗？而包括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公之大”，不正是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吗？
从周初的“天下国家”，到今天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属于“天下”型定居文明的三千年演进脉络，不是从《圣经》叙事到“现代性”这个西方文明演进脉络，两者在“公天下”大势还是“私天下”大势的区别中泾渭分明。其实，反观西方文明，无论是真实的1500年，还是虚假的3000年，都没有经历过“天下”型定居文明的自发演进历史，当然也就不可能在全球的“天下”时代为全人类指出共同发展方向。
反之，今天倒是应该运用中国“天下”型定居文明的标准，重新看待、重新衡量西方这一个最晚转入定居文明的新生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