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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仑策研究院:毛远新:毛主席谈“天才” |2023-0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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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涅附言】因为某种机缘,余涅获得了毛远新老师撰写的《毛主席谈“天才”》一文。在征得作者本人同意后,发表在这里,以飨读者。


毛主席谈“天才”
毛远新

1970年底,辽宁省党的核心领导小组向中央汇报筹建党代会的情况,我和陈锡联、李伯秋等人一起到北京,住在京西宾馆。汇报结束后,我回中南海去看望主席。

主席说:“你们辽宁是全国最后建革委会的省吧?

我说:“在1968年5月,是全国倒数第四个建革委会的省。”

主席说:“总理告诉我,辽宁去年工农业生产总值就已超过了1966年。中央认为辽宁的形势比较好,现在是全国可以召开党代会的前三名,可以选举新省委了。两年前,辽宁三派还打得不可开交,其中两派都是反对陈锡联的,中央担心呢。总理说辽宁很快消除派性实现了大联合,你功不可没,提名你是省委副书记人选,我说只能进常委,但政治局都支持他的意见。”

我说:“还是当时中央政策调整得好,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矛盾,承认各派都是革命群众组织,一碗水端平,辽宁才很快消除派性,实现了大联合。”

接着,我简要汇报了辽宁的情况,谈到陈锡联传达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学习主席《我的一点意见》的情况。

主席说:“他们说我是天才,是'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屁话!才不要信呢。我小时候跟着母亲拜过菩萨,信过佛。读了私塾,又迷信孔夫子,崇拜曾国藩,进了洋学堂又崇拜过康德。要不是陈独秀,我的老师,我哪里晓得,这个世界上还有个姓马的大胡子哟。陈独秀是个好人,有点固执,后来犯了错误。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他是有第一位功劳的。他和李大钊都是我的老师,我不是什么天才的马克思主义者,是后来从老师那里学来的。”

主席说:“还有什么'一句顶一万句’,'句句都是真理’。才不要相信呢!”我当时愣了一下,心想,那不是林副主席说的吗?

主席说:“一句就是一句嘛!修改《宪法》草案,我说要删去什么'天才地、创造性地发展’那几个副词,讲过四遍,顶四万句了吧?但顶个屁用!一句话可能说对了,也可能说得不对,除了神仙,谁能句句都是真理?”

停了一下,主席又说:“我看呐,连神仙也作不到。《圣经》上说有条蛇,劝两个年轻人吃了树上的苹果,上帝很生气,就处罚蛇终生吃土。可是科学家发现,蛇是从不吃土的。可见上帝也会说屁话呢。不许人吃苹果就是错误的。那条蛇叫人吃苹果,不要听信上帝的清规戒律,我看蛇是对的,是革命造反派。不然的话,我们今天还吃不上苹果呢。按照《圣经》的逻辑,那两个年轻人吃了苹果,头脑才开了窍,才晓得男人女人之间还有那么一种微妙的关系,有了羞耻感。那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嘛,否则今天大家还都光着屁股呢。”

我忍不住笑起来。

主席也笑了,说:“我看蛇是有功的,人类的繁衍,文明的进步,现在世界上有了几十亿人,都应该感谢这条蛇呢。可见上帝也会说错话做错事,他站到整个人类的对立面去喽!我是站在蛇一边的,支持它造上帝的反。”

主席转过身来问:“你也支持吧?”

“我也支持。”我说,“主席你生于1893年,农历是癸巳年。辰龙巳蛇,你就是属蛇的。”

“哦?我属蛇。那你呢?”主席问。

我说:“我1941年生,农历我说不清。正好晚你48年,12年一条蛇,我也属蛇。”

“来!”主席熄灭手中的烟头,举起茶杯:“为蛇干杯!”我举起茶杯,和主席碰了一下,喝了口茶。

“我们中国有个孙猴子,”主席放下茶杯说,“也是个革命造反派,他不管玉皇大帝的清规戒律,大闹天宫,搅得天庭不得安宁,把王母娘娘的桃子吃个精光,还在如来佛的手掌上屙了泡尿。你读过《西游记》吧?”

我说:“小学就读过,上初中又读过一次。”

主席说:“那你说说看,吴承恩为什么要写《西游记》?”我说:“为什么写……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

主席说:“我看呐,他是对朝廷政治不满,又不敢去骂皇帝,就编出个孙猴子,搅得朝庭不得安宁。结果呢?判了五百年徒刑,刑满出来,还得加上个紧箍咒,不许你乱说乱动。这就是革命造反派的下场哟。唐僧取经,九九八十一难,遇到的妖怪是什么来路?我看呐,许多都是中央高级领导干部身边的工作人员,什么秘书、警卫、司机之类。这些人到了民间,为非作歹,祸害百姓,连神通广大的孙猴子都斗他们不过。为什么呢?”

“书上说,他们都是偷了主人很厉害的法器。”我说。

“很厉害的法器是什么?”主席说,“无非就是主人的招牌罢了。最后还得把主人请来,把妖怪收回了之。而那些没有背景的妖怪,都死在孙猴子的棒下。这叫什么呢?这就叫领导干部的特权!”

主席说:“吴承恩几次科举不中,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据说他写过首诗,其中有两句说:‘胸中磨损斩邪剑,欲起平之恨无力’。可能就是他写《西游记》的初衷。想斩尽世上的邪恶,在心里把剑都磨坏了,也只能自叹回天无力哟。”(后来我查过吴承恩的资料,他有首长诗,其中有四句曰:“野夫有怀多感激,抚事临风三叹息。胸中磨损斩邪刀,欲起平之恨无力。”——作者注)

主席说:“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要带头反对特权,管好自己和和身边的亲属、工作人员,不然有人可能打着领导的招牌,到下面去祸害百姓呢。好像是在‘九评’中,列出了十多条,专门对领导干部提出要求,特别讲到党和国家的干部都是普通劳动者,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要定期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要和群众打成一片。还提出要反对领导干部的高薪,反对特权,缩小领导干部与人民群众收入的差距。你找出来再读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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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点了支烟,说:“还有什么‘天才的军事家’,才不要信呢。我是个教书的先生,师范毕业,没上过军校,也没进过讲武堂。机关枪能打多远,迫击炮能打多远,部队行军一天能走多少里,我统统不晓得。秋收起义后,我打了许多败仗,队伍跑散了,拢都拢不起来,我急得直跳脚。几千人的队伍,死的死,跑的跑,只剩下几百人上了井冈山。后来去赣南发展,还是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一直到闽西打下长汀,才喘得口气,可以回过头来总结经验教训。打了败仗跌了跤子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跌了跤后不能客观地总结教训。

狗屁'天才的军事家’。我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是在打了许多败仗之后,才逐渐学会打仗的。为什么打了败仗,队伍跑散了拢都拢不起来呢?我到连队去调查,想到连队里没有核心,提出把支部建在连上。一个支部七八个党员,每个党员再交一两个知心朋友,积极分子,连队就有了核心。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人就变得聪明些喽。说我是天才,我不赞成。说我善于总结经验,我赞成。


主席说:“还有什么四个伟大,哪有那么多伟大哟,讨嫌!”主席又转过身来问我:“你说说看,世界上什么人最伟大?”。

我心想是指古人还是今人?指军事家还是科学家?……一时回答不出。主席说:“我看呐,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母亲。”这个答案,当时我是根本想不到的。

主席说:“还有人说,我要删除那几个副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在原则问题上我是从不让歩的!”主席再次转过身来问我:“什么叫谦虚?”

没等我想好用什么词来概括,主席就说:“谦虚就是实事求是,不足为傲,过之似伪。实事求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喽。”

主席说:“还有什么人民解放军是我亲手缔造的,是某某人直接指挥的。缔造者就不能指挥了吗?何况也不是我一个人缔造的嘛。我是个教书的,没学过军事,我一个人怎么缔造军队呢?”

我说:“在一个材料上我看到,辛亥革命时期,你是当过兵的。材料上说,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学习研究军事了。”

主席摇了摇头:“当过兵不假,有大半年吧。但是说从那时就开始学习研究军事,那是屁话。我不过就是想走出去长长见识,看看外面的世界哩。”

我说:“那总是参加过军事训练,了解些军事常识吧。”

主席又摇头,说:“因为我的文笔好,长官把我留在身边当了个文书,帮他钉个名册,作个记录,起草个命令报告之类东西。”主席故意压低嗓门,悄悄说:“当文书可有个好处呢,早上可以睡懒觉,不用出操,不用参加训练。”我又忍不住笑了。

主席说:“缔造一支军队谈何容易,就像要打造一把刀,首先得要有铁匠,这个铁匠不是我,主要是朱老总,他上过讲武堂,行伍出身,有带兵打仗的实践经验。他能把一帮闲散的农民,组织训练成一支能打仗的队伍,从单兵素养到班排连营的基本攻防战术。还有伯承、剑英他们。我的作用,主要是如何使这把刀更加锋利,更加坚韧。再一个,就是这把刀如何个耍法,出出主意。”

说着,主席背靠沙发,举起右手空握着拳,在自己面前左右晃了两下。

主席说:“秋收起义失败后,上了井冈山,我一直在想,要建一支什么样的军队。这支军队要不同于国民党军阀的部队,也不同于王佐、袁文才绿林好汉的队伍。这支军队要成为我们党实现自己政治目标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不仅要打仗,还要组织宣传民众,还要帮助建立地方政权。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党指挥枪,要在军队内部建立党的组织和思想政治工作制度。同时,要建立一整套新的官兵关系,新的军民关系,新的军政关系,制定新的部队纪律。这和朱老总他们熟悉的带兵经验就不大相同喽。开始他们难以接受,产生过一些矛盾,还一度剥夺了我对部队的指挥权。后来实践证明,只有这条路子,红军才能生存,才能打胜仗,他们又转过来支持我的意见了。南昌起义失败,两万多人的队伍,死的死,跑的跑,也只剩下几百人,是朱老总带着,转战广东、江西、湖南,坚持斗争到井冈山会师。所以,只说我一个人是缔造者,我不赞成。说我是缔造者之一,我赞成。这不是什么‘伟大的谦虚’,这才实事求是嘛。”

主席说:“不仅是打仗,许多知识都是从实践中学到的,单从书本上是学不来的。书是要读的,问题是怎么个读法。”

主席又朝我转过身来问:“什么叫知识?”又提出一个我一下子难以回答的问题。但我知道了,他并不是非要我回答不可。

主席接着说:“那是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过程中经验的总结。读了几本书,就觉得自己有了知识,是个知识分子,了不起喽。我看不见得。许多大学生,包括你,”主席用手指了我一下,“读了许多书,如果不去实践,前人的经验还不能变成自己的经验,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只有参与实践,才能检验你读到的东西是否正确有用。同时,又获得了书本上没有的知识。你能把前人的经验,通过实践变成自己的经验,能成功地解决实际问题,那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知识分子。

马服君是战国时期赵国的名将,一生带兵打过许多大仗。他的儿子赵括,读了许多兵书,连他的父亲都辩论不过他。马服君临终前,交代他夫人说,千万别让我们的儿子去带兵打仗。后来秦国入侵,赵王不听劝阻,起用赵括统帅大军。结果呢?上了战场,碰上白起,四十万大军全军覆没,统统被活埋。我说有些人书读得越多就越蠢,就越没有知识,指的就是赵括这类脱离实际,只会夸夸其谈的读书人。”

“赵括也算得上是知识分子吗?”我问。

“也算也不算,”主席说,“他就是那种只有书本知识而没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还有王明路线临时中央的老爷们,吃了几年洋面包,读了几本马列的书,但他们对中国的实际,苏区的实际情况,一点也不了解,却要指挥一切。结果好了,把苏区几乎统统丢光,三十万红军剩下不足三万。我在延安写文章说,饭是要一口一口吃的,路是要一步一步走的,子弹是能打死人的,这些老爷们连这都不懂。我们党吃这类知识分子的亏太多了,所以提出知识分子的改造任务,让那些只有书本知识,却没有实践知识的知识分子,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的实践中去,通过实践磨炼,变成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同时,也提出教育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把培养脱离实际的知识分子的学校,改造成为培养既有书本知识又有实践知识,真正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学校。

我要你们军工学院统统下到农村去搞四清运动,就是要你们去接触中国社会的实际,除了有书本知识,还要有实践知识,那是坐在课堂里学不到的。大学毕业了,我要你离开大城市,到野战部队的基层连队,从当一名战士做起,就是担心你成为赵括那样的知识分子。国民党的将领中,真正有点本事的还是黄埔军校早期的学生,因为他们要从当兵开始,亲身参加作战实践。后来那些陆军大学毕业生,书读的不少,但真正能打仗的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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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说:“庐山会议闹了个大笑话,许多高级干部,居然相信天才,连什么是唯心论的先验论,什么是唯物论的反映论都没有搞清,打着拥护什么‘天才’的旗号,跟着陈伯达起哄,搞突然袭击,以为这一哄,二中全会原定的议程就全推翻了。我偏不买这个账,说他‘大有炸平庐山之势’。庐山会议实际上是一场未遂的政变,无非是‘诛晁错,清君侧’而已,古已有之。我看,我们党的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还是要多读些马列的书噢。”

我问:“你看我应该从哪里读起呢?”

“嗯……”主席想了一下说:“可以先读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

主席端起茶杯,喝了口茶说:“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是黑格尔,他是马克思的老师。马克思、恩格斯从他那里学到了辩证法。但恩格斯说,黑格尔的体系没有错,但他是建筑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是头朝下,脚朝上,倒立着的。马克思把他又倒了过来,头朝上,脚朝下了。

费尔巴哈也是马克思的老师,他的《宗教的本质》(应是《基督教的本质》 ——作者注)一书中的唯物主义观点曾经给马克思、恩格斯带来极大的解放。恩格斯说,我们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但是,马克思又发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不彻底,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到了人类历史领域,他又回到了唯心主义。所以恩格斯说他下半身是唯物主义,上半身还是唯心主义。

马克思、恩格斯对他们的老师既有继承又有批判,提出了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所以我说马克思、恩格斯也不是什么天才,他们是从资产阶级那里学了辩证法,学了唯物论,又学了经济学,学了社会主义学说。但他们不是盲目地学,迷信地学,而是批判地学,这就叫扬弃。经过自己的思考与实践,有扬有弃,正确的就发扬,错误的就抛弃,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主席说:“我过去批评你学习方法不对头,以为老师讲的,书上写的都是对的,都是真理。才不见得呢!现在,你到东北辽宁工作,从北京发下去的指示、号令,都是对的吗?也不见得。还是应该多问几个为什么,认真思索一下,看看是不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看看是不是符合你们下面的实际情况。中央的指示,包括我说过的话,有些说对了,符合客观实际,你们省委就执行。有些说错了,不符合客观实际,你们就向中央反映,就要敢于和中央争论。只有经过争论,哪怕争得面红耳赤,才能知道真理究竟在哪里。只要你们的意见更接近真理,我就作自我批评。害怕争论,躲避争论,甚至不许争论,或者是自己心虚胆怯,或者是以势压人,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都是错误的。”

主席再次转过身问我:“什么叫真理?”不等我回答,他就说:“真理就是真正反映事物发展变化客观规律的道理。人的主观认识与事物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总是有差距的,如果差距小一点,十个指头有两个或者三个,那就很了不起喽。人们认识到的真理都是相对的,今天被当作真理的东西,都包含有明天可能会显露出来的谬误部分;今天被认为错误的东西,明天可能被证明它还包含某些真理的内容。所以肯定一切、否定一切都是不对的。经过怀疑,思考,分析,肯定那些应该肯定的部分,否定该否定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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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重新点了支烟,说:“庐山会议原定议程,是为四届人大召开做准备,就有讨论修改《宪法》的议题。我提议,把公民有‘四大’的权利写进去。这样,人民群众就可以随时发表他们的意见,可以监督各级党委、各级政府干部的工作。还要把工人有罢工的自由写进《宪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还允许工人罢工自由,社会主义国家,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居然害怕工人罢工,岂非咄咄怪事?除非你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是自己屁股不干净,做了见不得人的事,脱离了群众。不然你怕什么?我看只要处置得当,罢工只能揭露矛盾,暴露坏人,教育群众,有利于反对官僚主义,改善干群关系。哪有共产党人比资本家更害怕工人的道理!”

主席从手边茶几上拿起一摞材料递给我:“黑龙江出了点问题,中央有些担心,那里是边防第一线,这样搞下去不好。你拿去看看。”

我接过材料粗略翻了一下,多是新华社、人民日报等单位的内参,还有一些电报、记录稿,反映黑龙江省委主要领导的问题。

主席说:“你转告陈锡联,他们先回去,你留下,中央正在考虑黑龙江的问题怎么处理。总理提议要你参加,说你对黑龙江的情况比较了解。这些材料你先拿去看看。”我拿起材料,站起身来向主席告辞,主席也站起来和我握了手。

我刚转身,主席说:“等一等。”我又转回身来。主席问:“‘天才’一词,英文怎么说?”

“天才?”我说,“好像是gen……什么的,记不清了,可以查查。”我走到对面墙角,从书架上抽出郑易理主编的《英华大辞典》。

“查到了,”我说,“‘天才’英文是‘genius’。汉语注释为天才、天赋,还可以解释为神仙、妖怪。”我边说边把翻开的辞典指给主席看。

“哦,在庐山,他们说我是妖怪。呵呵呵呵。”主席笑了,我也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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